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园会感想

王家台秦简是近年的重要考古发现。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为“三易”的存在提供了新证据，而且对衔接“前三易”到“后三易”的发展也是重要环节。关于王家台秦简，李学勤先生有一个发言，他说“有人说”，《周易》的卦画是从“数字卦”发展而来，现在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推翻。他解释说，不但出土《周易》的卦画不是“数字卦”，就连望山楚简、天星观楚简和包山楚简的卦画也不是。至于出土易卦为什么会把阴爻写成八分式，这是因为竹简太窄，毛笔太软，写不好就成了那种样子〔案：马王堆帛书的阴爻八分程度略小，还勉强可以这么说，但其他例子皆作八分状，就没法这么讲，比如年代更早的上博楚简《周易》就明显是八分状〕。与会学者随即有人提问，问这个“有人说”是不是指张政烺先生。李先生补充说，他承认张先生讲的商周卦画是“数字卦”，但战国秦汉的卦画不是。我觉得李先生完全可以不同意张先生的看法，但没有必要称为“有人说”〔案：我们的学术界，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人说”是违反学术规范的〕，因为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指张政烺先生，而且在李先生以前的著作中，他已表达过自己的观点。[1]不一样就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呢？

会议当天，没有机会发言，我向艾兰先生申请，答复是等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胡平生先生发言，又回到这个话题。胡先生说，会议发了《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上面有篇韩自强讲阜阳汉简《周易》的文章，[2]此人水平很低，文章错误很多，大家千万别上当。比如，他说，李学勤先生批评的“数字卦”，韩根本不懂，非在那里乱讲，我早就批评过他〔案：我和胡先生和韩先生都很熟，作为旁观者，我有点奇怪。话怎么可以这样讲呢？韩先生好歹也是个博物馆的馆长，而不是一个小学生，作为竹简的发掘者和胡先生的合作整理者，他应该受到起码的尊重〕；我当时就跟他讲，1997年我去看张先生，他已放弃“数字卦”的说法。胡先生说完，我举手要求发言，到台上讲了几点意见。我说，第一，就我所知，关于《周易》卦画的讨论，现在有两种意见，张先生是一种意见，李先生是一种意见（源出金景芳先生），不同观点可以讨论。商周时期的卦画是用一、五、六、七、八、九、十表示，这点不成问题（我们称为“十位数字卦”），李先生也不否认，问题是战国秦汉以来的情况。它们究竟是从早期数字卦发展而来，取“一”、“八”为阴阳爻（我们称为“两位数字卦”），前后有连续性？还是另有来历，本来就是作横画断连，和后世一个样？这个问题要看证据。李先生说他有充分证据，足以推翻张说，但据我所知，上博楚简、马王堆帛书和阜阳汉简的《周易》，它们的阴爻都是作“八”（上博楚简比后面两种更明显是“八”，它和早期“数字卦”的写法没有任何区别），王家台秦简《归藏》也是如此（只不过有些卦画的上端是合并在一起，如同十位数字卦的“六”）。[3]东汉以前，我们还没有碰到过一个反证（出土卦画，阴爻作平画断连者，最早的例子是乐浪遗址出土的东汉式盘）。这么多材料，竟然无一例外，恐怕是不好用简窄笔软作为解释的。更何况，望山楚简、天星观楚简和包山楚简，它们的卦画还是多位数字卦〔案：李先生说这些卦画也是写坏，太勉强〕，这种卦画在四川理县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陶罐上还有，仍然保持着早期传统。我分析，其情况可能是，三易系统的“两位数字卦”是从商周“十位数字卦”的长流中分出的一个系统，而不是与之平行另有来源的一个系统。[4]所以从事实上讲，从道理上讲，我看张说都比李说更为圆满。第二，我不相信胡先生的“独家新闻”，因为直到很晚，我和张先生还谈到整理出版他论数字卦的论文，我从来也没有听说他要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其他人，包括张先生的夫人、同事和学生，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说，数字卦是张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很大（将来是要写进学术史的），我们不能随便讲这个话。特别是他现在躺在医院里，因为健康上的原因，已经无法申辩，我们更要慎重。我理解，张先生是忠厚长者，他对别人的意见总是耐心倾听，很少会打断或驳斥对方（古人叫“面折”，今人叫“当面撅人”），不但于关键处喜欢侧耳倾听，还常常点头微笑以示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对方的说法一概表示同意。如果胡先生说，张先生最初以阴阳爻为“一”、“六”，是根据了阜阳汉墓发掘简报的错误报导（当然是韩自强先生的错误报导了），后来才知道是作“一”、“八”，我想张先生会乐于承认，[5]但胡先生说张先生已尽弃前说，改从李说，我不相信。[6]第三，我说，我一向信奉的是“学术面前人人平等”，[7]谁也不能说，我年龄大，地位高，就可以高人一等。谁也不能说，我师出名门，聪明绝顶，就可以目空一切。今天我讲这些话，并不在于维护师说（张先生是我的老师，李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况且就是对张先生的看法，我也提出过商榷），而是在于，不同的学术观点应该相互宽容。我不讳言，就目前的发现而言，在张、李二说间，我更倾向于张先生，但在《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的补记中，我特别向读者推荐的正是《周易经传溯源》，指出李先生的看法“与本书观点不同”，但“很值得参考”（503页）。我说，假如有一天，李先生真的找到证据，我就双手赞同李先生。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我看还是两说并存，继续讨论下去更好，何必急于“推翻”呢？第四，虽然我不赞同李先生的上述看法，但我完全同意李先生的一个估计，这就是《归藏》的年代并不早于《周易》，因而也不可能是什么“商易”。近来，邢文先生做考证，说王家台秦简《归藏》是“商易”，我不赞同。[8]

一般也叫“新蔡楚简”。关于这批楚简，我在会上讲了几句话，没有说完（因为时间到了，被艾兰先生停止），现在续说于此。

（1）关于葛陵村楚墓的墓主和年代。会上放幻灯，我的印象是，这批楚简出土的墓葬，从出土器物看，年代比较早，它比曾侯乙墓晚，但比长台关楚墓早。此墓墓主，简文说是“平夜君成”。这个“平夜君成”是谁？我很怀疑就是包山楚简中的“平夜君”。因为第一，简文祭祷的先王是止于楚声王，估计墓主是悼王时的平夜君。第二，包山楚简记墓主之名为“邵※”，他祭祷的祖先是分叙，先祭“邵王”即楚昭王，用牛；后祭前面冠以“文”字（表示已故的先人）的“平夜君”、“郚公子春”、“司馬子音”和“蔡公子家”，用猪。这五个人，过去我们以为是墓主的五世祖考，但现在考虑，昭王恐怕只是邵氏（即昭氏）的远祖，下面还有两三代（相当惠、简、声三王），简文中的“邵※”是怀王时人，“平夜君”、“郚公子春”、“司馬子音”和“蔡公子家”是墓主的四世祖考，他们大约相当于悼、肃、宣、威四王。从年代考虑，两处提到的“平夜君”也比较接近。第三，葛陵村楚墓出土骨器，上面有邵氏的铭文，这也暗示出，该墓墓主与包山楚墓的墓主可能是同一家族。

（2）这批简文含有不少重要信息，在释文上还可做进一步推敲。比如：

（b）乙一14：“※竝”，上海博物馆藏巴蜀式铜戈，铭文作“次竝※之造戈”，[9]“次竝”有可能就是简文中的地名，而且确有可能是在临近巴蜀的地方。“※”是人名。[10]

（c）甲三189：“心”下一字从分娩之娩的古体，应读“心懑”；[11]下句应释“百骨体疾”。

（d）甲三137：“各”，应释“※”。“就”，我早已释出，作者引用王辉文，乃是重复考释。[12]

（f）乙二37：应释“以坪夜君不肿背膺”（“肿”，原从疒从童；“背”，原从人从不；“膺”，原作雁）。

参观时，我记得有一枚简，其中提到“五胜”、“五生”一类字眼。《汉书·艺文志·兵书略》“阴阳类”小序说：“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颜师古注：“五胜，五行相胜也。”看来简文是讲五行生克。

我们从事的领域是个充满未知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不犯错误是大神话，也是大笑话，只有探索才是我们的乐趣所在。

以上感想，可能会有很多错误和不当之处，但我非常感谢有关报告人给大家带来的珍贵信息，感谢他们让我先睹为快，说出上面这些很不成熟的话。

在文章结尾的地方，我想说一句话，这就是，我希望在咱们中国，能够创造一种对所有学者都一律平等，遵守学术规范，尊重学术同行，自由而坦率的批评风气。

[1]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214-215页。

[2] 据韩自强先生告，他的文章是由张政烺先生推荐发表，手头还有张先生的推荐信。

[3] 我向王明钦先生请教，在这些卦画中作“六”、“八”者各占多少，他说还要核对。

[4] 参看：拙作《跳出〈周易〉看〈周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6期，22-28页。

[5] 参看：拙作《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258页引韩自强信的有关说明。

[6] 张先生的夫人傅学苓先生和张先生的学生吴荣增先生，他们都明确表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7] 在武汉大学的简帛讨论会上，我提倡过“学不分古今中外，人不分长幼尊卑”，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这句话。可惜的是，会议纪要用了我的话，但把第二句改成“人不分男女老少”。参看：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688页。

[8] 邢文《秦简〈归藏〉与〈周易〉用商》，《文物》2000年2期，58-63页。案：拙作《跳出〈周易〉看〈周易〉》也是讨论这类问题，此文只字未提。

[9] 沈之渝《※竝※戈跋》，《文物》1963年9期，61-62页。

[10] 此字是“榠”字的古体，参看拙作《读〈楚系简帛文字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五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139-162页。

[11] 同上，146页。案：此说可以纠正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先生在《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89-90页上的误释。最近李家浩先生在《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年）146-147页上提到我的这一考释，故意隐去我的姓名和文章（我和这位先生就在同一个研究所，他不会不知道我的真名实姓，文章发在哪里）。他说“最近有人写文章”考出此字，“但没有说出理由”，“据说此人参加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简整理工作”，他还考出其他一些字，但也“没有根据”，全是“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等等。好像上博楚简的那些字都不是由我释出，由我释出，也一定没有根据（材料未发，我能引用吗）。我已向该书责编李解民先生郑重指出，希望这位作者能节怒自爱：不管您有多大来头，也得有一点学术道德的起码约束，懂得这是中外学术不耻的隐匿行为（这位先生除了批我，从不引用我的文章，好不容易赏光，还得称为“有人”）。顺便说一句，《九店楚简》中的释文是作者对其《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所收旧释的修订，在这个新的版本中，他对众多学者已经做过的批评和修正（包括我的文章）也是故意不提。

[12] 拙释，见《古文字杂识（两篇）》，收入《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270-274页。王辉释，见《释※、※》，收入《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146-149页。案：拙文纠正了朱德熙先生在《鄂君启节考释（八篇）》（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189-202页）里的误释。我宁愿相信王辉先生是一时疏忽，但《古文字研究》第22辑138-140页上发表的李家浩《鄂君启节铭文中的高丘》，却明显是故意隐匿。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这个字应该释为“就”，是裘锡圭先生从上博回来告诉他的，“后来有一位参加上博竹简整理的人写文章（又是“有一位”），将此字释为‘就’，显然是根据上博竹简而释的”，好像真相不是我把上博楚简的该字释为“就”，然后他的老师才看到，反而是他的老师先释出此字，后来我才写了文章（您不觉得这是给您的老师丢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