简牍检署考（节选二）

王国维

       上古简策书体，自用篆书。至汉晋以降，策命之书亦无不用篆者。《独断》云：“策书篆书。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如上策而隶书，以尺一木，两行。惟此为异。”《通典》五十五晋博士孙毓议曰：“今封建诸王裂土树藩，为册告庙，篆书竹册，执册以祝，讫藏於庙……四时享祀，祝文事讫不藏，故但《礼》称：祝文尺一白简，隶书而已。”然则事大者用策，篆书，事小者用木，隶书，殆为通例。《隋志》言“北齐封拜册用篆字”，盖亦用汉晋之制也。孔安国《尚书序》云：“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则汉时六经之策，似用隶书。然孔传赝作不足信。又汉经籍虽有古今文之分，然所谓今文，对古籀言之，亦不能定其为篆为隶；唯汉时宫籍狱辞，亦书以简，则容有用隶书之事。

又书传所载，似简策亦有用草书者，则殊不然。《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列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於左方。”顾氏炎武《日知录》二十一据此遂谓“褚先生亲见简策之文，而孝武时诏已用草书”。然褚先生所谓真草诏书，盖指草稿而言。封拜之策，诸王必携以就国；则长老好故事者所藏，必其草稿无疑，未足为草书策之证也。宋黄伯思《东观馀论》上《汉简辨》云：“近岁关右人发地得古瓮，中有东汉时竹简甚多，往往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书，书迹古雅可喜，其词云云。”则汉时似真有草书之简。然据赵彦卫《云麓漫钞》七所纪，则不云竹简，而云木简，且谓吴思道亲见之于梁师成所，其言较为可据。则以章草书简，均无确证，或竟专用篆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