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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献的压力与智识开拓 ——在《炎黄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2002年12月17日) 饶宗颐 廿世纪以来，地下出土文物之丰富为旷古所未有。西晋太康元年汲冢大出古书，是历史有名的首次，杜预记其所见凡七十五卷，他看到的是周易和“纪年”，在他所著的《左传集解》后序，有详细的记录。这是当时的蝌蚪书文献，以视近年湖北湖南江苏及西北地区出土的简册，不啻九牛一毛。单单举长沙的吴简，接近十万片，整理成书可有十册，最近湘西里耶的秦简三个古井，已发掘了的一个井中所获秦简将近二万余片。这样惊人的出土新文献的数字，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整理，和很大的工作队伍去从事研究。这不过举出一二例子，至于其他考古的收获，试看《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一巨大报告书，便可知其大概。 中古的文献，更是车载斗量，文物出版社正在计划刊印《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已出有一些小册供人参考。现以敦煌文献为例，在季羡林与我主编的《敦煌吐鲁番研究》最近一期登载马继兴的世界各地收藏敦煌卷子中的中医药有关统计总目及材料来源，对于正在发展的中医学提供极重要的宝贵资源。 我常常说：中国有二个，一个是地下的中国，蕴藏不尽的历史资源，是人类不可估计的艺术文化财产，许多尚有待于发现整理。我们的历史需要重新判断史料的价值，出土的新文献和传统留下的记录，许多吻合的地方，需要我们再作详细严密论证。德国学派的史学，极重视史料的搜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史料的缺乏，而是新史料的过剩，庞大新文献的包袱，给予学人的压力，已有消化不良的情况，这是极有意义的学术挑战，要我们去承担，好好地去处理。 其次，新文献不断地呈现，促使我们更增加自己的信心，和民族的“自觉”。文化工作者在重重的新文献气氛笼罩之下，对本国文化过去的认知，越感觉到研究责任的重大。我们周围到处是宝，那可随便放弃，如何去承受，开拓和发扬光大，不能逃避。入宝山而空手回归，那是笑话，出土的新文献是中国的，亦是国际的，我们不去研究，外人也会越俎代庖的！所以我们要“无有恐怖”地迎头赶上。 许多旧文献和新文献经过对勘之后特别出现文字上的差异，往往令人生畏，望而却步，杜预对汲冢竹书的差异点就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他指出，一国的历史是出于相沿传承的讲说。所记的时事是有事实根据的。孔子对于异文，在修春秋的时候是依义来处理的。故知前代所传述，不能抹杀，不是毫无根据。新的文献，从异文可以产生新的认知，新的理解，开拓新的视野，新的知识即由此孕育出来。我们要感谢考古工作者，为我们提供新的可靠史料。简帛的巨量出现，使廿一世纪可能成为“简帛时代”。新文献要求我们去取得新认知，对过去史事的重新理解，可说是一种“文艺复兴”的工作，我们正要严肃地挑起这一不可推诿的重担，许多学派知识的新园地，正在等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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