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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
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汉墓
2月底，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的村民们在本村西南约二公里处的一座高领上取土时，偶然从深土层中发现了墓葬，随即报告给县文化局和博物馆。旋经市、县博物馆派专业考古工作者赴现场探测，查明这一汉墓群共包括十一座墓葬。这次仅选择对其中的六座墓葬（编号为M1—M6）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尚有五座墓葬未动，拟列入下一期发掘工程，这次发掘从二月底开始，于四月结束，历时两个月。
已发掘的六座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均为长方形坚定石坑。东西向。M3墓坑南北长6.4米,东西宽5.25米,深8米,两壁有一条2.7米宽的斜坡墓道，是六座墓葬中规模最大，也是遭破坏最严重的一座。M1为一棺二厢单人葬，棺盖上方有50×50厘米的方形盗洞，棺内随葬品已被盗窃一空。M2为单棺木槨墓，墓主人为一中年女性。尸身用素帛缠裹多层，其上又覆盖著缯绣丝胎被两床。棺底散铺“大泉五十”钱币108枚。M4为男女合葬墓。M5为夫妻合葬墓，槨板已朽烂。棺的西南角有35×80平方厘米的盗洞，已基本无随葬品。M6是（这次发掘的）六座墓葬中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座。由槨、棺、厢组成，槨上构铺5块顶槨板，其下有一层厚5厘米的排列有序的“天花板”，为连云港地区稍有规模的汉墓中所常见。棺为东西向排列，男棺在北，棺身稍长，长2.28米，宽0.76米；女棺在南,棺长2.18米,宽0.75米；高度为均为0.70米。槨室外侧西部有一足厢。据不完全统计，六座墓葬除出土木牍24枚、竹简133支外，尚出土刺绣、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漆木器、钱币等多种。 尹湾汉墓简牍，除一枚木牍衣物疏是从M2号墓出土外，其余二十三枚木牍和133支竹简，均出土于M6号男棺中墓主人的足部。竹简出土时多已散乱，有一些并已残断。每枚木牍均为宽6厘米，长23厘米。竹简中包括大简21支和小简122支，大简每支宽0.8～0.9厘米左右,小简每支宽0.3～0.4厘米左右,大、小简长度基本一致，每支均为22.5厘米之间，约合汉尺一尺。因简牍中明确载有“永始”、“元延”等年号，故知其距今2,000余年的西汉后期成帝时物。根据从M6号墓出土的《君兄衣物疏》、《君兄缯方缇中物疏》、《君兄节司小物疏》等随葬品遣策和十枚名谒中记载的内容，可以确定墓主人姓师，名铙，字君兄，生前官职为东汉郡功曹史。根据文献记载，汉代的州、郡、县、等各级地方官府，均设置有功曹一官署，由掾、史等负责。职司选举，兼参诸曹事务。官秩虽然卑微，仅为百石属吏，但因其为郡太守亲自辟除，故权力较重。 这批新出简牍总字数约四万余完字，虽为数不算太多，但内容却非常丰富，殊足珍贵。经缀合和整理研究后，大致内容可分为： 一、海郡上计集簿（木牍1正、反）。一般认为该牍是东海郡上计用集簿。木牍正面上部隶书“集簿”二字，当是标题。其它各条为草隶，正面12行，背面10行，每行内容自成一条。按其内容又可分为：①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和吏员的配备；②户口数、性别及年龄结构，流民安置；③提封、侯国邑属国、宿麦田及桑田面积的增减变化；④钱谷出入。 二、东海郡吏员簿（木牍2正、反）。该牍墨书隶体，正面21行，背面25行。每行顶头皆书县名，全文共有3,400字左右。木牍正面第一行原有标题，由于字迹漫漶不清，只能辨识出“都尉县乡”四字。木牍正文所记为东海郡太守、都尉和各县、邑、侯国及盐、铁官的吏员的分类统计数字。该牍所记吏员总数为2,202人，比上述“东海郡上计集簿”统计少一人。 三、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木牍3正、反及木牍4）。3号木牍正、反两面皆分三栏书写，每栏16～20行；4号木牍正面分二栏书写，上栏17行，下栏18行；背面没有文字。皆墨书隶体，原无标题。此二牍所记内容完全一致，即东海郡所辖三十八个县、邑、侯国以及盐、铁官的长吏官职、籍贯、姓名、原任官职、由何地何官擢升而至，以及因积功、困廉洁、因举秀才方正、因皇帝诏旨、因捕格盗贼等的迁、除缘由。 四、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木牍5正）。该牍墨书隶体，正面上端原有大标题，因残损太甚而无法推测其原为何字。正面分4栏书写，第一、二栏为17行，第三栏为16行，第四栏为9行。按输钱都内、徭、告、宁、缺、（死、免）、有劾、未到官项，记载有关长吏的官职、姓名。 五、东海郡属吏设置薄（木牍5反）。该牍墨书隶体，分三栏书写。木牍上端略有残缺。所记为现任掾史等属吏的设置情况。这些属吏有属于“员”（指原有定员）的，有“以故事置”的，有“请治所置”的，还有是“赢员”的。牍文第一行记有属吏总数，其中属于“员”的有二十五人。据上述第二项“东海郡吏员薄”，太守吏员二十七人，其中只有太守和丞各一人为长吏，除去此二人，正好二十五人。可知此薄所记即东海郡大守府属吏。 六、武库永始四年（前13）兵车器集薄（木牍6正、反）。该牍墨书隶体。正面分六栏书写，背书分五栏书写，每栏21～26
行不等。所记分乘舆兵、车器和库器、车器分两大部分，逐项记载武库所藏兵、车器的名称和数量。两部分之末记有兵、车器种类及物件的统计字数，最后还有总的统计字数，共记有240种232，658，487件。此牍正面第三栏右下部和反面第五栏后部所书文字内容特殊，与兵车器集薄有什么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七、赠钱名籍（木牍7、8正、反）。该两牍皆用墨迹草隶书写。正面皆分7栏，反面皆分4栏。原无标题。两牍内容为记载赠钱者姓名和钱数；也有少数未记钱数，仅书姓名。赠钱数从一百到一千不等，多为二百、三百、五百。两牍四面共记姓名202人，其中有多次重复出现者，由此推断，两牍所记绝非一次捐赠。
八、神龟、六甲占雨（木牍9正）。该牍墨书隶体，原无标题。正面分三栏。上栏、中栏为神龟占的内容。上栏是说明文字，中栏绘一神龟图像，神龟分八个部位，占测时以后左足为起始部位向右行（图中此部位书有“以此右行”四字）数日数，从当月朔数到占测之日，看所数到的神龟的什么部位，以此定占测结果。正面下栏为“六甲占雨”，将六十甲子按六甲排列于一菱形图形上，图下标有“占雨”二字，但无说明文字，具体占法尚待研究。
九、博局占（木牍9反）。该牍反面分六栏。上栏绘一标有六十干支的博局图，在图的上方中央书有“南方”二大字。下面五栏是与博局图相配的文字，分坚写十行，第一行分别写有用来“占娶妇嫁女”、“问行者”、“问系者”、“问病者”、“问亡者”的五个标题，第二栏从第二行至第九行每行首起处分别写有“方”、“廉”、“楬”、“道”、“张”、“曲”、“诎”、“长”、“高”九字，这九字与《西京杂志》卷四所引许博昌六口诀基本一致，是统管五栏，大概分别表示博局上的各种位置。占测时当据当日干在博局图上的位置到相应的文字栏中去查占测答案。
十、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历谱（木牍10正、反）。该牍墨书隶体。牍的正面为元延元年历谱，先将该年十三个月名（含本年的闰正月）分列两端，注明月的大小及朔日干支；然后将其余干支分书于两旁，并将四立、二至、二分、三伏、腊等各为某月某日注于相应干支之下。由于历谱排列方法巧妙，六十干支正好按顺序围成一个长方形。此历谱把一年的历日浓缩在一块木牍的一面之上，实在颇具巧思。木牍的反面是墓主贷钱之券。 十一、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五月历谱（木牍11）。该牍墨书隶体。历谱分为三栏，第一栏首行写“五月小”，接著记“建”、“反支”等神煞于该月直何地支或天干，以供择日之用。第二、三栏分记该月二十九天的干支。此牍第二、三栏之间尚有四行其它文字，因笔迹漫漶不清，其义不明。 十二、《君兄衣物疏》（木牍12正、反）。《君兄绘方缇中物疏》、《君兄节司小物疏》（木牍13正、反）。该两牍皆墨书隶体。牍12正面分四栏，反面分三栏，每栏4～7行不等。所记内容为M6墓主随葬物品的遣策。正面第一栏最右行书“君兄衣物疏”五字，为该牍标题。牍13正面分三栏，反面分四栏。每栏4～9行不等。正面第一栏最右行书“君兄绘方缇中物疏”八字，为该牍标题。该牍所记亦为墓主随葬物品的遣策。该牍正面除记有刀、笔、管、板研等文具外，第二、第三栏中还记有一些书籍名称，如：《记》一卷、《六甲阴阳书》一卷、《列女传》一卷、《思泽诏书》、《楚相内史对》、《鸟傅》、《弟子职》等七种。《记》当指本墓出土的竹简所记《元延二年日记》（见下述）；《六甲阴阳书》当指上述9号木牍所记内容；《鸟傅》当指本墓出土的竹简《神鸟傅（赋）》。其余《列女传》、《思泽诏书》、《楚相内史对》、《弟子职》四种在该墓出口遗物中皆未见残存。 十三、名谒（木牍14—23）共计十方。除木牍22仅在反面书写外，其余皆正、反面两面书写。第一方为东海太守级遣功曹史请墓主辨事的名谒，其次七方是沛郡太守等官吏遣吏向已任东海太守功曹史的墓主请谒或问起居、问疾时所使用的名谒；后两方则为墓主本人或遣吏请谒别人时所用的名谒。 十四、元延二年（前11年）日记（简1—76）。该日记写在竹简上。简长23.5厘米,宽0.3厘米。墨迹草隶，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出土时，该日记的编绳已经腐朽脱落，竹得顺序散乱，还有不少断简和残简。经过拼接缀合和重新编排，才基本复原。历谱每简分六栏，每栏一干支（即一天）。历谱专有一简写有“元延二年”四字，当为该谱所记年份标题。另有两简专记月份名，一简专记大月月份名（有6个月名），一简专记小月月份名（有6个月名），记日的干支简有59枚（大月用30枚，小月用29枚），如此则该历谱应由62枚整简组成。现存完整的和经缀合而成的整简共46枚，有残缺的断简10枚，另有个别零散残简尚未找到合适位置。记日简简端书有顺序号，隶书第一、第二至第九共三遍，凡遇“十”以上和“廿”以上者，或因简端面积有限、或因为书写格式统一，皆将“十”和“廿”省去。每简记事文字用草体隶书写，其内容大都是何时出发、至何地住宿以及其它公私事务，可能是墓主生前的记事日记。 十五、刑德行时（简70—89）。该简共11枚，墨迹隶体。简长23.5厘米，宽0.4厘米。前面6简为一组，分六栏书写。第77简上栏有“·”圆点，下书“刑德行时”四字，当为标题。标题下五栏分别写有“鸡鸣至早食”、“早食至日中”、“日中至铺时”、“铺时至日入”、“日入至鸡鸣”，第78至第82简顶端分别书写十个天干，每枚两个天干，下面与第77简的五个时辰相对应的分别书“刑”、“德”、“端”、“令”、“罚”五字，六枚简共组成一个表格，可据以查知属某一天干的日子里的某一段时间属于“刑”、“德”、“端”、“令”、“罚”这五时中的哪一时。后面83—89简为一组，记载的是分别说明以此五时行事的吉凶文字。与上述9号木牍所记内容有点相似。 十六、刑道吉凶（简90—113）。共16简，简长23.5厘米，宽0.4厘米。墨迹隶体。前11枚简为一组，除第90简顶端单独书写“行道吉凶“四字标题外，从第91简至第108简分六栏书写，将六十个干支日名排成一个横行的六甲表，在每个干支下注明几阳、几阴及某门。第109至113简为一组，简文内容是说明由于出行时得到不同数量的“阴”、“阳”，并由于得其门或不得其门而会出现的不同的吉凶情况。主要是用来卜问可出行或不可出行。 十七、神鸟傅（赋）（简114—133）。共20枚简。简长23.5厘米,宽0.9厘米。草书隶体。其中一枚上专写标题“神鸟傅”三字，简文“传”当假为“赋”。十八枚上书写此赋正文。还有一枚简上部文字漫漶不清，下部书有双行小字，所记疑为此赋的作者或抄书者的官职（乃少吏）和姓名。这些竹简出土时顺序已经散乱，整理者根据赋文内容排定顺序，标题简和记姓名的简附于正文简后，该赋用拟人的手法，通过雌乌遭到盗鸟的伤害，临死时与雄鸟诀别的故事，表现了夫妻之间和母子之间的真挚感情。在全文的结尾处以“鸟兽且相忧，何况人乎”一语点出了本赋的主题。 M2仅出土内容为衣物疏的木牍一方。 总之，尹湾汉墓出土木简牍共有40,000余字,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首先，上述1—6诸种簿籍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一批郡级行政文书档案，为研究汉代的上计制度、行政建置、吏员设置、官吏迁除、国家盐铁生产，国家的兵器制造与贮存以及户口、垦田等，都提供了很多方面较史籍记载具体得多的第一手资料，它可以用来补充、订正《汉书》等史籍，并据以判断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是非。其次，新出土的《神鸟傅（赋）》是一篇亡佚两千多年的西汉赋文，其风格跟以往传世的大量属于上层文人学士的汉赋有不同之处，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上来看，都接近于民间文学。该赋以四言为主，用拟人的手法讲述乌的故事，跟曹植的《鹞雀赋》和敦煌发现的《燕子赋》如出一辙，它的发现把这种俗赋的历史提早了二百多年，在古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三，《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等几种数术资料，也是前所未有的新发现，对汉代乃至中国古代数术史的研究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其中的《博局占》为解决学术界长期聚讼纷纭的“TLV镜”（即博局镜）的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对六博的研究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料。 该简牍出土后，首先由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进行拍照，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并于1994年上半年写完了释文的初稿。同年9月，应连云港市博物馆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和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参加了释文的定稿工作，并协助该馆及东海县博物馆整理编辑《尹湾汉墓简牍》一书。1996年第8期《文物》杂志登了连云港市博物馆撰写的《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首次报导了尹湾汉墓出土简牍的情况。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腾昭宗写的《尹湾汉墓简牍概述》及连云港市博物馆编的《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对该墓出土的简牍情况，进行了全面报导并发表了部分释文。同年第10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连云港市博物馆、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等单位写的〈尹湾汉墓简牍初探〉一文，对简牍的内容、价值进行了初步研究。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连云港市博物馆、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等单位合编的《尹湾汉墓竹简牍》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地发表了尹湾汉墓出土的文物及简牍的照片、释文，书后附有〈尹湾汉墓发掘报告〉，详细论述了尹湾M1—M6墓葬的位置、形制、年代以及出土文物的具体情况。 ▲
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
3月，湖北省江陵县荆州填郢北村村民挖鱼池时，在王家台发现了一批墓葬。该墓葬区南距汉代古郢城北垣约1公里，与鸡公山墓地为一冲这隔，西北距楚故都纪南城约5公里，北距长湖约1公里，西南距江陵县城（荆州城）约5公里（如图）。荆州地区博物馆配合工程，发掘清理秦汉墓葬16座，其中王家台15号墓出土了大批秦代竹简。王家台15号墓位于土岗东北地较高处，发掘前为一片稻田，未见封土痕迹。该墓墓坑为长方形坚穴土圹，墓坑底部放置单棺一具，长186厘米，宽80厘米，高80厘米。为长方形悬底木棺。棺内人骨架保存较差，仅剩头盖骨，肢骨均腐，葬式不清，头北向。棺内放置竹简、竹牍和木盒、木骰子、算筹以及戈秘（木旁）。陶器放置于头向棺止的墓坑底部。此墓出土随葬器物，主要为陶器、木器、简牍、式盘、算筹、骰子、占卜用具等。其墓葬相对时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下限不晚于秦代。 简牍竹简出土于棺内足端，由于棺盖坍塌，且棺内早年积水淤泥，故竹简保存情况较差，原貌已遭破坏。因数量多，难于统计，统编为M15：7，竹简大都沉积于棺内足端的棺底板上，被淤泥和木盒所压，出土时有少部分竹简散乱在稀泥中，且多已残断。下部的竹简保存较完整，大部分竹简上残存编绳，分上、中、下三道将竹简编缀成册，清理时，编缀的绳索已腐，顺序多已散乱，出土时竹简叠压分为三层。 出土的竹简经初步整理，数量已达800余支（编号1～813）。竹简宽约
0.7～1.1厘米，整简的长度分为两种规格，一种长45厘米，另一种长23厘米。竹简出土时呈黄褐色，简文墨书秦隶，均书写于篾黄一面，字迹大部分可以释读，主要内容为《效律》、《日书》和易占。 （一）《效律》。内容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效律》相同，但书写的次序则不尽相同。 （二）《日书》。包括“建除”、“梦占”、“病”、“日忌”、“门”等内容。“建除”部分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秦除”相似。“梦占”简的内容较为完整，与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所含内容不尽相同。“病”的内容是说人在不同时辰患病的吉凶。“日忌”的内容包括马、牛、羊、鸡、豕的良日和忌日，以及一日至三十日之间的吉凶。“门”的内容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似，并绘有四方各门的位置及名称。 （三）易占。其体例均以易卦开头，随后是卦名及解说之辞。卦面都是以“一”表示阳爻、以“六”或“八”表示阴爻。可辨识的卦画约50余个，其中有部分重复的卦画和卦名，所见卦名大多与今本《易》之卦名相同。如人、旅、兑、师等。也有部分卦名与今本《易》不同。如“离”简作“丽”，“颐”简作“臣”等。解说之辞与今本《易》的象、爻辞都不相同，多采用古史中的占筮之例。其中涉及的古史人物有黄帝、炎帝、穆天子、共王、武王、夸王、羿等，还有羿射日、武王伐殷之事。由于这部分竹简残缺较多，还要进一步整理后，才能了解其全貌，就已知的部分内容来看，它是一部过去从未见过的“易占”。 另外有一类简，字体规整，字与字的间距较大，每简的开头都是“邦有……”，所叙述多为自然界的一些异常现象，及其所预示邦国的灾难。此类简是以前没有发现过的。如：“邦有木冬生外入（内）具乱王国不平有柳出趣邦有□”〔784〕；“凡邦有大畜生小畜是胃大昌邦则乐王□大□”〔776〕 此外还出土了竹牍1枚（M15：10）。出于棺内头端，残甚，字迹模糊，内容不详。残长21厘米，宽4厘米。木质近方形式盘一件，长16厘米，宽14厘米，厚0.9厘米。一面外周墨书二十八宿之名，内中四边分书“金”、“木”、“水”、“火”，正中书“土”。其外书有月份。该墓出土的竹简等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的内容为首次发现，对于研究秦代的法律、数术、易学都有十分重要有价值。《文物》杂志1995年第1期刊登了荆州地区博物馆写的〈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一文，全面报导了该墓出土的文物及简牍情况，并发表了少量竹简内容和照片。 ▲
湖北沙市周家台30号秦墓
6月，湖北省沙市博物馆继1992年11月发掘了萧家草场26号汉墓后，又发掘了周台30号秦墓，该墓共出土竹简389枚，牍一枚。据清理，该墓出土的竹简可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有247枚，乙组有68枚，丙组有74枚。其内容为秦始皇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历谱、日书、病方等，资料价值十分珍贵。该批竹简目前正在整理之中，具体出土情况及竹简的详细内容还尚未刊布。 ▲
湖北荆州郭店1号楚墓 8月23日，郭店1号墓被盗掘至椁板。14月中旬该墓再次被盗，盗墓者挖出已回填的泥土，在椁盖板东南角（头箱面端）锯开0.4×0.5米的长方形洞，并撬开边箱，盗取文物，致使墓内器物残损、混乱，雨泥浸入椁室内。为抢救墓中残存文物，荆州博物馆在报请省文物主管部门同意后，及时组织考古工作人员于10月18日至24日对郭店1号墓（M1）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 郭店墓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一组，南距楚故都纪南城约9公里，207国道经墓地东侧约1公里处南北延伸，西与江陵川店填豪林村毗邻。整个墓地坐落在一个高出周围地面积约3至5米的土岗上，约南北长700米，东西宽350米，岗上分布有塌冢子、大陈湾冢、李家冢等10余座中小型楚冢，与郭家岗墓地、尖山墓地、冯家岗墓地、大薛家洼墓地等22处墓地连成一片，构成了庞大的楚墓葬群。据历年的考古资料证明，这里是一处东周时期楚国的贵族墓地。 郭店M1（俗称塌冢子）位于土岗南端，发掘前此为耕地，封土早年夷平。墓坑为长方形土圹竖穴，葬具为一棺一椁，保存较好。墓主头东足西置于棺内，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仅存骨架。其上残留较多的腐栏丝织物。随葬器物主要置于头箱（编号T1—40）与边箱（编号B1—41）中，棺内仅存丝织物腐烂残迹。清理出土的残存器物种类有礼器、生活用具、兵器、车马器、丧葬器、乐器、工具、装饰品、竹简等。按质地有铜器、陶器、漆木器、竹器、铁器、玉器、骨器等。另从盗洞扰乱层中获得铜匜一件，节约4件。这些文物的形状及纹样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风格。发掘者推断该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楚简的年代限应略早于墓葬年代。 该墓出土竹简804枚（M1：T4）。出于头箱。由于这批竹简出土时已遭到盗墓者的破坏，残损缺失较多。再加上出土时因编线腐朽而散乱无序，给整理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所幸的是，科学发掘的劫余之简出土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使整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科学发掘出的全部竹简约有13,000余字，大部分完好，少部分残断。竹简长15～32.4厘米,宽0.45～0.65厘米。形制有两种：一种两端作平头，另一种两端削成梯形。简上保存有编连痕迹2～3道。简文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竹简的内容丰富，包含有多种古籍，其中有两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出土时各篇古籍皆无篇题（发表时的篇题是整理者根据竹书内容拟加的），有少数篇目不见于今传古籍，有的虽见于今本，但在篇章结构及次序等方面有较大差别，内容也不尽相同。 这些竹简出土后，荆州博物馆负责组织了整理小组。经清理发现，简本《老子》有三组（整理组称为甲、乙、丙）。甲组共有竹简39枚，竹简两端均削修成梯形，简长32.3厘米，编绳两道。其内容分别见于今本《老子》二十余章内；乙组共18枚简，竹简的两端平齐，简长30.6厘米，编绳两道。其内容分别见于今《老子》的八章之内；丙组共有14枚简，竹简两端平齐，简长26.5厘米，编绳两道，内容分别见于今本《老子》五章之内。三组内容全部加起来共有2,046字，只相当于今本内容的五分之二。章序与今本也有较大差异，文字也有不少出入。且不分〈德经〉、〈道经〉。《太一生水》（篇题是整理者所加）共有14枚竹简，竹简两端平齐，简长26.5厘米，两道编绳。它是一篇佚文。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时期所称的“道”。该文主要论述“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道家著作。《缁衣》共有竹简47枚，简两端均削修成梯形，简长32.5厘米，两道编绳。本篇简文的内容与《礼记·缁衣》篇大体相同，但两者的分章及章次却差别较大，文字也有不少出入，两者应是同一篇书的不同传本，且简本应较今所据之本更原始一些。《鲁穆公问子思》、《恭达以时》两篇抄写在形制相同竹简上，竹简两端均削修成梯形，简长26.4厘米，前者未见流传，是一篇佚文，后者的大部分内容见于《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七及《说苑·杂言》等书。《五行》篇共有竹简50枚，竹简两端均削修成梯形，简长32.5厘米，两道编绳。其内容主要是讲子思、孟子的仁、义、礼、智、圣的五行学说。《唐虞之道》竹简共29枚，竹简平齐，简长28.3厘米左右，两道编绳。简文内容大意是赞扬尧舜的禅让，著重叙述舜知命修身及具有的仁、义、孝、悌的品德。《忠信之道》竹简共9枚，竹简两端平齐，简长28.3厘米左右，两道编绳。本篇内容是列举了忠信的各种表现，最后扫结为“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性自命出》（共67枚）、《成之间之》（共40枚）、《尊德义》（共39枚）、《六德》（共49枚），皆抄在简长32.5厘米左右形制相同的竹简上，字体也相近，两编绳。《语从》共分4组，共有竹简265枚，皆抄在最短的一种简上，其内容都是由类似格言的有关仁义礼德、喜怒哀乐、君臣父子、结交谋友的文句组成，其体例与《说苑·谈从》、《淮南子·说林》相似。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简本《老子》。自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问世后。学术界对《老子》的成书年代及作者等问题的看法渐趋接近，普遍认为《老子》是东周时期的作品，老子也应是此时之人。但是，对于《老子》成书之前的流传情况，人们一直知之甚少。由于简文是不同于已知《老子》各种传本的另一种尚未见过的传本，因此，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战国时期道家学说的盖貌，对研究《老子》的流传及成书过程有更直接的作用，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部分简文的内容与今本《礼记》的某些篇章相似。稍加对照便可发现，简文语句的次序与今本《礼记》有较大差异。这部分简文至少可以证明《礼记》某些篇章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战国时期，真实性也是可靠的。 郭店M1的重要发现是出土了大批竹简，其数量是目前已发掘的楚墓单墓中最多的一次。这批竹简不仅对研究楚文化及先秦时期的文献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且与墓主人生前的职业也有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死者生前的特殊地位。该墓墓主地位仅相仅当于“上土”，但随葬器物品种繁多，数量也较大，在埋葬制度上略僭周制，这也印证了此墓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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