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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竹书是稷下思孟学派教材
高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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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竹书中，除了多有通假字之外，简笔字和因形近而误的字也不少；而书写的笔法却显得非常熟练，且非出自一人之手，应是由不太理解书籍内容的数位专业抄手所抄写。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宫聚集了来自各国的学者，那里的专业抄手中也可能有一些楚国人。《郭店楚墓竹简·前言》中认为，竹书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很可能就是稷下的楚国抄手所抄写。至于竹简形制的长短，似亦有不同的抄手采用了不同长度竹简的可能，而并不一定都具有分类的含义。至于抄写的时间，则应与孟子同时，具体地说，可能在孟子于齐威王、齐宣王时游齐之后，当然亦在前311年屈原使齐之前，故应早于《孟子》的成书时间。竹书中有些异体字，似可看出孟子学说的影响。如将“过”写作“化”下加“心”，好像是据“所过者化”的意思造的异体字；而将“仁”写作“人”下加“心”、“千”下加“心”、“身”下加“心”，则像是据“仁义礼智根于心”、“仁”由“心”中的善端发展而来的说法造的异体字。此盖当时孟子学说的流行在文字方面留下的痕迹。前311年屈原使齐时，正是齐宣王当政，在孟子说齐宣王行“仁政”后八年。当时楚国学者环渊正在稷下，齐赐列第为上大夫。屈原是否与环渊有过接触，尚不得而知。郭店竹书中的《老子》和其他各篇,均与稷下思孟学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被用作教材，可总称为“稷下思孟学派文献”。 郭店竹书中除《老子》以外的各篇，乃是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其写作的时间，当在体现儒道互补思想的子思学派代表作《孝经》、《中庸》、《大学》、《礼运》、《易传》之后（儒道互补的思想，始于曾参，而为子思学派所发扬光大。参见习作《诸子百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8—49页），与孟子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当，而要早于《孟子》的成书。这些作品，多数是久已亡佚了的在中国思想史上曾经风靡一时的稷下思孟学派的遗说。战国中期的齐稷下思孟学派，是对战国早期鲁国子思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子思后学到齐国稷下，与孟子及其后学会合，发展成为稷下思孟学派。这些竹书资料的发现，可以基本修复稷下思孟学派这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久已残缺破损了的环节。下面将对各篇竹书文字分别作一些考察。 1．《老子》甲、乙、丙盖三个不同选本 《老子》甲、乙、丙本其竹简形制的长短各异，甲、丙本内容有重复，似乃不同抄手抄写的三个不同的选本。甲本和乙本可能抄写时间早一些。甲本的“过”作“化”下加“止”，未作“化”下加“心”。丙本有“过”作“化”下加“心”，“仁”作“身”下加“心”。丙本与《大一生水》形制相同，笔法一致，可能为一人所抄写；其抄写时间看来和下面各篇接近，抄于孟子学说在稷下流行之后。丙本的“过”，第四简作“化”下加“心”；而第十三简作“彳”旁，右边上“化”下“止”，应是保留了较早的写法。《语丛二》第四十简的“过”亦如此，这与西周中期《过伯簋》、《过伯爵》以及战国初《侯马盟书》中的“过”字，均属使用声音相近之声符的同字异构。 《老子》甲、乙、丙三个选本，可能供不同学习者选用。《老子》是稷下的教材之一，思孟后学可以各根据教学需要，对《老子》加以改编，并增删改动内容，对前后次序加以调整。荀况在稷下曾“三为祭酒”，思孟学派流行于荀况到稷下之前，而黄老之学则流行于荀况离稷下之后（参见习作《诸子百家研究》，第106—110页）。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黄老学派，都非常重视《老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既有甲、乙两种帛书《老子》，又有思孟学派的《五行篇》，和黄老学派的《黄帝四经》。稷下思孟学派的《老子》选本中，没有反对儒家的言论，看来是用作教材时删去了；而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则未删。田齐统治者认黄帝为始祖，又推崇老子这个同乡，其尊崇黄老，本出于标榜抬高自己的政治目的。 是否郭店竹书中的《老子》是原本，而马王堆帛书《老子》和传世各本是经过太史儋增改的呢？据《史记·周本纪》，周太史儋见秦献侯在周烈王二年，即前374年，在此前后，如果真的太史儋增改了《老子》，至六十多年以后，前311年屈原使齐时流行的版本，恐早该是太史儋的版本了。而此后即使有人增改了《老子》，那也极可能是稷下学者，而不大可能是生活在六十多年以前的太史儋。春秋末的老聃著了《老子》，经战国时的稷下学者增改传世，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 2．《大一生水》是稷下思孟学派作品 《大一生水》（古书中“大”、“太”通用，不必改“大”为“太”）在子思学派《礼运》、《易传》等著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吸收了《老子》、《曾子天圆》、《管子·水地》等著作中的思想材料，发展出了稷下思孟学派自己的宇宙生成理论。 《礼运》曰：“夫礼，始于大一。”又曰：“夫礼，必本于大一。”最先将《老子》中称呼本体的“大”、“一”之名合为“大一”。稷下思孟学派又将《老子》、《曾子天圆》、《易传》中关于“阴阳”、“气”、“神明”等材料熔为一炉，并吸收了稷下学者在《管子·水地》中提出的“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的观点（《管子·水地》既认为“水”为“万物之本原”，又云“地者，万物之本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显然，以“水”为“本原”的理论尚未成熟），改造发展成了这篇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以“水”为“本原”的宇宙生成论杰作。其写作时间当比《管子》中的《水地》、《心术》、《白心》、《内业》稍后。此篇对屈原的《天问》、《远游》有很大影响，而《九歌》中第一篇即题为《东皇太一》。 《大一生水》是具有稷下思孟学派思想特征的作品，既继承了曾参、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稷下学者“水”为“万物之本原”的观点，堪称为是古代中国的泰勒斯学说。 3．《缁衣》盖子思后学的作品 子思学派的代表作《孝经》、《中庸》、《大学》、《礼运》、《易传》构成了一个具有儒道互补特色的完整的天道、人道思想体系。子思学派主张，始于“孝”，立于“诚”，行于“治国平天下”，合于“礼”，而最终通于“变”。并且具有“忠”、“孝”合一，“义”、“利”合一的观点，强调“诚”，讲“阴阳”、“三才”、“大一”、“太极”，有“尊贤”、“选贤”、“尚贤”思想。 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据《隋书·音乐志》，谓南朝梁沈约云《礼记》之“《中庸》、《表记》、《防（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礼记》中的《缁衣》，与竹简本大体相合；但《缁衣》、《坊记》、《表记》三篇，虽亦出于《子思子》，却与以《中庸》为核心的子思学派思想体系明显不类。若云三篇乃子思早年所作，则《坊记》中引有《论语》，明显作于《论语》编成以后；一般认为，《论语》编成于曾参（前505年—前436年）去世以后，其时子思年已五十左右，早该有弟子了。此三篇全文主题不一，虽多有征引，却基本没有论述发挥。当时这种简单的语录体已经过时，抄录孔子语与《诗》、《书》相印证，颇像是学生的习作，而难说与《中庸》等篇出自一人之手。看来这三篇盖是子思后学的作品。 4．《鲁穆公问子思》是子思后学所作 此篇中子思主张“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与《孝经》中主张谏诤的思想一致。但是，此篇不可能是子思所作。 文中的“鲁穆公”是死后的谥号，据《史记·六国年表》，鲁穆公前407年至前377年在位。此文当作于鲁穆公死后，即前377年以后。而子思大约生活在前483年至前402年，在鲁穆公死前约二十五年就去世了。子思生于孔子去世（前479年）前数年，卒于鲁穆公即位（前407年）后数年；《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思“年六十二”，“六”当为“八”之误。伪书《孔丛子·抗志》云“子思居卫，鲁穆公卒”，纯属无稽之谈。 所以，此篇中的记载，虽然与子思的思想一致，而其作者则决非子思本人，应为子思后学。屈原的作品，亦明显受此篇影响。 5．《穷达以时》与《孟子》、《荀子》 此篇应是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与《孟子》思想一致，对《荀子》有很大影响。文中“穷达以时”的思想，与《孟子·公孙丑上》所引的一段话一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荀子·宥坐》中曰：“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明显受到“穷达以时”思想的影响。此篇竹书所言百里奚、孙叔敖之事，则亦见于《孟子》。 此篇中曰：“又（有）天又（有）人，天人又（有）分。察天人之分，而智（知）所行矣。”这上承《易传》，下启《荀子·天论》。荀况正是受到稷下思想的熏陶，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的思想；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6．《五行》是思孟后学对《礼运》“五行”说、孟子学说和“六德”之说的发展 此篇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似应早于帛书本；其有“经”无“说”，很可能“说”是后人所增，当然也可能是选作教材时删去了。 竹书中当早于此篇的《六德》中，已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参见下文第12节）。此篇中的“仁义礼智圣”五行，乃是思孟后学对于子思学派《礼运》中的“五行”之说，孟子“仁义礼智”之说，以及“六德”之说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发挥。 此篇中的“五行”，首先是从《礼运》中的“五行”引申发展出来的。《礼运》曰：“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孔颖达疏：“五行之秀气也者，秀谓秀异，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知信，是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是其气也；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是其性也。”孔疏无意之中道出了新旧“五行”之间的“天”、“人”关系，尽管他并不知道地下埋着的《五行》，而将“仁义礼智圣”说成“仁义礼知信”。自然律派生出道德律，自然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产生出作为人的准则的“五行”（仁义礼智圣），思孟后学将子思的“五行”和孟子的“仁义礼智”糅合到一起，又加上《六德》篇中的“圣”，牵强附会地创立了自己新的作为人的准则的“五行”学说。这也算是一个效法自然、发扬光大思孟学说的思想成果。《孟子》中并没有这种新“五行”说，而其产生又恰恰与孟轲同时，这发明权就只能归于稷下的思孟后学了。 《荀子·非十二子》中曰：“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这极像是针对思孟学派改造“五行”的这篇有“经”而无“说”的简约文字而言的。将旧的“五行”说改造为新的“五行”说，也正是“案往旧造说”。所以，荀子这段话批评的对象，应既包括子思学派《礼运》中的“五行”，亦包括思孟后学新造的“五行”。寻得了新旧“五行”之间的联系和发展线索，荀子的批评也就容易理解了。但荀子看来并不承认新旧“五行”之间有“天”、“人”联系，故称其“僻违而无类”。似乎后来的稷下思孟后学部分地接受了荀卿祭酒云其“闭约而无解”的意见，而为此篇《五行》增加了有助于理解的“说”。 《五行》除改造发展了《礼运》中的“五行”以外，还将《易传》中的“形而上”、“形而下”改造为“形于内”、“不形于内”，并吸收了《中庸》、《大学》的“慎独”。《礼运》、《易传》、《中庸》、《大学》以及《六德》篇和孟子学说，是其主要思想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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