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9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
青海省文物局考古工作队在大通县上孙家寨村西北发现了一片墓地，共发掘了178座汉墓，其在115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木简。该墓为竖穴土坑、单椁双棺的夫妻合葬墓。因墓中出土了铜印上阴刻篆文“马良私印”的字样，根据汉代墓内随葬名章的习惯，知该墓墓主名马良。在该墓出土器物中最有时代特征的是五铢钱，皆为武帝、昭帝、宣帝时的遗物，所以该墓葬的时代当为西汉晚期。
该墓早年曾被盗掘过，因此出土的随葬器物不算很多，但在两棺之间却出土了一大批木简，共计有240枚之多。简长25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经鉴定，这批木简是用云杉木材制成的。木简上的文字为墨迹隶体，每简约有30--40字不等。出土时尚有400余片。根据出土木简的字体、内容，可将全部简文分作：①兵法类；②军法、法令、军爵类；③篇题目录。
一、兵法类主要是讲战守攻取的要点。一般先讲布阵之法，其次讲战争当中必须注意的原则。简文中涉及到的阵法之名有：圆阵、浮苴、横阵、方阵等。由于简文残损严重，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阵名。在讲战守进退时，士卒在战争中只能向前，要拼死杀敌，不得顾及其它。如临阵逃脱而不能见危授命者，皆应绳之以法。在作战中士兵应按金鼓铃旗之指挥而进退，不当行而行者则斩。为将率兵者必须做到赏罚分明。部曲要按阵图操练，目的是为了整齐划一，令行禁止。队列训练、布署位置次序都必须严格要求，目的是为了实战的需要。从上述简文内容可以看出，治军之法在于从最基本的队列训练开始，然后按阵图操演阵势，以司奇正进退、战阵攻守之法。这些内容有些与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孙子兵法》相近、相同。但没有这两部书系统、完整，简文当是摘引自某些兵书中的章节或句子。 二、军法、军令、军爵类主要是根据兵法原则及当时朝廷的律令而制定的具体措施。从墓中所出残简内容来看，其中并无律文，而只有令（主要是实施办法）。讲军法的简文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即一是讲书于尺籍之军令与军爵；二是讲惩罚军纪；三是讲负马、私卒等等。简文中涉及军爵的内容较多，讲士卒斩首捕虏要以首级计功、拜爵。简文中所纪因战功而应拜爵之法非常详细，对于虽有战功而不够拜爵标准者又可赐钱以资奖赏。但简文中对拜爵的规定也有一定界限，如“毋过左庶长”、“毋过五大夫”等。简文中在计功授爵的同时，也还有一些惩处的规定，如对“军功增首”（即多报斩首数量）者要惩办，对畏懦不能力战者要处罚。此外，简文中还有关于骑兵方面的纪律、驿骑或驿马的纪律，还有关于驿马的规定，这些都是属于军令的范围。
三、篇题目录。在该墓出土的残简中，有不少是篇题目录。如“□首捕虏□□论廿一”、“□不法廿六”、“□虏以尺籍廿二”、“□私卒仆养数廿八”、“从马数使私卒卅六”、“私车骑数卅”等（上面□表示残简简头，上残字数不详，□表示不识残字）。目录残仅简存7枚，上面的篇目序号存有：廿一、廿二、廿六、廿八、廿九、卅六、卅七、四十四八个，“廿一”之前和“四十四”之后残缺。由此可以判定，该墓出土的木简原当编联成册，有正文，有目录。
在这批简的内容中，有时讲到“孙子十三篇”、“孙子曰”等，有些学者认为是《孙子兵法》的佚文，有的认为是引用《孙子兵法》的文句，意见不一。有人认为该墓出土的木简简文与军事有关，当是军法、军令总汇的抄本，而不是军法、军令诏的原文，其作用当是供当时军事人员学习的读本。简文中的“孙子十三篇”、“孙子曰”等，皆非《孙子兵法》原文，当为引申之辞。
1981年第2期《文物》杂志刊登了由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写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详细介绍了该墓出土木简的情况。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和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共同整理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以及由朱国昭写的<上孙家寨木简初探>一文，对木简内容进行了初步的研究。199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上孙家寨汉晋墓》一书，书中较详细地介绍了115号汉墓的时代、形制以及出土文物的情况，并全部公布了该墓出土的木简照片及释文。 南京博物馆在江苏盱眙东阳清理1—7号汉墓时，在7号墓中西棺内死者头部发现一枚木札，木札呈长方形，质地细腻。长23.6厘米,宽4.2厘米,墨书3行,共32个字,隶体。木札的文意为敬献王公母、诸鬼神等祈福之辞令。1975年第5期《考古》杂志刊登了由南京博物馆写的<江苏盱眙阳汉墓>一文,刊布了该墓出土文物及木札的情况。1990年文物出版社版的由李均明、何双全合编的《散见简牍合辑》一书也收集了该木札的内容。 ▲江苏南昌高荣墓 6月，江西省南昌市文物工作者在市内阳明路中段南侧清理了一座早期东吴墓葬，墓主为高荣。墓中出土木简21枚，木牍2件。木简呈长方形，大小相同，长24.5厘米,宽3.5厘米,厚1厘米,隶书。内容相同，为：“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沛国相高万绶。”木牍每块长24.5厘米,宽9.5厘米,厚1厘米。其中一块字迹不清,另一块字迹较清晰，两面书写，牍上书写的内容为记录随葬器物的清单。1980年第3期《考古》杂志刊登了<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的发掘>一文,报导了该墓出土文物的情况。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由李均明、何双全合编的《散见简牍合辑》一书也收集了该上述内容。 ▲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现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汉代长城调查组，在敦煌县西北95公里，东距小方盘城11公里，西距后坑2.7公里，北距疏勒河8公里处的马圈湾发现了一座斯坦因当年考察经过时被遗漏的烽燧遗址。同年9月16日文物工作队对此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该遗址东侧为盐池湾，西侧为马圈湾，在两湖滩之间形成一西北走向的戈壁走廊，长城自东向西穿过，将走廊拦腰截断，烽燧即建于戈壁西侧边缘，长城内侧3米处。此烽燧遗址，甘肃省博物馆编号为D21。其东侧的烽燧，斯坦因编号T12a，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22；其西侧的烽燧，期坦因编号为T11，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20（以下称新编号）。烽燧及其东侧的坞内建筑，早期倒塌后被砂砾掩埋，发掘前遗址呈圆形砂丘，保存基本完好。历时20多天，共开探方十九个，发掘面积1900平方米，其中有15个探方出土了简牍。
马圈湾烽燧遗址共出土简牍一千二百一十七枚，绝大多数是用红柳和胡杨木做成的木简，竹简极少，共十六枚。就形制而言，有简、牍、符、觚、签、封检、削衣等。觚的截面多为等腰三角形，个别为正方形，也有形状不规则者。完整的一般长23.3厘米，宽约0.8厘米。这批简牍，绝大多数出土于灰层中，与杂草、畜粪、草灰、残破铁木器具、丝织品残片等混杂堆积，少量出土于坞南的畜圈。十枚出于坞内地面，二十三枚出土于坞南墙外废土中。在全部出土简牍中有63枚纪年简。 出土于T7的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的觚，时间最早，系晚期被弃入灰层。在早期灰区T12中，最早的纪年简为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简牍内宣、元、成、哀各代都有；而以平帝至王莽时期居多，占一半以上。最晚的纪年简牍为王莽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 简牍多已散乱，不连缀，经初步整理，有少数简可以归为一册。内容大致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契券、封检、楬（签）等。尚的出入关吏卒食粮廪给簿、大煎都候士吏“受就人”名籍簿、大煎都候“更卒”
名籍簿等间接资料。这些资料，结合长城烽燧考察情况，证明玉门关不当设于小方盘域，而应设于马圈湾遗址附近，确切地说，应设于其西侧。由于马圈湾遗址以北的长城，并没有关门遗迹，其东、西侧均为湖滩，地势低洼，不可能设置关门，因此，玉门关门口似不在长城线上，很可能在遗址西南的古代交通大道上。这一推测，大大缩小了探索玉门关址的地理范围，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 马圈湾简牍是有史以来敦煌出土简牍最多的一次，而且其中一部分完整的简牍为王莽派往西域的五威将王骏的幕府档案。因此这批简牍的内容大大超过了斯坦因所获汉简的范围，对于解决长期以来敦煌汉简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 关于该墓出土简牍的情况，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合写的<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发表在198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简研究文集》中。199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编、吴仍骧等释校的《敦煌汉简释文》一书，书中刊布了马圈湾出土的全简牍的释文。
▲四川青川县战国墓
1979—1980年间四川省博物馆和青川县文化馆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发掘
50号战国墓时出土了两块木牍，均为战国晚期文物。牍长46厘米，宽3.5厘米,厚0.5厘米，两面书写,牍上文字清晰可辨。其正面内容为秦王颁布的“命书”，背面记除道日干支，总共121字。另一块木牍，字迹残损，无法辨认。《更修田律》木牍的出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1982年第1期《文物》杂志刊登了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合写为<青川县出土秦更田律木牍一一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公布了这材料。同期《文物》还刊登了于豪亮写的<释青川秦墓木牍>和李昭和的<青川出土木牍文字简考>两文,对木牍内容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甘肃敦煌博物馆采集散简
敦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①敦煌境内盐池湾烽燧遗址采集木简8枚，其中名籍4枚，历书2枚，令品1枚，燧文书1枚。名籍是燧的基层档案，可靠性较强。据简文内容看，该遗址当为广汉燧。这些简出土时皆残断，无一完整者，最长的18.5厘米,宽1.2厘米,其中有纪年简1枚。②在后坑烽燧遗址采集到14枚木简，有4枚较完整的简长23厘米，宽1厘米多，草书，内容除官文书外，烽火、爰书也占一定比例。③在马圈湾烽燧遗址（未发掘之前）采集木牍3枚，有1枚完整。长23厘米，宽1.9厘米,有纪年简1枚。内容为文书类。以上三处采集到的简牍现皆藏敦煌博物馆。1991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敦煌汉简》，199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编，吴仍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的《敦煌汉简释文》及1993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简帛研究》第1辑中何双全文〈敦煌新出简牍记录〉，三书中皆收录了上述木简的内容。1991年第9期《文物》杂志刊登了敦煌博物馆写的〈敦煌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所获简牍释文〉也收录了上述木简内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