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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屈”、“景”三族的來源是什麽?這個問題,過去不清楚(或者也可以說,只有一個族的來源,即屈氏本身,我們知道;其他兩族,大家不知道),現在有古文字的線索,事情才水落石出。下請分別述之:

(一)昭。昭氏的來源,過去不清楚,現在知道是楚昭王的後代。因爲從出土文字材料看,楚昭王的“昭”(如邵王之媓鼎、簋)和楚姓氏的“昭”(如包山楚簡人名中的“昭”),[1]它們的寫法一樣,都是寫成“邵”。古文字中的楚姓“邵”就是古書中的楚姓“昭”,這點很清楚。例如上文提到的“昭揚”或“昭陽”,他曾在楚懷王六年(前323年)大敗晉軍於襄陵。此事是楚國歷史上的大事。1957年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啓節就是用這件大事來紀年,叫“大司馬邵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2]包山楚簡的文書部分也有同樣的紀年。[3]它們記載的這位大司馬就都是寫成“邵陽”。可見楚昭氏的“昭”本來是寫成“邵”。特別是還有一條材料,恐怕更關鍵。這就是包山2號墓的墓主,我們從該墓的占卜竹簡看,他的官職是懷王左尹,名字叫“邵※”(前?-316年),也是以“邵”爲氏。[4]此人與屈原同時,生前患有重病,爲了祈求康復,曾反復占卜,反復祭禱。祭禱對象有神也有人。“人”是什麽呢?是他的五世祖考:“邵王”、“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馬子音”、“蔡公子家”。[5]整理者在注釋中指出,“邵王,楚昭王,元前515-元前489年在位。先秦時期有以王號爲後代之氏的習慣,昭王應是邵(昭)※這一支的始祖”[6]。這是非常過硬的證據。

(二)屈。是楚武王之後,這點比較清楚。但我們希望知道的是,爲什麽從春秋到戰國,它一直都是顯族。春秋時期的楚公族,重要性最大是“鬭”、“成”、“屈”、“蒍”。[7]當時的王朝大臣,除王族之外,主要都是由這四族的顯貴來擔任。鬭氏和成氏(成氏是鬬氏的別族)是若敖(熊儀,前790-764年)之後。1990年河南淅川和尚嶺楚墓曾出土過一件“克黃之升”,[8]克黃見《左傳》宣公四年,爲楚莊王箴尹(此官,據《呂氏春秋·勿躬》,是楚國的諫官),就是鬬氏家族的成員,[9]但他的氏名在器銘中並未出現。包山楚簡有“※”氏,也許就是鬬氏的本來寫法。[10]屈氏是武王(前740-690年)之後,這一氏名在出土文字中有不少發現。[11]蒍氏(《左傳》或作“”),[12]舊說是蚠冒(前757-741年)之後,現在看來,也許是熊嚴(前847-838年)四子中的第三個兒子,即叔熊(或叔堪)的後代。[13]河南淅川下寺、和尚嶺和徐家嶺的楚墓就是這一氏族的墓地。其中包括康王令尹蒍子馮和其配偶的墓(下寺三組墓)。[14]這一氏名有三種寫法,一種從邑從爲,疑與“蒍”相當;一種從邑從正反雙虎,疑與“薳”相當;一種從邑從化,則可能是第二種寫法的別體。銘文也叫“楚叔之孫”。[15]這四族當中,鬬、成、蒍三族,資格比屈氏老,地位比屈氏高,但爲什麽到了戰國時期,維持大族地位不衰只有屈氏,這是耐人尋味的事情。

(三)景。景氏的來源,過去也不清楚。因爲如果說它是出自王族,楚國並沒有一個楚景王,如果說它是某個著名大夫的後代,好像也沒有線索。現在借助古文字材料,我們才終於明白,它就是楚文字常見的姓氏“競”字。競氏在包山楚簡和楚國銅器、楚國璽印中都有發現,[16]過去,我們以爲它就是《姓苑》等書中的竟氏。[17]徐全勝先生在考釋包山楚簡中的競氏時,也是這麽看。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去這一解釋,他還有另一種考慮,“復疑競氏即文獻之景氏”。[18]現在看來,他的後一種考慮才是正確的。因爲我們已經知道:(1)楚平王的諡名本來是作“競平”;(2)“競平”的“競”字,根據諡法命名和文字通假的慣例,正好應該讀爲“景”。其證據是,1973年湖北當陽趙家湖楚城遺址1號台基出土過一件青銅甬鐘,銘文作:“秦王卑命,競(景)平王之定救秦戎”。[19]這件銅器應是一組編鐘中的一件,如何斷讀和考定其時代,學界曾有爭論。但現在根據新出楚簡,我們可以確認,銘文中的“競(景)平王”就是古書中的楚平王。平王稱爲“競平王”,其實是用“雙字諡”,情況同于楚惠王之稱“獻惠王”,簡王之稱“簡大王”、聲王之稱“聖(聲)※(桓)王”,襄王之稱“頃襄王”,考王之稱“考烈王”。[20]由此,我們才終於明白,楚文字中的“競”氏,其實也就是古書中的“景”氏。它的來源是楚平王諡號中的“景”字。昭氏和景氏都是來自春秋晚期的楚王,而且是名聲不佳的楚王。他們的後代爲什麽在戰國時期最顯赫,這也是耐人尋味的事情。

 

 

上文所述昭、屈、景三族,“屈”是老牌貴族,早在春秋時期就很顯赫,與“昭”、“景”不同;“昭”、“景”是新興貴族,它們的出現比較晚,立族當在戰國初年。楚國貴族很多,但到戰國時期,爲什麽只有這三族最得勢,原因可能很複雜現在我們的考慮還很不成熟,這裏只能講點粗淺的體會。

(一)我們先談屈氏。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春秋時期,楚公族之大首推鬬、成、屈、蒍。這四族的命運是,春秋早期和中期(若敖至康王),鬭、成最顯赫,當時王朝大臣多出二族。但莊王九年(前605年),楚“滅若敖氏之族”(《左傳》宣公四年),首先衰落的正是鬬氏和成氏。[21]比起鬬氏和成氏,春秋早中期,蒍氏的地位要差一點,但也很重要,他們在王朝任高官的也不少,僅次於鬬氏(比如莊王時的名相蒍敖〈即孫叔敖〉就是出自這一族)。特別是鬬氏和成氏衰落後,楚國一度由王族專政,而由蒍氏和屈氏輔之,蒍氏的地位更有所提高。[22]楚共王時,王朝大臣多出王族,康王初年也是如此。康王九年(前551年),王殺令尹子南,剪除王族中的權貴,起用薳子馮任令尹,蒍氏(薳氏)才代替鬬氏,成爲王族之外最大的貴族。整個春秋時代,屈氏的地位比鬭、成、蒍要低,他們的成員,只有屈建當過令尹,其他多是擔任莫敖。[23]但四族之中,到戰國時期還能維持大族地位而不衰,只有屈氏。屈氏的碩果僅存、後來居上,當與其他三族過早消耗於權力角逐,而屈氏始終不是鬥爭焦點有關。[24]

(二)我們再講一下昭氏和景氏。

戰國時期的昭氏和景氏,它們是來自春秋晚期的楚昭王和楚平王。平王和昭王是父子關係。他們在楚史上的角色很有意思。披讀楚史,我們不難發現,其公族興廢每與國家災難有關。昭、景二族的出現也是如此。我們考慮,它們當是昭、惠復國的産物。此外,屈氏在這兩次危機中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它在戰國時期的地位可能也與這類事件有關。

首先,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楚史春秋段是分爲前後兩截,前一截,即春秋早期和中期(從若敖到莊王),楚啓濮伐隨,兼併各國(申、呂、息、鄧等國),與晉爭雄,問鼎中原,一直是處於上升的勢頭,鬬、成與有力焉。莊王九年,若敖之滅,導致王族勢力的上升。表面上看,這是王室得到加強,但實際上卻是楚勢由盛轉衰的開始。

其次,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春秋晚期,楚國多難,禍亂是起於共王。共王以來,令尹、司馬多爲王子(蒍氏、屈氏只起輔助作用)。當時“王族多寵”是大問題(《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載楚申叔豫語,謂“國多寵而王弱”)。所謂“王族多寵”,第一是王多寵子,而莫嫡是立,有繼承危機;第二是幼子即位,而王叔政,又有篡弑之虞;第三是王族多畜私臣,“祿而多馬”(《左傳》襄公二十二年),也對國家構成威脅(這類問題一直到吳起變法前還是如此)。比如共王五子(即後來的康王昭、靈王圍、訾敖比〈子干〉、令尹子皙和平王居〈原名棄疾〉),他們都是庶子,由誰繼承王位,是靠埋璧爲卜,導致五子爭位。其先立者爲康王。康王初年,三易令尹(子囊、子庚、子南),都是出自王族,新王受王叔控制,很不自由。康王九年,王殺令尹子南,導致蒍氏出山,情況才有所緩和,但王族專政的局面並未打破。[25]康王死,其子麇(郟敖)是被令尹子圍即後來的靈王殺。靈王立,其子祿又被另外三位王叔(子比、棄疾和子晰)殺害。靈王自己也死於流亡。當時人叫“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鄭行人子羽語)。靈王卒,子比爲王(初王),子皙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三位王子爭政的結果是,棄疾獲得勝利,是爲楚平王。平王在五子中年齡最小,當時人說“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左傳》昭公十三年載晉叔向語)。[26]這也是屬於後來居上,和屈氏有相同之處。

最後,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春秋晚期的國際形勢是,晉、楚對抗,各有與國:吳通上國,與晉爲親(晉、吳爲同姓);楚娶二嬴(莊王夫人平王夫人是秦女),與秦爲姻(秦、楚都是被中原諸夏“夷狄視之”的大國)。故楚臣之叛,必投吳、晉(如申公巫臣、伍子胥、太宰嚭、太子建);[27]昭王復國,也是賴秦之助。[28]

這是平王即位的背景。

平王這個人,史家都認爲很壞,但他的運氣卻並不壞。他不但以陰謀得繼大統,幹盡壞事,竟以壽終,讓逃亡在外的伍子胥氣得不得了;而且死後也若有神助,雖以暴虐荒淫,陷楚國於災難,但他的兒孫(楚昭王和楚惠王)還是得以重振楚國,再續楚祀。司馬遷說康王“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史記·楚世家》),就是講這種戲劇性。不僅如此,有趣的是,楚國的命運還竟然是繫於一女子之身。楚平王爲太子建取婦于秦,見女好而自娶之,舍太子建不立,而立秦女所生子爲昭王,這是後來幾件大事的伏筆。它既是伍子胥搬吳兵入郢的禍因(導致太子建的老師伍奢被殺和伍子胥出逃),也是申包胥乞秦師復楚的福源(因爲昭王的媽媽和姥姥都是秦女)。就連惠王時有名的“白公之亂”和葉公子高的救亡圖存,遠因也在於太子建之廢,白公勝要爲他的父親(故太子建)報仇雪恥。這兩次的復國,對楚國影響很大:昭王所“復”是平王的“國”,惠王所“復”是昭王的“國”。我們相信,昭、景二族的崛起必與之有關。

最後,我們應該指出的是,在上面提到的楚國鐘銘中,我們發現的並不只是楚平王的諡號,而是秦國救楚的大事。我們推測,該器當是昭王或昭王以後,楚王室爲了紀念楚國的復國而做。[29]作器者在銘文中把秦之救楚歸因於平王與秦國聯姻,這點很重要。因爲如果我們是惠王以後或昭王以後的楚人,他們在復國之後能夠想到的是什麽呢?恐怕只能是感謝惠王以前的昭王,昭王以前的平王感謝從秦國娶來了一個既給他們帶來災禍又給他們帶來福氣的漂亮女人。我想這也許就是“昭”、“景”二族在戰國時期成爲大族的原因吧?

 

                                 2000726日寫於北京薊門寓所



[1] 邵王之媓鼎、簋,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4冊,文物出版社,1986年,2288;第6冊,文物出版社,1988年,36343635。包山楚簡中的人名,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案:關於包山楚簡中的邵氏,可參看:徐全勝《包山楚簡姓氏譜》,北京大學考古系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19975月,33頁。據徐譜,包山楚簡以“邵”爲氏者凡10人,見《包山楚簡》簡1515反、1695103115116125150176181193-194205-207218220221223249。此外,邵氏還見於楚漾陵公戈(《殷周金文集成》,第17冊,1992年,11358)、楚鄂君啓節(《殷周金文集成》,第18冊,1994年,12110-12113)和楚璽印(《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255125523486)等。

[2] 見注11引楚鄂君啓節。

[3] 《包山楚簡》,簡103115

[4] 《包山楚簡》,簡207218220221223249

[5] 《包山楚簡》,簡200203205214240243

[6] 《包山楚簡》,53頁,注(360)。

[7] 清陳厚耀《春秋氏族譜》卷下述楚公族有“鬭”、“成”、“屈”、“蒍”、“熊”、“陽”、“申叔”、“申”、“伍”、“潘”、“沈”、“觀”、“伯”等族,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十二下《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表》的楚表也有“鬭”、“成”、“蒍”、“屈”、“陽”、“囊”、“申”、“潘”、“伍”等族。這些氏族,照說當以熊氏最古老,“熊”即古文字中的“※”,是楚王族所出,但陳書所列以熊爲氏者卻既非王族,也非楚國的重要公族,顧表去而不數是對的;陽氏和囊氏雖然是從王族分化,但陽氏是穆王(前625-614年)之子王子揚的後代,囊氏是莊王(前613-591年)之子王子貞的後代,它們分出的年代都比較晚,重要性也比較差;而“申叔”、“申”、“伍”、“潘”、“沈”、“觀”、“伯”等族,則或以封邑爲氏,或不詳所出,都是某些大臣的後代,它們也不能同“鬭”、“成”、“屈”、“蒍”相比。陳譜和顧表把這四族列在最前面,這是很有道理的。

[8] 曹桂岑《河南淅川和尚嶺、徐家嶺楚墓發掘記》,《文物天地》19926期,10-12頁。

[9] 據《左傳》宣公四年,克黃是成王令尹鬭穀於菟(字子文)的子孫。

[10] 《包山楚簡》簡61:“九月辛酉之日,新大廄陳漸受期:十月辛未之日,不行伐(代)陽廄尹郙之人※戟於長沙公之軍。登門有敗。          疋(胥)越。”簡文中的“※戟”,注(105):說“※,讀如鬬。”滕壬生先生以爲是人名(見所著《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877頁)。

[11] 參看:徐全勝《包山楚簡姓氏譜》。據徐譜,包山楚簡以“屈“爲氏者凡11人,見《包山楚簡》,簡7626787121130157169176190223。此外,屈氏還見於楚屈子赤角瑚(《殷周金文集成》,第9冊,1988年,4612)、楚燕客銅量(《殷周金文集成》,第16冊,1994年,10373)、王鐘戈(《殷周金文集成》,第17冊,11393)和楚璽印(《古璽彙編》,3599)等。

[12] 《左傳》的這兩種寫法是以“蒍子馮”爲分界線。他本人是兩種寫法都有,前之者作“蒍”,後之者作“薳”。

[13] 據《國語·鄭語》和《史記·楚世家》,熊嚴四子爲伯霜、仲雪、叔熊(或叔堪)季紃(或徇)。熊嚴卒,伯霜立。伯霜卒,三子爭位,仲雪死,叔熊亡,避難於濮。最後繼位的是季紃。叔熊是楚叔氏,即楚蒍氏的來源(疑“叔熊”、“叔堪”本作“叔酓”)。參看:李零《楚國族源、世系的文字學證明》,《文物》19922期,47-54,轉90頁。

[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曹桂岑《河南淅川和尚嶺、徐家嶺楚墓發掘記》;李零《再論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1期,47-60頁;李零《化子瑚與淅川楚墓》,《文物天地》19936期,29-31頁。

[15] 同注24引李零文。案:《文物》1996149頁:圖一:排印有誤,圖一:1的第一字應刪去,圖一:3應同4

[16] 參看:徐全勝《包山楚簡姓氏譜》。據徐譜,包山楚簡以“競”爲氏者凡11人,見《包山楚簡》,簡688190110118121-123131155163180187。此外,競氏還見於楚燕客銅量(《殷周金文集成》,第16冊,10373)、楚襄成公戟(《考古》19951期,75-77頁)、楚璽印(《古璽彙編》,02753130-3132)等。

[17] 李零《楚燕客銅量銘文補釋》,《江漢考古》19884期,102-103頁。

[18] 徐全勝《包山楚簡姓氏譜》,31頁。

[19] 《殷周金文集成》,第1冊,1984年,37

[20] 李零《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諡》,《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6期,23-27頁。

[21] 楚滅若敖氏之後,鬬穀於菟的後裔,仍有人在王朝擔任要職,如鬬韋龜(鬬穀於菟的玄孫)、成熊(成虎)事靈王(《左傳》昭公四、十二、十三年);鬬成然(韋龜子,也叫蔓成然,字子旗)事平王,爲令尹(《左傳》昭公十四年);鬬辛(成然子)事平、昭二王爲鄖公(《左傳》昭公十三、十四、十九年、定公四年和五年);鬬巢(鬬辛弟)、鬬懷(鬬辛弟)隨昭王出亡,有功(《左傳》昭公四年、定公五年)。此外,《國語·楚語下》還有鬬且,事楚昭王。

[22] 如蒍子馮(或薳子馮)、薳掩事康王,爲令尹、司馬(《左傳》襄公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年、昭西元年);薳罷(子蕩)、薳越、薳啓彊事靈王,爲令尹、司馬和太宰(《左傳》襄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三十年、昭西元、四、五至七年)。此外,靈、平之際的楚臣還有薳射、薳洩、薳居、薳固等人(《左傳》昭公五、六、十三、二十一至二十二、二十五年、定公五年、哀公十八年)。

[23] 如武王時的屈瑕(《左傳》桓公十一至十三年)、屈重(《左傳》莊公四年),康王時的屈到(屈蕩〈見《左傳》宣公十二年,非下屈蕩〉子,《左傳》襄公十五年)、屈建(屈到子,《左傳》襄公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九、昭公二十年)、屈蕩(非上屈蕩,《左傳》襄公十五、二十五年),靈王時的屈申(屈蕩子,《左傳》昭公四、五年)、屈生(屈建子,《左傳》昭公五年),他們都擔任過莫敖。

[24] 鬬氏的後裔,即所謂“若敖之餘”(《左傳》昭公十二年),有人在靈、平之際仍任要職,但遭排斥打擊,如靈王奪鬬韋龜、鬬成然田邑,殺成熊(導致鬬氏參加“三王子四族之亂”);平王殺鬬成然。蒍氏在康王時很有勢力,但康王死後,也受排斥打擊,如郟敖元年,王子圍爲令尹,蒍掩爲大司馬;次年,圍殺掩而取其室(《左傳》襄公三十年);即位後又奪薳居田(導致薳氏參加“三王子四族之亂”)。

[25] 下寺三組墓是康王令尹蒍子馮及其配偶的墓,墓中除子馮自己的銅器,還出有加刻子馮銘文的王子午升和王孫誥鐘,以及刮去銘文的若干銅器。我們懷疑,這些銅器可能是因子南、子馮等族遭受打擊,被康王沒收,送給子馮(刮去銘文的銅器可能是子南一族的銅器)。參看:李零《再論淅川下寺楚墓》。

[26] 這是楚國的成說。如《左傳》文西元年載令尹子上語,謂“楚國之舉,恒在少者”,是同樣的意思。這類例子見於楚史,年代最早當推熊嚴四子爭政、繼位者爲季紃一事。

[27]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宋向戌語有“楚材晉用”之說,所舉人物有析公、雍子、申公巫臣(屈巫,字子靈)、伯棼(苗賁皇)。

[28] 楚莊王也曾“乞旅于秦”,見《左傳》襄公十一年。

[29] 李零《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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