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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
甘肃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
4月，敦煌市博物馆收到本市黄渠乡笆子场村一农民交来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无字素简一捆（21枚）。这批简牍是村同挖芒硝时在马迷兔西北11.6公里的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上发现的。次日，敦煌博物馆即派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又采集到汉简数枚。这批简的形制有简、牍
、符、册等，质材多为当地的胡杨、红柳，个别为竹简。其内容为历谱、符、爰书、品约、簿籍等，多数简文字清楚，文义明白。个别间由于残断漫漶，文义不清，类别也难以判断。 历谱木简一册，共27枚。出土简新如洗，字迹清晰，以汉隶书写。简长36～37厘米，宽0.６～1.3厘米，厚0.3厘米。每简上端上写有日期，下面横书十三行，为一年每日的干支。从右到左，一日一简按日编排。出土时除缺一、二、三日简外，四日至三十日排列整齐完整。三道编绳中，上道编绳完好，中道编绳残存一半，下道编绳缺佚。据出土纪年散简及历谱所记内容和文献结合考证，该历谱除太初历法为汉宣帝地节元年历书。该历谱是我国至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太初历谱简册，它的出土，为我们认识太初改历后的标准历谱格式提供了实物资料。另外，该历谱用十二时辰注历，为至今发现古代历谱所仅见，它的发现不仅对研究太初历法，而且对整个古代历法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散简14枚，所记内容也十分丰富。如第一简所记“元凰四年七月癸未朔”为出土散简的断代提供了实物资料。第二简是一枚由上级部门移予使用地的符；第三枚简为移交病卒的爰书；第12、14枚简是出谷簿籍；5号是士吏廪食簿；7、8、13简是残历谱。6号简文意不详，10、11号简残断、漫漶严重，文字多不可释。 这批简牍的内容已由敦煌市博物馆写成〈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文物调查及汉简考释〉一文发表在1996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简帛研究》第一辑上，作了全面的介和考释，同时还刊登了殷光明写的〈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历谱〉述考〉一文，对出土的地节元年历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
湖北江陵高台18号汉墓
湖北省荆州地区馆不配合湖北省宜（昌）黄（石）公路建设工程，在宜黄公路江陵段的高台取土场时，先后发掘清理了30余座秦汉墓葬，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M4、M5M、18等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和木牍，为研究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文字资料。M4、M5的出土文物情况未见公布，M18出土的木牍刊登在1993年《文物》杂志第8期上。该墓出土木牍4块，皆出于头厢东南部，由于紧贴于椁底板之上，故保存较好（仅1块由于木俑挤压而稍残），颜色金黄，字迹清晰。根据出土时排列顺序，将其分别编为M18：35甲、乙、丙、丁四个号。出土时4块木牍基本叠置，略有错位，其中，甲在上，丁在下，乙与丙居中且正面相向而叠，丙叠于乙之上，背面可见丝绸捆缚痕迹。
M18：35甲：窄长方形，木纹清晰。牍长14.8厘米，宽3.15厘米，厚0.4厘。正面墨书6字，上部为“安都”下端为“江陵丞印”。
M18：35乙：亦为较窄的长方形，长23厘米，宽3.7厘米,厚0.4厘米.背面有两道宽0.5～0.7厘米的丝绸捆缚痕迹。正面墨书文字，上部为“新安户人大女燕关内候寡」、大奴甲」、大奴乙」、大婶妨”。左下书“家忧不算不□六字。
M18：35丙：长方形中间右侧残缺一小块。牍长23。2厘米，宽4.5厘米,厚0.4厘米。正面墨书文字4排:"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乡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与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谒告安受」小数书到为报敢言之」十月庚子江陵龙氏丞敢移安都丞卍亭手”。
由于牍板右侧残缺一小块，故第一排文字中“庚”字的下部和“子”字的上部不清，但“庚”字仍可辨认，且简文第4排中亦有“十月庚子”字样，故可知其为“庚子”无疑；第二排文字中“大婢”之“大”残缺，但在牍乙中有“大婢妨”字样，故可知其应为“大”字。 背面，上部尚存两处丝绸捆缚痕迹，左下角墨书“产□”二字。 M18：35丁：长方形，上部稍窄，右上角略残，颜色大部分金黄，正面左侧泛黑。长23.1厘米,宽5.5～5.7厘米,厚0.4厘米。正面墨书文字12行,内容为随葬器物的清单。 上述四块木牍中,牍甲应为江陵丞给死者前往安都签发的“路签”；牍乙乃属死者给地君的“报到书”；牍丙为“告地书”；牍丁为遣策。据牍丙所记内容，知墓主为新安人，名燕。牍乙记有“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查《中国先秦史历表》，知其乃为西汉文帝前元七年，即公元前173年。此牍当为江陵中乡龙氏名起的丞为死者燕写给“安都丞”的文书。 江陵高台18号墓在高台地虽只是一座较小的墓葬，但墓内所出木牍文字与陶器对研究整个墓地的时代与器物的分期却具有一定的意义。此墓的发掘对我们认识江陵及其周边地区秦汉墓葬所反映的文化现象及其年代关系具有一定的作用。木牍的文字内容对分析汉初的算赋政策、人口迁徙等问题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该墓的墓葬及出土文物情况最早报导见于1993年第8期《文物》杂志上刊登的由荆州地区博物馆写的〈江陵高台18号墓发掘简报〉。本介绍即摘录自该〈简报〉的内容。 ▲
湖北江陵杨家山135号秦墓
12月，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为配合宜（昌）黄（石）公路江陵段的施工，在江陵县荆州镇黄山村五组与黄山村一组交界处的杨家山一带共发掘了不同时代的古墓葬178座，绝大多数（有127座）属于秦汉墓葬。其中杨家山135号秦墓规模最大，该墓保存完好，墓上有封土，当地称其为“贺家冢”。 该墓无纪年材料出土，但墓葬棺椁形制、墓内随葬器物有一般秦墓所共有的特点，同时又保护了楚墓的一些文化因素。因此，推断此墓的时代属秦，其上限不会超公元前278年（秦拔郢），下限当在西汉以前。 该墓出土竹简一捆共75枚，出土时置于边箱靠头箱一端的椁底板上，整捆竹简堆放有序，虽部分有所残断，但绝大部分尚保存完好。整简一般长22.9厘米，宽0.6厘米,厚0.1厘米左右。出土时简呈黄褐色。简文为墨书秦隶，字迹大部分清晰可辨。文字均书于竹篾黄一面。出土时编联竹简的细绳已经腐朽。经过整理，竹简的内容为遣策，详尽地记载了墓中的随葬物品。文字一般书于竹简的上端，下端空白无字。每支简上少则记一物，多则记二、三物，每简字数少者2字，多者十余字。1993年第8期《文物》〉杂志刊登了由荆州地区博物馆写的〈江陵杨家山135号秦墓发掘简报〉，较详细地介绍了该墓葬形制、时代及出文物的情况。 ▲
湖北沙市萧家场26号汉墓
11月，湖北省市博物馆为配合宜黄公路工程的建设，在萧家草场发掘了一座汉墓（编号为26号）。墓中出土竹简35枚，其内容皆为随葬物品的清单（遣策）。该批简目前正在整理之中，出土情况和简文详细内容还尚未刊布。 ▲
甘肃敦煌悬泉遗址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2年5月至12月，在1990～1991年度考古发掘的基础上，第三次对悬泉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和揭露。发掘面积3800平方米，出土汉代牍达5000余枚，其它各类遗物600多件，对探索汉代邮驿制度及西北边地社会面貌等具有重大价值。
甘肃敦煌市悬泉遗址是我国首次在中西交通大道上清理发掘的一座规模较大的驿站遗址。从发掘情况看，悬泉遗址大体可分为五期。第一期为西汉武帝后期至宣帝中期，遗址规模较大，布局规整，由主体建筑坞和两个附属建筑仓、厩构成。坞呈正方形，面积约2,300平方米，土坯砌筑。坞门设于东壁正中。坞内有西、北两组房屋建筑，靠北坞墙一组房屋建筑由三个封闭式小院落构成，每个院落各有回廊、前堂、后室、洗手间和厕所，设计精妙，布局合理，目前有两个院落保存较好。此组房屋建筑与坞同时设计筑建。西房虽无封闭式小院，但布局规整，晚于坞而成。后于坞东北角和西北角各增设一角墩。仓位于坞东南侧，早期被毁，但大致结构尚可辨认。厩位于坞外南侧，残损严重。第二期为西汉宣帝中期至成帝、哀帝时期，除坞内建筑继续沿用外，南坞墙被毁，另在其北9米处利用地势重修了一道宽0.5米的墙体。仓、厩建筑均遭破坏而废弃，未见重建仓的迹象，新建的马厩位于原马厩遗迹的东侧。第三期为西汉平帝至王莽末年，遗址规模明显缩小。坞内靠西坞墙的房屋被废弃，另在西房东侧0.95米处修筑了一道宽0.4米的南北向墙体。宣帝时修筑的马厩遭破壤和废弃，另在坞外西南侧修筑一处规模更小的马厩。第四期为东汉光武帝至和帝时期，除靠北坞墙的建筑被改建沿用外，其余各处建筑随意性很强，已无规模可循。从目前出土的纪年简判断，此遗址在东汉中期和帝武元十三年（101年）以后被废弃。第五期为魏晋时期，在悬泉遗址西南角汉代废址上，发现有明显魏晋风格的烽燧遗址，附近有房屋和马厩等建筑遗迹，因遗址遭受严重破坏，除烽燧遗址以外，其它建筑遗迹已很难恢复其本身面貌。 本次发掘出的简牍大多出土于坞东南侧早期仓址上的废弃物堆积中。另外，厕所中也出土了一部分。这些简牍大多数保存完好，少数朽坏。完整简牍约占三之一，字体有的清晰，有的不清晰。简牍用料有松、柳、杨、竹等。简牍形制有简、牍、觚、签、封检、削衣等，纪年简出土了不少，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太始三年（前94年），但武帝简甚少，以昭帝至平帝时期的简最多，王莽、东汉建武简较少，集中于昭、宣、元、成、哀、平间。特别是前两次发掘时未曾发现的纪年简的出土，填补了遗址使用时序上的缺环。经过整理，这批简牍的内容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书、典籍字书、医药方、相马经以及私人书记等。尤其是大量邮驿文书、簿籍的出土，为探索汉代邮驿制度提供了更为丰富翔实的资料。数量巨大的各种簿籍，翔实生动地记录了接待官员、使者的过程、支付食品、粮食、车马、草料的数额和价值；刑徒、官奴婢名籍，为深入究罪徒、奴婢的使用和管理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地方邮亭由具有军人身份的戍卒管理，对探索地方政府与边郡军事机构的关系，以及编民与军人身份的相互转化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乡里户籍，尤其是具有野战军队士卒——曲士身份者的户籍和客田者的户籍，在驿置内大量出现的事实，是研究驿置职能时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驿置道里簿，详细记载了酒泉至敦煌的路线、驿置、里程；邮书课记录了悬泉置附近的亭置名称，提供了敦煌至洲泉、敦煌至冥安的具体交通线路。总之，这次出土的简牍
，大大突破了前两次发现的汉简的内涵，拓宽了汉代邮驿和中西交通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为汉代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关系、邮驿制度、屯戍制度等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尊定了雄厚的基础。 除简牍外，其它各类出土遗物亦种类繁多，主要有铜、漆、木、石、陶、骨、革、麻、丝、毛、皮、粮食等16大类，生动展现了当时交通大道上邮驿活动的概貌。尤其是墙壁墨书题记有大量发现，其主要出土于坞内东北角房屋倒塌堆积中，内容涉及诏书、医药方等，特别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以赭石界栏，直行隶体，字体工整，章法娴熟，保存比较完整，是极难得的珍品，为汉代历律和医药水平的研究补充了新资料。这批木简现收藏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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