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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4月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了1号和2号两座西汉墓葬。临沂县城的南面有两座隆起的小山岗，东西对峙，东岗名为金雀山，西岗名为银雀山，两处都保存有规模较大的汉代墓地。这里在汉代属于东海郡的开阳县。银雀山靠近城区，由于市政建设的发展，高地已逐渐削平，1号墓就是在市政基本建设中发现的，这次发掘也是为配合市政建设而进行的。银雀山1号和2号墓葬中都有汉简的出土，竹简出土时浸泡在泥水中，有的竹简已经和淤泥膠结在一起，朽坏残断现象十分严重，出土时又受到一些损伤。银雀山竹简主要出土于1号墓葬，该墓所出竹简共编7，500余号，整简数量不多，大部分是残片，有不少残简上仅存一两字。竹简原分长短两种，长简全长27·5厘米左右，宽度多数为0·5～0·7厘米，厚0·1～0·2厘米。绝大部分竹书是用长简写的。用短简书写的似乎只有关于“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的占书一种，此类竹简全部残断。其整简长度估计为18厘米左右，宽度为0·5厘米左右。竹简原来用绳分编成册，因编绳年久朽断，出土时竹简的顺序已经散乱。长简大部分有三道编绳，少部分有两道编绳。此外，1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些木牍和木牍残片，经缀合，这些残片原物当分属五块木牍。 其中第一块木牍断裂为二，经缀合后完整无缺。长22·9厘米，宽4·6厘米。上面抄列《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令》及《上篇》、《下篇》等十三个篇题。分三栏抄写。出土时木牍的腰部尚有残存的系绳。这种木牍疑为捆在简册书帙外面的题签。第二块木牍共由六块残片缀合，残长22·3厘米，宽43厘米。此牍系《孙子兵法》的篇题木牍，分三栏抄写。上列《势》、《九地》、《虚实》、《用间》、《七势》等篇题。第三块木牍是由九块残片缀合而成的，残长22·3厘米，宽4·5厘米。分四栏书写。上列《将败》、《兵之恒失》、《效贤》、《为国之过》、《持盈》等篇题。第四块木牍是由四块残片缀合而成，残长17·8厘米，宽4·3厘米。分三栏书写。上列《曹氏》、《禁》等篇题。第五块木牍是由三块残片缀合而成，残长4·3厘米，宽3厘米。分二栏书写。上列《分士》、《兴理》、《三乱》、《三危》、《亡里》等篇题。银雀山2号墓中仅出土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三十二枚简。这类竹简大部完整，简长69厘米左右，宽1厘米，厚0·2厘米。有三道编绳。 1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内容主要是古书类，一部分是现在还有传本的古书，大部分是佚书。前者主要有《孙子》、《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孙子》和《六韬》中都包括一些佚篇）。其中除了《孙子》十三篇外，其它几种似乎原来都不是足本。上引篇题木牍中的《王兵》篇，其内容错见于今本《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等篇中，此篇与《管子》的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尚有一残篇，其内容似与《周书·王佩》相合。佚书类主要有：一、《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中称《齐孙子》，简本不全。二、见于《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下的《地典》。三、唐勒、宋玉论驭赋（疑为宋玉赋佚篇）。四、上引篇题木牍中所列诸篇中的绝大部分。五、论政和论兵的文章多篇，篇名有《十官》、《五议》、《务过》、《为国之道》、《起师》等。六、有关阴阳、时令、占候之书，如《曹氏阴阳》等。七、相狗书、作医法等杂书。 这批汉简的出土是本世纪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之一，在一个墓葬中集中出土了这么多先秦古籍和古佚书还是十分罕见的，对于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哲学、历法、古文字、简册制度以及书法艺术等都提供了极为丰富而珍贵的资料。这批竹简出土后，不久即运往北京，由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同志们进行了清洗、编号、照像等工作。1974年，国家文物局专门抽调了中华书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博物馆的一些专家学者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组”专门从事竹简的整理工作。最后编成了《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书，分三辑出版。第一辑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晏子》以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第二辑为《佚书丛残》；第三辑包括全部散碎竹简、篇题木牍及《元光元年历谱》。目前除第一辑已于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外，第二、三辑尚未出版。 这批竹简出土后，1974年第2期《文物》杂志上刊登了由山东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合写的《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残简释文》。1975年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整理组整理编辑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的图版、摹本、释文、注释，线装一函十册）。1975年第1期《文物》杂志发表了整理组整理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释文》。1975年2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整理组编辑的《孙膑兵法》32开普及单行本。1976年第12期《文物》杂志发表了整理组整理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王兵〉释文》。1976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整理组编辑的《孙膑兵法》32开普及单行本。1977年第2期《文物》杂志发表了整理组整理的《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1985年第4期《文物》杂志发表了整理组整理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释文。1985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整理组修订后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八开精装本，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图版、摹本、释文、注释，颇便研究参考。且这次出版社出版了吴九龙编的《银雀山汉简释文》一书，内容包括了银雀山1号、2号汉墓全部出土的竹简、木牍释文。该书按原简出土顺序号编排，没有图版，只录原简释文。书前有叙论，介绍了两座墓葬的形制及出土竹简的学术价值，书后附有《元光元年历谱》复原图及《银雀山汉简校注本分类目录》。在银雀山汉简内容尚未全部公布之际，该书有一定参考价值。 ▲ 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 11月，甘肃省武威市柏松公社下五畦大队在旱滩坡兴修水利时发现了一座东汉墓葬，墓中出土简牍92枚。该墓为单室土洞墓，木简原裹成一束，置于棺内死者顶部。出土时已经散乱，现存木简78枚，木牍14枚。简长23～23·4厘米，先编后写，有三道编绳，出土时编绳痕迹尚清晰可辨。简文单行墨书隶体。简的宽度为0·5～1厘米不等，大致可分为宽、窄两种。宽简在右侧编绳处刻有锲口，窄简未刻；两种简的编联间距也有差别，可以看出原来当是各自编联成册的。在宽简中有2枚空白无字，当是“赘简”（简册的“扉页”）。窄简中有一枚上书“右治百病方”，当为简文的尾题，内容为医方类。木牍长22·7～23·9厘米，宽1·1～4厘米。两面皆书写有文字，除一版书写单行以外，其余皆写两行以上，最多的书写六行。每行书写33～40字左右，亦为墨书隶体。这批竹简的内容全属医方类，每一条目列方名、病名、症状、药物名、用药剂量、服药方法、针灸穴位、禁忌等。全书体例多是一病一方，共存医方十多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方剂中所列药物有一百多种，其中有六十九种见于《神农木草经》，十一种见于《名医别录》，还有二十多种为上述两医书中所未收。这些药物在简牍中大都是作为复方成份出现的，一个方剂用药可多达十五味。这部木简医书包括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特别是汉代医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该墓葬还出土了鸠杖，可以推测该墓墓主可能是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并从事医药事业的老中医。1973年第12期《文物》杂志刊登了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合写的《武威旱滩坡汉墓发掘简报——出土大批医药简牍》一文，首次报道了该墓出土的文物及医简情况。1975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甘肃省博物馆和武威县文化馆合编的《武威汉代医简》一书，全部发表了这批医简材料，其中包括图版、摹本、释文、注释以及由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撰写的《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一文。 ▲
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 12月，湖北省云梦县城关公社肖李大队的社员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座木棺墓葬，当即报告了有关部门，随后由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医文教局、云梦县文教局及文化馆等单位组成发掘小组进行了发掘。这里过去保存有许多古墓的封土堆，当地居民俗称“大坟头”，因此该墓葬就被湖北省文物考古部门定名为大坟头1号汉墓。该墓距睡虎地11号秦墓仅400米，墓葬中出土了木牍一块，牍长24·6厘米，宽6·1厘米，厚0·3厘米。木牍正背两面均有墨书文字。下面排三栏，共书116字；背面排四栏，书105字；两面共有221字。牍上文字大都可识，内容记载的是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大小和质料等。木牍下面第一栏记随葬的铜器；第二栏记随葬的木胎漆照；第三栏以记漆器为主，杂以个别铜器及漆衣陶壶。背面第一栏记稻谷、瓜、李等食物，次记六博棋局，后记竹器等；第二栏先记木、陶等容器，次记化妆用的镜奁，再记丝织物；第二栏最后一行至第三栏第五行是记木俑及偶马车，然后记铜兵器及木梳；第四栏虽似为补记后来增加的随葬器物（因为最后五行尚有刮削后重写的痕迹），但仍然尽量成组记载，如最后三行均记漆耳杯。这种排列有序的随葬器物清单，在马王堆、凤凰山等墓葬的遣策上也见到过。这对研究汉代的葬礼仍有很大的帮助。遣策所载器物与出土实物基本符合。1973年第9期《文物》杂志刊登了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文化局、云梦县文化馆合写的《湖北云梦西汉墓发掘简报》报道了木牍的出土情况。同期《文物》还刊登了陈振裕撰写的《云梦西汉墓出土木牍初释》一文，对该木牍的内容进行了考释。 ▲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 湖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发掘了一座西汉墓葬，即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该墓出土的随葬物品极为丰富，从丝织品、漆器、竹木器、陶器到粮食、食品、明器等，多达一千余件。墓主的尸体历二千余年仍然保存完好。该墓出土竹简共312枚，木楬49枚。竹简出土于该墓东边箱北端，出土时已散落为五个小堆，其中大部分置于一漆盒上，少部分压在一漆鼎和一陶鼎之下。竹简长27·6厘米，宽0·7厘米左右，厚约0·1厘米。竹简系书写后再用细麻绳分上、下两道交错编联成册。出土时编绳已朽断，从残存绳痕来看，两道编绳间相距9厘米左右，两道编绳距上下简端的距离亦各为9厘米左右。每简字数少者2字，多者达25字左右。墨书隶体，部分带有小篆笔法，文字多可辨认，其内容为记载随葬器物的清单（遣策），这是迄今所见遣册中简数最多的一种。竹简出土时已部分散乱，经整理复原后，其前后的大体顺序是：开头记副食品、调味品、酒醴和粮食，其次是漆器、陶器、梳妆用具和衣物，最后是乐器、竹器以及木制和土制的明器。经遣册所记与出土实物对照，大多数是相符合的，这对简文的辨识和随葬品的定名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为研究汉初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以及生活习惯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49枚木楬大部分出土于该墓的西边箱，少部分出于南边箱和东边箱。其中有17枚出土时仍系在各个竹笥顶侧。木楬大小不一，长约7·1～12厘米，宽约3·7～5·7厘米，厚约0·2～0·4厘米不等。木楬顶端均呈半圆形，用墨涂黑，穿有两个系绳的小孔。木楬所书文字是对竹笥所盛物品的说明。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共同编写的《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掘简报》刊布了该墓出土竹简的情况。1972年第9期《文物》杂志刊登了部分专家学者座谈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文物的座谈纪要，其中对遣册也进行了较详细的讨论。1973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写的《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精装上、下两册）一书，书中全部刊登了竹简、木楬的照片，并对简文也作了较详尽的阐述。 ▲
甘肃居延地区采集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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