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文子》

 江  宁

      《文子》一书，命运可谓舛矣！自唐代柳宗元倡“驳书”说，一千多年来对它的怀疑就始终没有停止过。1973年《文子》残简出土，曾令学术界甚是兴奋，似乎今本《文子》的命运一夜之间就有望翻身。但事实是，今本真正能与简本对应的也只有《道德》篇，简本更多的内容则不见于今本。这反倒印证了后人的怀疑：今本确是“驳书”，是后人依据残缺不全的《文子》材料抄撮《淮南子》而成。这也几乎成了当前学界对于今本《文子》的压倒性意见[i]。但检视今本《文子》，发现不见于简本的部分却也并不乏“早出”特征，这方面学者已多有论述。本文拟从《文子》引《老》、用《老》的角度，再考简本及今本《文子》的有关问题[ii]。因为帛书本、简本《老子》相继出土以后，人们发现简本、帛书本及今本《老子》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因此，考察《文子》的引《老》、用《老》，将会给《文子》的断代提供更直接的证据，同时也会给重新思考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及其它相关问题，带来新的契机。兹就拙见所及，略陈固漏，尚祈方家正之。

一、试从简本的引《老》、用《老》

看古本《文子》的时间上限

1、1178   之高始于足下，千方之群始于寓强[iii]

        此句化自今本《老子》64章，其文为：“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iv]“千里之行”，传世本多同之，但帛书本作“百仁（仞）之高”[v]，且严遵本、遂州本等本亦作“百仞之高”。郭店简本《老子》此处恰好残掉，无从判断。不过，从帛书本、严遵等本俱作“百仞之高”看，此当为原本之旧。《文子》此处虽仅存“之高”可作对照，但我们应该可以推测其原文当为“百仞之高”，而非“千里之行”。这一方面说明帛书、严本等“百仞之高”不误，另一方面也说明简本《文子》的作者所见《老子》尚存古貌，没有经过后人的妄改，这和它西汉的身份是相称的[vi]。但简本《文子》作者所见《老子》究竟“古”到何种地步，此一例却不足以回答。

2、0899    下，先始于后。大始于小，多始于少。

      0595     观之难事，道于易也；大事，道于细也。

      0696    不道始于弱细者，未之有也。

         此三支简应拼接在一起，至少也应该相距很近。它们明显是化用今本63章“大小多少”及“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但63章今本与简本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简本不光“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无有，且“大小多少”也作“大小之多易必多难”[vii]。对于今本与简本之间的这种差异，郭沂、丁四新等以为是由于简本错简所致[viii]。其实简本无今本多出的部分，也能文通句顺。“大小之多易必多难”，即“把大与小的关系看得太容易，一定会招致许多的困难”[ix]。倒是今本增出多余的部分后，文义扦格，长期以来为注家所诟病。所以不是简本存在错简，而是今本有大量窜入内容，简、今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讹变。这就给文献的断代提供了依据。鉴于《文子》所用已不复简本《老子》原貌，反与今本相同，所以简本《文子》的撰作，不会早于郭店简。对于郭店简的抄写年代，一般认为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这当是简本《文子》撰作的上限。目前学术界对《文子》写作年代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意见：其一为魏启鹏主张的与周平王同时的“文子”所作[x]，其二为李学勤先生主张的与楚平王（BC528—BC516）同时的“文子”或其弟子所作[xi]，其三是王博、张丰乾等人的战国晚期或“汉初”说[xii]。今以简本《文子》所引《老子》看，应该说战国晚期说最为接近。如此说来，班固的“依托”说大致还是成立的，即它绝不会是文子自作，而作为道家后学的“依托”作品，倒是无疑的。但既然是战国晚期，又能“晚”到什么时候呢？这是下文要解决的问题。

二、从今本《文子》的引《老》用《老》

看古本《文子》的撰作下限

       如时贤所论，今本《文子》中确有不少后人窜入的内容。但仍有一些东西反映了其“早出”的特征，而其中有些是后人无法“窜入”、不能伪造的。兹仍以其引《老》用《老》为例。

1、《文子·自然》：“圣人兼而用之，故‘人无弃人，物无弃材’。”

          按，此处系引用今本《老子》27章。但“弃材”传世本无一例外地作“弃物”，莫非《文子》所引有误？但我们看帛书甲、乙本都作“弃财（材）”，足证《文子》所引不误，倒是传世本有讹误。值得注意的是，《文子》此句正居于“老子曰”章。目下主张今本《文子》抄袭《淮南子》的学者，基本上都认同这样一个看法，即今本《文子》中的“老子曰”章，不会是《文子》原有的内容，而系后人造作：要么是剿自《淮南子》，要么是掠自它书[xiii]。今以“弃材”一语看，定非后人所能伪造。还应指出的是，《淮南子·道应训》也有引27章这一句，但仍同今本作“弃物”，而非“弃材”。由此看来，《文子》本是有独立来源的，并非全抄《淮南子》。笼统地说今本“老子曰”章均系造作，难以让人信服。

2、《文子·上仁》：“……不归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此处系引用今本《老子》31章。但今本《老子》此处作“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帛书本作：“故兵者，非君子之器，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虽然位置不同，但帛书本与今本的一个共同之处是，相对于《文子》所引，都多了“非君子之器”。是《文子》所引有脱漏，还是今本及帛书本有衍文？帛书本前后连用两个“兵者”，拖沓的毛病十分突出，显系有衍文存在。今本虽只有一个“兵者”，而且“非君子之器”后移，显然是有鉴于帛书本的毛病而做的调整。与《文子》所引相对照，帛书本及今本的衍文应该为“非君子之器”。再证以郭店简本，此处作：“兵者……得已而用之”，中间残缺部分从所能容纳的字数及文意来看，当有两种可能：一为“不祥之器也，不”，二为“非君子之器，不”。郭沂引前贤所论，认为“非君子之器”系“不祥之器”的注文，从而取第一种可能，所见极是[xiv]。这样简本全文就应该为：“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与《文子》所引正合。需要说明的是，《文子·微明》还有一处引文与今本《老子》31章有关，其文曰：“起师十万，日废千金。师旅之后，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其中“非君子之宝”与“非君子之器”极类，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将在下文讨论。由于《文子》所引尚未衍“非君子之器”，而帛书本时已有，说明古本《文子》的撰作要早于帛书本。也就是说，帛书甲本的形成可作为古本《文子》形成的时间下限。由于帛书甲本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其抄写年代不会晚于BC202年，而书的形成更要向前推一个时段。考虑到《韩非子·喻老》在解《老子》63章时云：“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已与今本的“大小多少”相当接近，也就是说韩非所见本可能与帛书甲本非常接近。如此说不误，《文子》撰成的下限就可以提前到BC233年[xv]。这样大致可以说，从BC300年到BC233年——约当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应该是古本《文子》撰成的时间范围。

三、《文子》与《淮南子》公案新说

        由于今本《文子》与《淮南子》有许多相似甚至相同的内容，古今不少学者都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或主今本《文子》抄袭《淮南子》，或主《淮南子》抄袭今本《文子》。简本《文子》发现后，我们注意到简、今本之间虽不无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很大不同。所以在重新讨论《文子》与《淮南子》关系时，实际上是需要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即简本（古本）《文子》、今本《文子》、《淮南子》。检讨前贤对今本《文子》与《淮南子》关系的探讨，无论是主张今本《文子》抄袭《淮南子》，还是《淮南子》抄袭今本《文子》，可以说都可以找出一些“铁证”[xvi]。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事实只能有一个，但双方都有“铁证”。在“铁证”不可移易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循这样的思路思考：今本《文子》的确是“驳书”、是“历时性”的产物，其间古今并峙、新旧杂陈。这一思路其实意味着：在早期，是《淮南子》抄袭《文子》（古本）；而后来，倒是《文子》（今本）抄袭《淮南子》。上举简、今本《文子》引《老》、用《老》及前贤主《淮南子》抄袭今本《文子》的“铁证”可证古本《文子》的确早于《淮南子》，而《淮南子》确有抄袭古本《文子》之处[xvii]。对此，甚至连主张今本《文子》大部袭自《淮南子》的学者也不讳言[xviii]。这可以说是“早期”的抄袭情形。而前贤主今本《文子》抄袭《淮南子》的“铁证”，实际上只是证明了“后来”的抄袭情形。这种“两次抄袭”的解释模型，应该是解开上述悖论的相对合理的办法，当然也是正确理解今本《文子》与《淮南子》关系的途径[xix]。而且，“后来”的抄袭可能正因“早期”的抄袭而起。李学勤先生曾提到，东汉晚期以迄魏晋，由于图书沦丧、古本不全，学者在整理古籍时多有所增益[xx]。而今本《文子》“增益”的部分之所以以《淮南子》为最多，极可能是由于整理者看到残本《文子》与《淮南子》多有相似之处（“早期”抄袭而致），遂启“增益”之灵感。

       了解了今本《文子》的形成过程，我们就可以将其与其它典籍的演变进行比较。应该讲，今本《文子》的形成与《老子》、《论语》等存在很大的不同[xxi]。同《老子》、《论语》等相对稳定的形态相比，《文子》在数千年间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其中甚至有后人补入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今本《文子》才更接近“古史辨”派的“作伪”。拿最近二三十年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作比就可以发现，像《文子》这样存在如此典型的“作伪”内容并不多见。换言之，今本《文子》的这种形成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诚然不应该迷信出土文献，但同样不能由今本《文子》形成的“特例”妄图去说明文献典籍演变的“一般”。况且，即便是今本《文子》的“作伪”，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前所述，它是受了古本《文子》的启发。无论从性质还是从所占比重上看，均离“古史辨”派所谓的“系统作伪”有不小的距离。

四、从《文子》传《老》说到《老子》流变

        无论是简本还是今本《文子》，对《老子》一书的引用、论证都占到了相当大的篇幅，这表明《文子》一书的作者非常熟悉《老子》[xxii]。这种“熟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引用《老子》论证某个命题时，对《老子》书中与此命题相近或相同的论述，几乎做到了穷尽式的列举。如《自然》篇为了论证守弱处下、不争的道理，说道：“不自贵故富，不自见故明，不自矜故长，处不有之地，故为天下王，不争故莫能与之争，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这里实际上综合了今本《老子》22、78、66、34章的内容，作者敏锐地看出了这些章在内容上的相通之处，遂把他们集中到了一起。而这种“按思想上的共通性结集”[xxiii]式的综合引用，没有对《老子》本文顺手拈来式的熟稔作为前提，是不可想象的。唯其熟稔，才能做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八角廊简0593   是以圣王执一者，见小也；无为者     0775  下正。”平王曰：“见小守静奈何？文子曰：  0908   也，见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静□  此处对应今本《道德》第7章 ，为了论证守静、处小的好处，又综合了今本《老子》22、52、34章的内容[xxiv]。能说明《文子》作者对《老子》十分熟悉的另一证据是，《文子》引《老》每每是义引，特别是理解、消化之后的引用。如《十守》云：“天之道，抑高而举下，损有余而补不足”，此明用今本《老子》77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但显然《文子》所云较《老子》更加简洁而凝炼，应当是经理解之后、出自心得的表达。《自然》：“故常虚而无为，抱素见朴，不与物杂”，“ 抱素见朴”明用今本《老子》19章“见素抱朴”。《文子》所用“抱”、“见”顺序与《老子》正相反，但却并不影响文义。因此，与其说是《文子》抄错，勿宁说是熟稔、理解之后不求辞达、但求义达的反映。

        《文子》作者对《老子》的这种熟稔，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有学者曾提到，由于简本《老子》标准的“同文复出”现象远较后世传本为少，其时《老子》应该还只在较小的范围里传布[xxv]。刘笑敢先生通过另外的途经也证明：《老子》学说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发展缓慢”[xxvi]。也就是说，其时人们对《老子》的熟悉程度还很低，即便与帛书时代相比也存在不小的差距。而简本到帛书本之间的时段，则是《老子》流传急剧扩张的时代。上文曾推测，古本《文子》当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正居于《老子》简本与帛书本之间。因此，在《老子》流传范围急剧扩张的背景下再来看《文子》作者对《老子》熟稔，我们会发现它绝非偶然。正是由于《老子》流传范围在宏观上的扩大，才有微观上习老者对《老子》的熟稔。而且，后者还有可能影响到前者：对《老子》的熟稔——甚至达到出口成章的记诵程度——有两方面的效果：其一，由于对文本烂熟于胸、举一反三，习老者会像上文提到的那样对《老子》内容作同类归并[xxvii]；其二，对文本的熟稔，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以口耳相传为形式的师徒授受，进而推动学派的扩大。以上两方面对于促进对《老子》的研读、推动《老子》流传范围的扩张，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子》的出现，既是《老子》流传范围扩大的产物，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老子》的流传。

       在关注《文子》传老在《老子》走向扩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同时，笔者一直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文子》传老会不会反过来对《老子》本文产生影响？或者说后来的《老子》传本是不是也吸收了《文子》的部分内容？启发笔者思考这一问题的，就是今本《老子》19章与简本存在重大差异的问题。今本该章对“仁义”的弃绝，与简本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庄子·月去箧》中已说：“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从此处看，已经是对“圣知”、“仁义”要进行“弃绝”，与今本《老子》业已相同。是改动了的《老子》影响了《庄子》，还是《庄子》导致了《老子》的改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xxviii]。同样的问题在《文子》中也是存在的。兹试举两例：

        1、《文子·微明》：“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师旅之后，必有凶年。”

        其中“师旅之后，必有凶年”，对应今本《老子》30章“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文字略有差异，但无关宏旨。不过，该章简本、帛书本无此两句，且传世的景龙、遂州等本亦无，此为后人窜入的文字定无可疑。《汉书·严助传》：“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此老子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 师之所处，荆棘生之”才是“老子所谓”[xxix]，而“军旅之后，必有凶年”仅是“臣闻”，这说明晚至刘安甚至是班固时，此两句尚没有混入《老子》。他们的加入看来是很晚的。河上本于此注云：“天应之以恶气，即害五谷，五谷尽（则）伤人也”。“ 五谷尽（则）伤人也”显然对应“凶年”。另外，王弼注云：“言师凶害之物也，无有所济，必有所伤”，看来河上、王弼二本都已有这两句。也就是说，最晚到东汉末年此两句就已混入《老子》经文[xxx]。对于这两句的来历，李定生归之《文子》[xxxi]，如此说成立，这就是典型的《文子》影响《老子》经文的例子。从意思上看，此两句与30章前后联系紧密，并无明显的不谐，所以当初很有可能是作为注语加上去的。虽分属两部书，读者却看出它们意思上的相通，这一方面说明读者对这两部书非常熟悉，另一方面也说明按思想主题作同类归并的现象，并不限于一书，有时还存在于两书或多书之间。

       2、《文子·微明》：“……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

        此部紧接在上一例后，为论述方便计，暂将它们分开。此处对应今本《老子》31章，只不过《老子》“非君子之宝”作“非君子之器”。但我们在上文曾经证明，“非君子之器”本非《老子》言，系后来窜入。《文子》此处所引与之极类，这不禁让人思考：“非君子之器”的混入《老子》是不是也受了《文子》的影响？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大的。《文子》此部分未见于《淮南子》，很可能为古本孑遗。前面已证明古本《文子》当完成与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早于帛书本。而目前所见《老子》传本中帛书本是最早有“非君子之器”的，所以要说帛书本以下传本都是受了《文子》影响才有了“非君子之器”，从时间上说是不存在问题的。有人可能会因此处前的“故”字，进而认为“非君子之宝”为引《老子》语，说明作《文子》时人所看到的《老子》就已混入此句。不过，从《文子》语例来看，“故”甚至“故曰”之后并不都是《老子》语。如《文子·上仁》：“杀伤人胜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丧礼居之。是以君子务于道德，不重用兵也。”这里实际上是综合了《孙子兵法》和《老子》语[xxxii]。所以，“非君子之宝也”当非《老子》语，应该是《文子》所作的发挥。特别要提到的是，“……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紧接在“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之后，我们前文既已证明后者古朴、同于简本，则“……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也当完成于近于简本的时代。由于简本《老子》无“非君子之器”，则“非君子之宝也”绝非《文子》作者在引《老子》语。这样一来，后世《老子》传本中多出“非君子之器”句，就极有可能是受了《文子》的影响。

        上述《文子》对《老子》的影响说明，《文子》传老绝不是单向的接受，而勿宁是双向的“互相发明”： 《文子》 传老的同时，还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改变着《老子》。考虑到《老子》简本、帛书本之间存在重大差异，而古本《文子》恰形成于简、帛之间，则《文子》传老对《老子》的演变所起的作用，应该得到充分的考量。丁原植先生也论证《文子》在传老过程中，对《老子》经文有所改动，并推测这种改动会由此造成《老子》传本在地域上的差异[xxxiii]。当然，在简、帛之间传老的也不止《文子》一家，笔者在此只是想说明：对于《老子》的演变，我们除了要关注常见的注文混入、错简、重新组织等因素外，也不应忽视传老作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李学勤先生曾注意到道家典籍存在彼此因袭的现象，并指出“这是道家学派传承的一项反映”[xxxiv]，此论可谓得之。而所谓的“彼此因袭”，不正好诠释了上文的“互相发明”吗？

补记：笔者以简本《文子》引《老子》63章证其撰作下限，稍嫌危险的是，三支简也有不在一起的可能。那样的话，简本《文子》所引也有可能并非改动过的《老子》63章，即“图难于其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本为《文子》语。不过这就又证明了《文子》对《老子》的影响。

作者单位：华东师大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