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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者，孔子为曾参说孝道，以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亲之法，相传为孔子纲领《六经》而作①。《孝经钩命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故备受推崇②，为之作注者多达百余家。唐开元、天宝年间，玄宗两度为《孝经》作注，刻石太学，诏天下家藏其书。在倡行孝治的古代中国，此书影响之广，罕有其匹。但是，《孝经》的作者，却聚讼至今，有孔子说、孟子说、七十子后学说、孟子弟子说、汉儒说等等，其中子思说最为人忽略。本文借助新出郭店楚简，为子思作《孝经》说提出新证，希望沉寂已久的《孝经》研究再开生面。

《孝经》的真伪，历史上屡屡有人质疑，因此，在讨论《孝经》的作者之前，不能不首先加以解决。

《孝经》有今、古文之别。《隋书·经籍志》云：“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西汉颜贞所出，即今文《孝经》。

古文《孝经》出于孔壁，见于多种汉代文献的记载。《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此即孔壁所出古文《孝经》。荀悦《前汉纪·成帝纪》引刘向曰：“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但是，刘歆《移太常博士书》、王充《论衡·佚文》举孔壁所得书，仅言《尚书》，而未涉及《孝经》，似乎孔壁所得，《尚书》一种而已。许沖《上说文解字表》云“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则古文《孝经》乃鲁国三老所献，非出于孔壁。如此纷纭，其来历似颇有疑问。然上引《艺文志》语下有安国“悉得其书”四字，若仅为《尚书》，则不得言“悉”。段玉裁云：“孔安国所得虽多，而所献者独《尚书》一种而已。淹中所出之《礼古经》、鲁国所献之古文《孝经》，皆即恭王壁中所得，而安国未献者也。《孝经》自昭帝时鲁国三老乃献之。”（《说文解字注》卷十五下）是文献所记，彼此并不抵牾，段说至确。古文《孝经》流行于汉，隋唐犹见在，《经典释文序录》、《隋书·经籍志》均有记载。

今、古文《孝经》的区别有二：一是章数不同，据《汉书·艺文志》，古文《孝经》的章数多于今文，班固于“《孝经古孔氏》一篇”下自注云：“二十二章”。师古注：“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是古文《孝经》多出今文的四章中，有三章是因章句分合粗细而致，真正溢出的仅《闺门》一章“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二十二字；二是文字有异，《汉书·艺文志》师古注：“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校读二本，知文字歧异大多在无关宏旨处，如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作“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作“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如此而已。可见，今、古文《孝经》文字虽有小异，而义理不殊，两者并无根本区别。

其后，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隋书·经籍志》）《孝经》的章句文字由此而定。郑玄、马融等鸿儒相继为之作注，惜均已亡佚。

入晋，《孝经》有郑氏注本与孔传本行世。前者为今文，后者为古文。所谓“郑氏注”本，并未著明“郑玄”之名，此“郑氏”究竟为谁，不得而知。自荀昶坐实为郑玄，学者多有从其说者。但此本不见载于《郑志》，立义与郑玄所注其它各经也不同，故颇有疑之者。孔传本出自刘炫，《隋书》疑其为伪作。唐开元七年三月，玄宗诏令群儒质定。刘知几与司马贞相为辩难。刘氏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司马贞主今文，指责“《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唐会要》），并举注文的种种不类以反驳。后因玄宗开元御注用今文，故今文大行而古文几致中绝。至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朱熹《孝经刊误》皆用古文，学者遂又转而从孔氏古文。

开元七年的争论重点，原本是《孝经》两种注本的真伪，而非《孝经》本身。今文《孝经》传授端绪明晰，据赵岐《孟子题辞》，“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是汉文帝时今文《孝经》已立博士，多有通习者。汉初传十八章今文者，有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各自名家”。（《汉书·艺文志》）其真实可信，无可置疑，故刘知几不置一词。但司马贞对《闺门章》、《庶人章》的批评，却已是由注升格为对古文《孝经》本身的怀疑，影响很大，后世颇有踵其说者。

1732年（清雍正十年，日本享保十七年），日人大宰纯刊刻古文《孝经》孔传，其后传入中国。由吐鲁番出土文书可知，此书使用了北朝及隋唐的俗字；书中又有用隶书笔法写定的古文，可能与天宝三年唐玄宗诏令卫苞将古文《尚书》改写为今文有关。经研究，此本出自足利本，而足利本传入日本的时代，很可能在隋唐之际（说详胡平生《日本〈古文孝经〉孔传的真伪问题》，《文史》二十三辑）。换言之，此本乃隋唐之际传入日本的古文《孝经》孔传，绝非秦汉伪作。但学术界对古文《孝经》依然疑信参半。

近代学者王正己作《孝经今考》（《古史辨》第四册，本文所引王正己语均出此文），对今、古文《孝经》的可信性全面辩难，认为今文《孝经》出于战国末孟子门弟子的伪托；孔壁所出无古文《孝经》；古文《孝经》“乃（刘）向前无名氏之托今文而作的”，是伪中之伪。王氏将今、古文《孝经》的文字详加比较，提出如下古文《孝经》作伪的证据：（1）古文比今文所少者二十二个语助词“也”字，以及“故”、“而”、“其”、“子”、“之”各一字。王氏云：“省去了这些‘也’字，读起来倒反觉得不古，有时语气简直落不下。若同今文比较一读，一定知其为故意矫揉造作的。”（2）“古文比今文所多的，多半是无关紧要的代名词，在意义上不占重要位置”，如“其”、“此”、“所”、“子”等。（3）“古今文所不同的，不过是字之改装换样而已，意义绝对一样”，如“勿”作“无”，“而”作“则”，“是故”作“是以”，“弗”作“不”等。（4）由引书的例证看，《吕览·察微》引《孝经》，有“也”字，乃属今文，古文无“也”字，足证汉前无古文。

为证成其说，王氏不惮繁举，对今、古文异同，详加罗列，如：

○今文：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

古文：不在于善，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所不贵。君子则不然，言斯可道，行斯

以上属王氏所举之（2）（3），即“无关紧要的代名词”、“字之改装换样”之例。如此之类，恕不尽举。古文作伪，王氏言之凿凿，其说是耶？非耶？殊难遽断。所幸者，郭店楚简的出土，使我们亲眼目睹真正的战国古文，其中《缁衣》篇首尾完具，文字与今本《缁衣》基本相同，两者的关系，与《孝经》今、古文相似，最可验证王氏之说。

以郭店楚简《缁衣》与今本《缁衣》相较，可知虚词多有差互，或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并无定则：

以上是 “也”字今本无、楚简有之例。可见王氏以有无“也”字作为判断今、古文之标准，殊为无稽。

综上，《缁衣》今、古文的异同，与《孝经》今、古文一致。可作类似比较的，尚有郭店楚简《五行》与马王堆帛书《五行》，郭店楚简《老子》与今本《老子》，结论相同。郑玄注《仪礼》所列今、古文异同亦大率如此。限于篇幅，恕不赘列，读者可自按验。

可见上举今、古文的文字歧异，仅仅是同一祖本的不同写本的差别。《缁衣》今本约1550字，楚简约1150字。除去今本比楚简多出的约320字，彼此不同的约300余字。两者文字歧异的比例，与今、古文《孝经》约略相当，前人所谓“文字小异，章句大同”，正是指此。

至于章数的不同，更无足怪。古文篇内大多不分章，后人离析章句，见仁见智，本无定例。章数多寡，无关文本是非。此有彼无之章，多为错简或脱简，今本《缁衣》比楚简本多出的两章，即错简误植。古文有而今文无的《闺门章》，则可能是今文的脱漏。类似的现象，古文献中屡见不鲜。

郭店楚简《缁衣》的面世，证明文献所记古文《孝经》的面貌真实可信。古书作伪，必有暗藏之动机，或是为托古欺世，如此则必然从文薏立异；或是为骗取赏赐，如此则要伪造新篇。《孝经》古文与今文仅有文字小别，既不能托古行世，又不能邀功请赏，何苦如此？王氏之说，于情于理均不可取。我们认为，出于孔壁的古文《孝经》绝非伪作。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云：“《孝经》与《尚书》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书》之真，而疑《孝经》之伪，是何异信脍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诚哉斯言！

以《孝经》为伪作的学者，很注意从《孝经》内部寻找攻击点，焦点有二：

一是《孝经》与《左传》有同文，说者认定是《孝经》袭《左传》。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经’至‘因地之义’，袭《左传》子太叔述子产之言，惟易‘礼’字为‘孝’字。《圣治章》‘以顺则逆’至‘凶德’，袭《左传》季文子对鲁宣公之言；‘君子则不然’以下，袭《左传》北宫文子论仪之言。《事君章》‘进思尽忠’二语，袭《左传》士贞子谏晋景公之言。《左传》自张禹所传后始渐行于世，则《孝经》者，盖其时之人所为也。勘其文字，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姚氏将《左传》和《孔子闲居》等一律视为汉儒之作，未免成见过深。近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走私出境战国楚简，内中即有《孔子闲居》，姚说非但不攻自破，而且适成反证。类似之说，可置而勿论。姚鼐《孝经刊误书后》云：“若其词有同于《左传》者，盖此固曾氏之书，而《左传》传自曾申，刘向《别录》记之矣。意或为《传》时取词于是，未可知也。”姚说甚是。以《孝经》与《左传》有同文，而断言必是《孝经》袭《左传》，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二是认为《孝经·谏争章》关于“争子”的论述与孔子思想相悖：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

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

友，则终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

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此章“父当有争子”的论述，与孔子思想明显抵牾：“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多少低回曲折！今《谏争章》云‘父有争子，……故当不义，子不可不争于父；……从父之令，焉得为孝！’又何其径直而且伤于激也？其言绝不伦类。”杨成孚《经学概论》云：“《孝经》中的思想，亦不应与《大戴礼记》和《礼记》中曾子论孝的内容发生矛盾。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则认为子与父辩是祸乱之源。”（11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辩难者将争子之“争”理解为“争辩”，似有偷换概念之嫌。此“争”为“诤”之借字，御注云：“争谓谏也。”孔子生逢乱世，昏君当道，乱臣弄权，贼子篡弑，若置若罔闻，依然偏扬敬顺，不倡谏诤，能成其为淑世救民之孔子乎？从某种程度而言，乱世的形成，正是缺少争臣、争子。因此，孔子反对愚孝，在情理之中。御注云：“有非而从，成父不义，理所不可。”得之。

孔子关于“父当有争子”的思想，并非只见于《孝经》，在孔门弟子的著作中，时有所见，如《荀子·子道》云：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

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

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

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

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於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

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

故劳苦彫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

鲁哀公问於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

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

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

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

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

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

在辩难者称引的《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中也有关于谏诤的论述：

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

孔子甚至批评曾参过于顺从其父，乃至听任其父亲施暴、一味委曲求全的态度：

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韩

在孔子看来，使父亲身陷不义之地，就是最大的不孝。《谏争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与《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思想一脉相承。在仁与义的原则面前，孔子的态度很明确。当然，孔子反对为谏父之过而态度激烈，导致父子反目，故《礼记·曲礼》云：“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待日后气氛缓和时再谏，此与孔子谏诤思想并无扞格。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相一致。为父者与为君者均非圣人，孰能无过？因此，臣子都有匡扶君父的责任。《论语·季氏》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焉将用彼相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无论是为人臣还是为人子者，都不应该“危而不持，颠而不扶”。这一看法在郭店楚简中也可以得到部分印证。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云：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

①《隋书·经籍志》云：“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

以总汇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

②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页四一：“郑注《中庸》‘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而

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史晨

《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

制《孝经》。’”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

所作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