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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郭店竹簡《語叢四》注释（上）
黃人二
【內容提要】
《語叢四》若參考簡本《老子》甲、《性自命出》、《尊德義》之簡牘符號，則知簡文至少由兩篇文字構成。上篇有四個墨釘之符號疑為章號，組成一篇，講「說之道」；下篇由無墨釘之簡10－27另為一篇，內容為「謀友之貴」。旨在說明言談之重要，體裁上與《為吏之道》、《說苑‧談叢》為同流之作。又《莊子‧徐無鬼》云「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則論《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為「橫說」，《語叢四》為「從說」。
【說明】
整理小組云：「本篇現存竹簡二七枚。簡長一五‧一〜一五‧二釐米。編線兩道，編線間距六〜六‧一釐米。按現存分段符號，簡文分作五段，各段簡數多少不一，有的段只有一、二枚簡。全篇由類似格言的句子組成。其中提到『君』和『士』結交『巨雄』及『謀友』的必要，同時又指出『竊邦者為諸侯』。它們直接反映了東周時期不同階層對社會的看法。本篇原無篇題，因其體例歸入《語叢》。」短短數言，標示出本篇之簡長、編線道數、編線間距、簡牘符號、編聯、篇題、文本性質等方面之相關問題；又整理小組於《語叢一》的「說明」中云：「本篇（指《語叢一》）及此後三篇的內容體例與《說苑‧談叢》、《淮南子‧說林》類似，故將簡文篇題擬為《語叢》。」這是關於內容體例之敘述。此等問題皆本篇之重大者，繼之者或有不同之意見，要皆不能等閒視之，茲依次說明。
關於本篇整體上的看法，林素清先生云：「《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均以討論性情與德行為主，屬于一類，《語叢四》則專論言語游說之道，另為一類，……總之，無論形式與內容，《語叢四》較諸其他題為《語叢》的三篇均有明顯的差異，不宜混為一談。若總結全篇主旨以定篇題，似可摘取第三節開頭『凡說之道』一語，暫擬為《說之道》。」﹝林素清：2000‧5﹞
李零先生云：「此篇有章號（作墨釘）、句讀（作短橫）和重文號（作兩橫），無篇號。原書釋文包括五個拼聯組：（1）簡1-3；（2）簡4；（3）簡5-7；（4）簡8-9；（5）簡10-27。前四組是一類，屬格言摘錄，內容是講『說之道』，有四個章號。最後一組是一類，內容是講『謀為可貴』，其文雖亦格言摘錄，而連寫無章號，或別有所採。今分兩組排列，前一組是以（1）（2）（3）（4）相次，按章號分為四章；後一組則按內容分為八章。簡文形式與清杜文瀾《古諺謠》（中華書局，1953年）所收比較相似，內容則與陰陽游說、縱橫長短之術有關，類乎《太公》、《鬼谷》。《太公》三書曰《謀》、《言》、《兵》〈《兵》即《六韜》〉，《謀》、《言》雖佚，而蘇秦傳其術，見於《鬼谷子》，西漢《三略》是其餘緒。《漢書‧諸子略》以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之書列於道家，在《老子》前，蓋古人本有以陰謀圖國之書為道家之成說。這裏所述亦屬『謀』、『言』。它在郭店楚簡中是比較特殊的一類，形式內容與《語叢》一、二、三大不相同，今以書體相近改列於此。其篇題似可取簡5『凡說之道』改題為《說之道》。」﹝李零：1999‧8﹞
案：本篇簡長約與《語叢二》相同，比《語叢一》與《語叢三》短﹝一﹞；竹簡容字約為其他《語叢》諸篇之兩倍；編線兩道則與《語叢》諸篇之三道為異，蓋編線三道者有其「旁行斜上」經、說體例之考量也﹝二﹞。在文字字體上，本篇具有標準的楚文字風格，文字書寫細密，與曾侯乙簡、包山竹簡之部份行文書寫的大而規整之文字相比，似乎本篇較為草率，亦迥異於具三晉、中山國文字特色之《語叢》其他諸篇之文字，故地位較為低下﹝三﹞。而在竹簡編聯方面，則有客觀存在之標準可為依循，即簡牘符號，此李零先生已說，故其文本復原之排序可從。若對照簡本《老子甲》、《性自命出》、《尊德義》諸篇之簡牘符號，則簡文本篇最少由兩大篇文字構成，有四個墨釘之符號疑為章號，組成一篇，無墨釘之簡10－27為另一篇。
《語叢四》有較大爭議者在于性質﹝四﹞。李零先生前引說本篇「內容則與陰陽游說、縱橫長短之術有關，類乎《太公》、《鬼谷》。《太公》三書曰《謀》、《言》、《兵》。……《漢書‧諸子略》以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之書列於道家，在《老子》前，蓋古人本有以陰謀圖國之書為道家之成說」﹝李零：1999‧8﹞，朱哲先生力贊此說，云「從《語叢一》到《語叢三》，其思想主旨由『天』、『命』到『性』、『情』到『道德』的次第變化表現的恰恰是原儒思想的邏輯發展。整個三篇講的都是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語叢四》講『說之道』、講『賢』『謀』，與前三篇內容明顯不類。如果說前三篇是儒家文獻，則《語叢四》就決不是儒家文獻」、「既然學者們可以憑《語叢四》中重賢謀之內容斷此篇為縱橫家、法家之所作，我以為亦可以憑此斷為道家之作」﹝朱哲：2000‧5﹞；龐樸先生、丁四新先生則認為本篇既非儒家思想，亦非道家思想，而可能是法家、縱橫家的思想﹝龐樸：1999‧1﹞﹝丁四新：2000‧10﹞﹝五﹞。案，各自言之成理，但似乎不必執著，斷然悍言本篇必為某家、必不為某家。何以然？古所謂「善鳥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仕」，故策士游說，雖孔、孟俱在，不能非之。然游說之內容上不妨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可以說仁義、可以說權謀、可以說法術，所謂「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是也。雖內容取舍不同，但其為某「家」則主張其某「家」之學說疑應略同矣，大方向上仍宜以「家」限定其言說之內容。若一「家」無安身立命之主張內容，徒注重言說技巧、捭闔權變，則不妨以「術」易其「家」之名。「家」所提出者乃平治天下之砭箴，故常感「說難」；「術」則只求外交、人事上之勝利，以游說君王、干求祿位為目的，故常要「無所不說」。此理《史記‧張儀傳》說之甚明，其云：「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巳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笑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雖與「儒」、「道」、「墨」、「法」、「名」、「陰陽」相較，「縱橫」確實無太多一家之學術思想、治國方針，然其實踐力亦其他諸家所無法企及。揣摩談說之術，雖人人得而賤之，然其策畫一出，足為諸侯成敗利害之關鍵也，亦不能一筆抹滅。大凡一家學術，授受蕃衍之間，各為其所欲以自為方，一察自好，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上智與下愚不移，孟子言性善，荀子道性惡，同為儒家，非徒取捨不同，倍譎極矣！孔子歿後，儒分為八，子張、子夏、子游皆孔門高弟，荀子非之，蓋微言放絕，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然雖倍譎萬端，不害其為一家之學則甚明。而先秦學術，師生相傳，竹帛難得，多憑口授。或師有其本，弟子承學，受而傳之，有所記錄，往往即書簡冊之後。非如今人之有著作權，雖一言片語，必加標注者。諸子與儒書，莫不皆然。雜見錯出，往往而是。只可以其時之言論辨精粗，不易以其書之體例辨真偽。
本篇旨在說明言談之重要，然此不必為縱橫家所獨擅，諸家皆知此理，故無一家不會不重視言談。反之，縱橫家已依傍言談取利，不必再得意忘形地昌言言談之重要，則其首要議題必少及言談之重要者，亦勢之所趨，而應著重於揣摩、權變之學習與演練。春秋各國，交際頻繁，行人奉使，折衝樽俎，大抵以《詩》為辭令之書。隨機引用，必須恰如志意，方能致命不辱，故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雖孔子不好辯給，云「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見《孟子‧公孫丑》），不過孔門中有善於言辭的言語一科之設置，乃時代風氣之使然。至於戰國，社會鉅變，交際由《詩》變為辯，談辯之說盈天下，《戰國策》之書所載皆是此等言談；至若《莊子‧天地》，尚有孔子以辯者之言以問老子之記載，則辯說之梗概可知矣。故辭命之學，本於縱橫。古人誦詩專對，言婉多風，行人之義徵矣。詩人六義之教不明，而興起好善惡惡之心，徒取其長於風喻，以便口給。
另一個在學者間有不同看法的是「體裁」。羅運環先生有說「據《國語‧楚語》所載，楚莊王時，太子的教科書中有一種稱之為《語》的教本，三國時期吳人韋昭注曰：『《語》，治國之善語。』這種治國善語應屬于格言、警句之類，《語叢四》的體例正與此相同。……《語叢》應當是太子教本中的《語》之類的書籍」﹝羅運環：2000‧5﹞；陳偉先生利用劉信芳先生對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前四種佚書之一《稱》的體裁之研究成果﹝劉信芳：1999‧1﹞，認為本篇屬「稱」這一類文體，其云：「帛書《稱》雜錄古代熟辭（《墨子‧公孟》作「孰辭」）以成篇。『稱』就是用熟辭來解說事物之名。『稱』之體裁古已有之。古書中叫『稱』的，有《逸周書‧武稱》、《管子‧小稱》和《四稱》，其內容相對集中，雲夢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乃其流；帛書《稱》內容廣泛，《說苑‧談叢》乃其流。」﹝劉信芳：1999‧1﹞﹝陳偉：稿本﹞案，本篇誠如陳偉先生所言與《為吏之道》、《說苑‧談叢》確為同流之作，然體裁名稱上疑帶有「說」、「談」字眼者之體較為可能﹝六﹞。李學勤先生《〈稱〉篇與〈周祝〉》云：「〈稱〉篇之所以題為『稱』，是因為『稱』訓為言（〈禮記‧射義〉注）或述（〈國語‧晉語〉注），並不是像一些作品理解的，是度量的意思。所謂『稱』，就是指語句的彙集。」﹝李學勤：1994‧12﹞、「〈周祝〉是《逸周書》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九篇）的第六十七篇，其文體恰與〈稱〉篇類似，是把許多格言、諺語式的詞句串連集合在一起」、「《逸周書》的最末一篇〈周書序〉，對全書各篇均有題解，但對〈周祝〉只說：『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為邦（類似的話見古文《尚書》的〈大禹謨〉、〈太甲〉、〈咸有一德〉，又〈禮記‧表記〉引〈太甲〉等），慎政在微，作〈周祝〉』，沒有提供更清楚的線索。同書第六十六篇〈殷祝〉，〈周書序〉也只說：『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僅表明該篇乃周人追述」﹝七﹞，對《逸周書‧周祝》的體裁性質作清楚之說明，最後歸結為「祝是專掌文辭的，他們在工作之中，積累輯集一些格言諺語，正是其職業的需要」、「史職在於記述歷代的『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而當時流傳的格言諺語又常即這種『古今之道』的凝結」」﹝李學勤：1994‧12﹞，誠然道家之言與史官、祝史之言有所相關，但其演化之過程不詳，若要以之推斷《語叢四》之性質體裁，心或有未安，孫詒讓《周書斠補》云：「『祝』疑當作『說』。」蓋《逸周書‧周祝》中所記載之語言似不專為祝禱時之語言也，不妨其亦有他用，但為古代言談之格言諺語彙集則一也。
《莊子‧徐無鬼》云：「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悅）吾君乎？吾所以說（悅）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經典釋文》：「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曰秘讖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版，本又作板。」成云：「橫，遠也；從，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為從，《六經》為橫也。」《戰國策‧秦策一》記蘇秦事云：「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是太公望之書，或名之曰《六弢》，或名之曰《陰符》也。其書甚多，故陳篋至數十。按《漢書‧藝文志》道家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共為四百七十四篇。以其數量太多，故讀書不得不簡練以為揣摩。女商所言，「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者，儒家之書也；「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者，道家、兵家、縱橫家之書也。此近五百篇之書，今所存者，大抵在《逸周書》中，故司馬、崔二家之注並云「皆《周書》篇名」。然其書所陳，實甚淺薄，漢以下定儒為一尊，遂大量失散矣。若以《莊子‧徐無鬼》之說為準，則《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殆為「橫說」，《語叢四》為「從說」。則本篇疑出於先秦稷下諸子之作﹝八﹞，縱觀郭簡十六種十八篇之內容，尤以鄒齊之儒者最為可能﹝九﹞，則若《莊子》、《晏子春秋》、《管子》、《慎子》等其時其地之產品，分內、外、雜者，於今皆可重新討論其內涵矣，此吾亦於葛洪《抱朴子》之《自敘篇》得到啟示，其云：「其內篇言神仙方葯、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然內、外之概念隨時間、空間之變而變，內、外之名義既可變，故僅宜知其實而不宜執著其名。《史記‧滑稽列傳》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又東方朔「以好古博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南朝梁阮孝緒《七錄》以儒為內而道為外，蓋同類也；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云「東漢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三國志》裴松之注以道為內而儒為外、南北朝以佛書為內而儒書為外，蓋同類也。凡為學知內而不知外，或知外而不知內，皆非也。故郭簡有《語叢四》異於其他思孟學派主流學說之文字，不亦宜乎！縱觀郭簡諸篇，《五行》、《緇衣》、《六德》、《性自命出》、《尊德義》、《成之聞之》等，宜為內篇；《老子》甲、《老子》乙、《老子》丙、《太一生水》、《語叢四》，宜為外篇。
至於本篇應否與其他《語叢》諸篇歸為一類的問題，也引起很大的討論。大多數的學者將本篇劃出《語叢》諸篇之外，羅運環先生持不同意見，其云：「《語叢四》雖然也論述游說之道，但主旨并不在于宣揚游說之道。《語叢四》主要討論用人問題，尤其是游士活躍期間的用人，包括對義士、謀臣、巨雄等的任用和籠絡問題。其與前三篇討論人性、倫理道德問題的關係，如同《語叢》之前儒家諸篇的體例一致，即既有討論人性、倫理道德的內容，也有討論君臣問題及國君用人原則問題。二者的內在聯繫，正是簡文輯錄者的巧心安排，若將《語叢四》從《語叢》中排除，則有傷輯錄者的原意。」﹝羅運環：2000‧5﹞案，本篇與《語叢》其他諸篇有部分關係是無庸置喙的，甚至與郭簡非《語叢》諸篇亦有大小不等之關係，但此不應僅以內容相關與否，做為《語叢四》是否獨立於《語叢》其他諸篇之標準，《語叢四》要與《語叢》其他諸篇歸為一類，理由應是本篇竹簡長度與《語叢二》相當之緣故。
本篇為戰國有韻之文﹝十﹞。簡5－7韻幽部（道、首）、緝部（急、及）、歌部（可、訛、我）、陽部（將、行）；簡1－3韻之部（始、久、茍、耳、己、富）、幽部（讎、報）；簡4韻脂部（閉、日）；簡8－9韻侯部（誅、侯）、文部（門、存）；簡12－18主要韻之部（側、惑、謀、欺、謀、基）、蒸部（雄、朋）、魚部（惡、故）、祭部（敗、害）、佳部（枝、溪）、侯部（足、仆）；簡19－25主要韻、歌部（阤、可）、宵部（削、弱）、之部（材、謀、時）；簡26－27韻佳部（雌、柢、婗）﹝十一﹞。《論語‧堯曰》云：「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以「躬、中、窮、終」為韻；《孟子‧滕文公上》引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以「來、直、翼、得、德」為韻；《墨子》書中引《太誓》者多是韻文（詳見屈萬里先生《尚書集釋》附編三：偽古文尚書襲古簡注）。故略知出於戰國人之手的古文尚書自有一體系，而其他傳世文獻若《老子》八十一章多為韻文、《管子‧弟子職》全篇亦出為韻文；出土文獻若戰國《行氣玉銘》、九店楚簡《告武夷》一篇亦是﹝周鳳五：2000‧11﹞，茲不贅舉。《戰國策‧秦策一》有蘇秦說秦惠王連橫之辭云：「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此篇說辭暢快淋漓，一氣而下，全用韻文，然稍異於春秋各國行人之辭，疑或戰國縱橫家揣摩游說之言，以韻文出之，乃游士說客干求人主時便於記誦之故。若後之秦始皇巡狩天下，所至必刻石記功，亦皆以韻文出之，其理皆同。蓋策士縱橫乃六國之風習，各國致豪傑、養異士，則下之揣練游說之言談，必為盛矣。
最後，本篇之文本復原則暫依李零先生之編排，分上下兩篇，上篇內容為「說之道」﹝十二﹞，分四章，有小墨釘為章符，竹簡依序為5－7、1－3、4、8－9；下篇內容為「謀友之貴」，簡序為10－27、27背。上篇所謂「說之道」當與戰國諸國縱橫捭闔有關，縱橫者，合縱、連橫是也；捭闔者，陰陽、開合是也。前者是戰國時代各國外交政策之主張，後者是外交政策主張上之抽象理論，由後者落實到前者，則須假游說之手段以成之，故所謂縱橫捭闔之術，殆策士游說權變之技巧而已。寬大言之，為天地萬物之門戶；窄小言之，為人口翕動不已之樞紐。此乃戰國策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之故，而失敗者則常感「說之難」也。世之賢者、拙者以「說難」為議題，寄感慨；世之巧者、不肖者正反此以行。下篇所謂「謀友之貴」，《論語》、《孟子》中以「同志為友」之非血緣關係對待君臣關係者也，故有「不友不若己者」、「王公大人之尊賢」之論斷，而此義又見於《五行》、《語叢三》、《唐虞之道》、《魯穆公問子思》等篇，互為發明。《論語‧子路》云：「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知先秦諸子時代，士為朋友之主體，朋友之道的內容為何，反映了此時士階層的政治抱負和價值的追求。其時士無不以干君求仕為始，以顯揚理念為終，士道的凝聚，終使士成為有影響力的社會集團，而以朋友關係對待君臣關係之模式、觀念亦於此時興起。春秋戰國時期，曾子、子夏為諸侯師，聲名顯天下，是士以道術進身、登而為君師之始，其後魯穆公以友禮子思、費惠公師友子思和顏般、齊宣王願請為顏斶弟子、燕昭王師事郭隗、陽城君師友孟勝，均具體之事例也。
【注釋】
﹝一﹞關於本篇竹簡較短的原因，丁四新先生有說，「《語叢》前三篇當是簡書主人生前最喜愛、體會尤深之文獻的摘錄，且學者時時可以拿在手上翻閱、記誦、玩摩、體味，竹簡之所以如此之短，或許就是為了滿足手持便攜、袋容衣納的需要」﹝丁四新：2000‧10﹞，案：此說可商。本篇與《語叢二》長度相當，說「竹簡較短」，乃就《語叢》諸篇全體與郭簡其他諸篇而言的，因《語叢一》至《語叢三》為師說之記錄，相對於「經」言，乃「傳」之性質，即古所謂「專」，《論語‧學而》「傳不習乎」，鄭注「魯讀傳為專」，《說文》云「專，六寸簿也」，故短。又可為「業」，《廣雅‧釋詁》「專，業也」，《禮記》鄭注云「業謂篇卷也」，曰專曰業，文殊而義同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有《晏子》八篇、《孟子》十一篇，一齊人、一鄒人之著作，又有《內業》（「業」即「傳」，別於《語叢三》有說）十五篇，不知作者，但內容即今之《管子‧內業》；又錄十一家《孝經》，有《弟子職》一篇、《說》（此《說》即《弟子職說》）三篇，《弟子職》今亦在《管子》雜篇。蓋古有成書，管子述之，周秦諸子，例不親自著書，所流傳於後世者，多屬身後由其賓客或門生故吏裒集其言論行事及有關文字，總為一書。乃知言「業」、「傳」者，乃其地位較下、簡長較短之故也。
﹝二﹞關於本篇編線為三道問題，丁四新先生又說，「《語叢》前三篇皆有三道韋編絲繩，則似乎更強有力地表明，此三捆簡書皆是其擁有者生前最經常翻閱、通讀的書鈔；韋編三道的用意似乎很清楚，就是為了使簡書編結得更為牢固、札實，防止斷繩脫簡的現象輕易發生」﹝丁四新：2000‧10﹞，案：此說可商，參《語叢三》之「說明」。
﹝三﹞關於本篇字體問題，林素清先生云：「《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的字體最為特殊，若干特徵似乎非楚國所有，《語叢四》則為楚國簡帛常見的字體。」﹝林素清：2000‧5﹞以郭簡諸篇竹簡長度、字體看，簡文可略區分有尊貴低下之別，《語叢一》至《語叢三》之竹簡長度雖較其他諸篇為短，然因字體古樸工整之關係，不妨其為記載師說之尊貴地位；《語叢四》的竹簡長度類同於《語叢二》，表示其為「傳」之性質一也，字體之不同，雖疑有其傳入楚地馴化過程早晚之分，然未若再以內容之不同有高下之別，而施之以不同之字體。
﹝四﹞若饒宗頤先生認為《語叢》四篇的性質，即是《莊子‧天下》、《莊子‧寓言》等篇中所說之「重言」，其源出於前古一耆艾之重言，而孔子、老子、莊子均有所沿襲也﹝饒宗頤：1999‧8﹞。
﹝五﹞丁四新先生說「《語叢四》或當屬權謀縱橫游士之作，符合為君為士的需要」、「從思想內容上說，《語四》的內容雖然既有儒家的，亦有道家的，但從總體上來看，它已被編錄者的主觀意圖從根本上改觀了。很可能，《語四》是權謀縱橫游宦之士所做的言論匯集或思想表達」﹝丁四新：2000‧10﹞。姑且不論其為何家，然首先具有「或當屬權謀縱橫游士之作」的性質，應是可相信的。
﹝六﹞《韓非子》書有《說林》、《儲說》，王先慎《集解》云：「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而「儲」乃訓「偫」也，蓋皆搜集史料故事、格言諺語以備著書、勸諫、游說之用也。《儲說》分內、外，內分上、下，外分左、右，而左、右又各自分上、下，知此等簡端之繁複重多也。《儲說》之「經」為立論主題與一故事，「說」則以故事情節所需之言語對話鋪展開來。蓋文有繁簡二種，簡者意求扼要而多概括之辭，繁者意主鋪張而多列舉其事，若以《淮南子》一書為例，《說山》、《說林》屬「簡」，餘則主「繁」，《語叢四》乃「簡」類也。故整理小組於《語叢一》「說明」中所舉《淮南子‧說林》、《說苑‧談叢》兩篇屬語錄性質，可謂要言不煩而正中的鵠。總之以「說」為名的典籍、篇章，其性質常常近於故事，通過故事述說以明其理，而這過程中則多采用相與往復之對話，終始相接，往往波瀾湧伏，高潮迭起，乃一特殊之談說型式。
﹝七﹞《逸周書‧周祝》又似含有教訓意味的歌謠體。在形式上，或者是全章以三言、五言等和四言交錯數句組成，而以四言為主，若「曰：維哉其時告，汝不聞道，恐為身災，讙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阜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或者是全章以七言四句組成，若「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趨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故在言」。《語叢四》多有與其相似處，則《語叢四》不妨為利用古代的格言諺語於述說故事或人物對話時，特別富有教訓意義之言語，其中又有不乏引《詩》之處。
﹝八﹞身份可能是「博士」。戰國時之博士除學問之研討外，還可以參與議政，《史記‧循吏傳》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此公儀休曾任魯穆公相，魯穆公曾尊養曾申（曾參之子）、子思（曾參之學生）之徒，而魯國是儒家之發源地；又《漢書‧賈山傳》云：「（山）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可見戰國時候的魯、魏設置有博士。《說苑‧尊賢》「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沈約《宋書‧百官志》云「六國時往往有博士」為其旁證。而所謂「稷下先生」、「稷下生」者亦都是「博士」，漢高祖稱叔孫通為「稷嗣君」、「嗣風於稷下」；鄭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孔安國是西漢博士，「棘下」即「稷下」，稱「生」表「博士」。《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齊人淳于越說：「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皆博士議政之載，於是乎有善於附合、曲學阿世之徒產生，此種人面諛君王，位高權重，富貴顯榮，然敗壞政治，僅得時會之助而求寵尊榮於一時。相對於此，則有拘泥、醇謹之徒的產生，此種人忠心悃悃，眷念故國而不得遂其志，身在江湖而常感痛苦，憔悴憂傷，幾至於死，故而或隱或授徒，欲以匡時救世，皆有所待於未來者也。嗚呼！榮辱盛衰，本有肥瘠之不同，然孰得孰失，後世之人當有判然能辨者。人臣之干世主，或進或退，本多天命之決定，非人事所盡能掌握。然前者富貴，後者痛苦，在於善不善於利用環境，善不善於鑽營而已。
﹝九﹞撮鈔群言之作，《漢書‧藝文志》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言》二篇、《法家言》二篇、《雜家言》一篇，知各家皆有所「言」，不必專屬於縱橫家也。
有《徐子》四十二篇、《魯仲連子》十四篇、《平原君》七篇、《虞氏春秋》十五篇，從《史記》本傳看，以虞氏（曾為趙上卿，故號虞卿）為例，其云「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皆士之游說內容，然列為諸子略儒家類，此解釋《語叢四》為何可以歸之儒者之作也。又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即《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著錄在《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儒家類，以其「未盡精醇」，一向不為人所看重，甚至不當它是周孔正道的儒家之言，然陳古諷今，以諫書為用，性質雜駁、誇大、恢奇，不妨看成是鄒齊儒者之所為，此亦漢代經學齊學、魯學判然分別之處。《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錄又有《讕言》十篇，「讕」即「諫」也，乃漢代以前儒生裒錄古代忠臣進諫之語，以成此書，所言皆為君之道。這或許就是《說苑》書中雖有不少孔子與其弟子的言行故事，但終不能與《孔子家語》並論之緣故，疑兩書之編成，分別為齊儒、魯儒是也。此解釋《語叢四》為何歸之鄒齊之儒者也。
﹝十﹞裘錫圭先生在原「注釋﹝一﹞」按語中已說，「此篇文字多有韻，如此二句，『詞』與『舊』皆之部字。以下不一一加注」，茲從裘先生之按語，繁化之耳。
﹝十一﹞關於韻部名稱，此以董同龢先生《上古音韻表稿》、《漢語音韻學》兩書為準。
﹝十二﹞古人為學，大抵可分二途，厚乎德行，博乎道術，即道、術是也。道為體而術為用，道為術之究竟，術為道之津梁。後世救世之急，須強說人，有辯之用，故為談辯、說緒，士人終不能免乎辯論言談，故《墨子‧經上》云「說，所以明也」、「說，辯說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言，口之利也」，《經說上》云「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先秦古書，若《左傳》、《國語》、《國策》及諸子散文有「說」的精采記載，《韓非子》內外《儲說》與《說林》更是「說」庫之淵藪。《漢書‧藝文志》著錄有以「說」為名之古代書籍，若《伊尹說》、《鬻子說》、《黃帝說》、《封禪方說》、《虞初周說》，然皆已亡佚。劉勰《文心雕龍‧論說》云：「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資悅懌；過悅為偽，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及戰國爭雄，辯士雲湧，縱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于成務，退無阻于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知「說」與「策士之游說」很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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