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汇报》公布上海博物馆

所藏《诗论》第一枚简的释文问题

范毓周

今年8月16日，上海博物馆在《文汇报》上公布了近年从香港购回入藏的大批楚简中被命名为《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部分的两枚简[i]，在8月16日至22日北京大学主办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有幸看到上海博物馆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展出的《诗论》全部图版，并听到马承源先生的详尽介绍和饶宗颐、裘锡圭、李学勤、李零诸先生的基本意见，会后又看到朱渊清、李零在《简帛研究》网站上发表的最新看法，感到有必要再作进一步讨论。现就管见所及略谈一些看法，以就教于海内外学界同仁。

 《文汇报》公布的第一枚简为一枚简的局部，共18字，墨钉以上为“不王乎？”系承上文，姑不论。墨钉以下14字中首字右下有合文符号，为合文，故为15字。对于这段文字，上海博物馆课题研究小组释为：

    孔子曰：诗亡（毋）A (离)志， 乐亡（毋）A (离)情， B 亡（毋）A (离) 言。

首字原作“ C  ”,  上海博物馆课题研究小组、马承源、李零均释为“孔子”合文，裘锡圭在“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他怀疑简文 “孔子” 合文或许应释为“卜子”合文，“卜子”就是卜商，即孔子弟子中以“文学”著称的子夏；李学勤先生也说，他完全支持裘先生的看法。我认为裘先生的看法是妥当的。两周古文字中， “孔”字多作“ D ”（西周中期《虢季子白盘》）、“ E ”（春秋时《 F儿钟》）、“G　”《石鼓文》），例甚繁，不遍引。战国文字则作“　H　　”（《子孔戈》）、“I　”（《古玺汇编》２７２１）、“J ”（《包山楚简》２.１２２）等形，与此字字形相去甚远，释之为“孔子”合文，似尚缺乏依据。此字右上所从的“卜”，李学勤先生解释说，这个合文中的“卜”字是取楚“占”字上半所从的“卜”字，江陵望山、包山、天星观、秦家嘴等地所出楚简中从“卜”之“贞”、“占”诸字多为如此作者，皆其证。故此字从“子”、从“卜”甚明, 从字形上看，当为“卜子”合文无疑。

实际上，作为最初整理者的李零也已注意到此字和一般的“孔子”写法不同，并怀疑过这个字是“子上”的合文或其他字。但他仍把它释为“孔子”，据李零讲这是因为考虑到简文的上下文。并说：“当初我把简文中的那个合文释为‘孔子’，主要考虑不是字形，而是内容。”

    李零所说的“上下文”， 即马承源称为《子羔》和《鲁邦大旱》的两篇。据李零介绍，本篇和这两篇，为同一人所书，原先是钞在同一卷上，属于三篇合钞；此篇没有篇题，《孔子诗论》是马承源根据内容加上去的。李零并认为三篇是一篇。这篇简文，原本是由六章构成（简文残缺，就现有简文看，至少有六章），章与章有墨钉为隔（有一个章号残去），接钞连写，而不是三篇合钞。因为简文分篇，多以篇号作结，另行钞写，和这种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他并强调，简文六章，不只中间三章有“孔子”， 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子羔问于“孔子”（马承源称《子羔》）， 第三、四、五章，是“孔子”自陈（马承源称《孔子诗论》），第六章，是鲁哀公问于“孔子”（马承源称《鲁邦大旱》），它们显然都是围绕同一个人物。如果子羔和鲁哀公问教的人是孔子，那么论诗的也就只能是孔子。他认为：“子羔和鲁哀公问教的人，说话口气比较大，完全是教训的口吻。”而且“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羔比孔子小30岁，子夏比孔子小44岁，子羔的年龄比子夏大14岁。但简文中的子羔却一点不像是长者，反而像是对话者的学生。”因此，他说：“这个人不太像是子夏，而更像是‘孔子’。”[ii]

他的这一看法上值得讨论的。古人问学论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似乎并不单纯以年龄为限。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羔比孔子小30岁，子夏比孔子小44岁，子羔的年龄的确比子夏大14岁。但是孔子诸弟子中，以艺文见称且以传经见重于世者，似以子夏最为著名。汉儒治经，皆托名传承源于子夏。《后汉书》曾引徐防之说而谓：“《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至于《诗》学，则更以子夏为学术宗师。不仅《论语·八佾》有著名的子夏与孔子论诗而得到孔子盛赞一节：

    子夏慰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河：谓也？”子曰：‘绘事后

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

而且三家《诗》皆托称子夏所授，毛《诗》更以子夏所授标榜，并以《大序》为子夏所作。而子羔在孔门弟子中是孔子认为最愚鲁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即云：

        子羔长不盈五尺，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

并云：

        子路使子羔为费 J 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曰：“是故恶夫佞者。”[iii]对照前引《论语》孔子谓子夏“起予者商也！”和此节言及子羔“孔子以为愚”及“贼夫人之子”和子路以“必读书然后为学”为解而孔子又云“是故恶夫佞者。”则虽年长，但在孔门中的学识和地位远远无法和子夏同日而语，其问学于子夏自应“不像是长者，反而像是对话者的学生”。至于鲁哀公既然问道，自然需要谦恭，子夏“说话口气比较大，完全是教训的口吻。”似乎也并无什麽不妥。由此很难推定一定是“孔子”而非子夏。如果考虑到内容主要是论《诗》，反而更能说明这个合文字应为“卜子”，即为子夏。因此，无论从字形看，还是就内容言，此字自以释为“卜子”合文为宜。

简中的第二个争议较大的字为“ K ”，此字从心，“ L”声，李零释为 “邻”字，上海博物馆课题研究小组亦释为“邻”并假为“离”，也是缺乏依据的。饶宗颐先生释之为“吝”，应当说是很妥当的。实际上此字从心，“ L”声，应为“怜”字，“怜”、“邻”古文献中常常互作，如《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

    柏至，以骈怜从起昌邑。

《索隐》引姚氏云：

        怜邻声近，骈怜即比邻也。

又“邻”、“怜”皆与“吝”通。如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中今本《老子》15章“犹兮若畏四邻”之“邻”即作“吝”，《荀子·解蔽》“无邑怜之心”杨《注》谓：“或曰怜读为吝”皆其证。故此“怜”应从饶宗颐先生说释为“吝”。

    此简最后一字，因有部分残泐，上海博物馆课题研究小组释为“言”，朱渊请释之为“音”。 其主要依据为《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情发於声，声成文谓之音。”“情发於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是唱的，也称音，所以，他认为最后一句当是“文亡（毋）吝音。”[iv]但通观这部分楚简的内容，多以“诗”、“志”、“情”、 “文”、“言”等范畴交相说明，似乎仍以释“言”为是。

    因此，这枚简自墨钉以下的文字可释为：

         卜子曰：诗亡（毋）A (吝)志， 乐亡（毋）A (吝)情， B 亡（毋）A (吝)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