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問題後案
李厚诚
[摘要]：本論文從批判研究方法出發，指出在文子問題的研究中，存在綫性預設、非此即彼等思維定勢。然後詳細收集有關文子問題的資料，對一些主要論點進行了討論，指出認定今本《文子》爲偽書的觀點，尚不具有充分的證據。
〈關鍵詞〉：文子、竹簡
近些年大量竹簡、帛书重見天日，使学者们耳目爲之一新，“走出疑古时代”的时机已经来临，然而旧有的思维模式似乎依旧挥之不去。《文子》一案，尤其是對於《文子》與《淮南子》關係的討論，聚讼纷纷。筆者也曾多次動筆，但最終發現，此處之因果，卻能成爲彼處之機緣，竟若陰陽互爲其根。而本屬臆斷之說，卻似有鐵證如山……仔細梳理自己及某些學者研究文子問題的思緒，筆者覺察出自身被陷在一種後設的眼光下，依某些邏輯上的預設，綫性地來討論《文子》問題。即只要承認或不自覺運用這種邏輯預設，依據相同的證據和豐富的想像力，便能得出所想要的結論。這些邏輯預設常見者有三：
一、《漢書·藝文志》記《文子》九篇，則八角廊竹簡《文子》爲九篇，劉向、歆父子校定本與之大同小異；
二、於一較早時期，古本（今本或延繼此或羼偽或偽中出偽）《文子》已大體定本；
三、今本《文子》大部分與《淮南子》相近，所以不是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就是《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
八角廊竹簡《文子》正式發表以前，學者們根據預設一，認爲今本《文子》有所自來；再根據預設二，認爲《文子》形成早於《淮南子》；最後根據預設三，自不難推論《淮南子》抄襲了《文子》。竹簡《文子》發表後，由於竹簡《文子》只有一小部分與今本《文子》内容相近，所以學者們根據預設一，認爲今本《文子》大部分非古本《文子》；再根據預設二，認爲今本《文子》之定本時間不可能早於竹簡《文子》；而竹簡《文子》内容幾乎不見於《淮南子》[1]，所以根據預設三，自不難得出今本《文子》只保留了部分古本《文子》，大部分乃抄襲《淮南子》而成的結論，剩下的事就是給今本《文子》的定本找到時間，以及如何對待不見於《淮南子》的《文子》内容。
實際上，眾所周知，《漢書·藝文志》除兵家外基本上本于劉歆之《七略》。余嘉錫先生《古书通例》指出：“古人著书，本無專集，往往隨作數篇，即以行世。傳其學者各以所得，爲題書名。及劉向校定編入全書，題以其人之姓名。而其原書不復分著，後世流傳，多是單行之本”[2]。刘向“编次之法，其别有二：凡经书皆以中古文校今文……凡诸子传記，皆以各本相校，删除重复，著爲定本。”[3]因此，時間在劉向校書前的子書，幾乎沒有中、外書篇數與劉向、劉歆“定著”篇數相同的情況[4]。證之以出土的先秦文獻，也尚未見有子書與《漢書·藝文志》篇數相合的情況[5]。實際上，民間藏書乃先秦流傳而來，未經校訂，若非轉抄自中秘，篇數當然不會與《漢書·藝文志》相符，更何況入葬在劉向校書前之《文子》？當時民間所藏子書，既存在篇章重復的情況，也存在所藏書爲中秘所無的情況。證之以出土文獻，銀雀山《孫子·形》篇就存在重復，而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就有一些篇章爲中秘所無，司馬遷也未曾看到。所以，八角廊《文子》不必是《漢書·藝文志》所校訂後的《文子》，今本《文子》也未必是九篇的《文子》，雖然他們密切相關，但並非綫性地有先有後。
而子書的“定本”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後設的眼光，或是由經書而來的誤導。我們想像有一種本子，或是祖本，或是最佳本，以爲它大體上一直不變，今本之真者即由之而來。當然，子書曾有劉向、劉歆父子的校本，但中秘之书不外借。《汉书·宣元六王传》载东平王来朝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不得。张霸上古文《尚书》，以中秘校考之，无一字相应者。可見中秘之书外界難得而知。後经王莽之乱，损佚严重。我們重視今傳子書與《漢書·藝文志》的關係，但需要慎重對待，具體分析。
《淮南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也許並不是非此即彼的抄襲關係。前人據彼此文字之優劣作判斷標準，今人也偶爾沿襲此法，卻不過互有勝負。但先秦時期，各學派之間，尤其是同派小宗之間，每每保留一些相近的資料。比如郭店楚簡中的《窮達以時》篇的思想，據李學勤先生的研究，就曾以如下的形式流傳：
《窮達以時》→《莊子·讓王》→《荀子·宥坐》→《呂氏春秋·慎人》→《韓
詩外傳》卷七→《說苑·雜言》→《風俗通義·窮通》→《孔子家語·在厄》
而《莊子·讓王》卻是借其事，用孔子之口，說相反的話[6]。余嘉錫先生曾指出先秦書籍體例，“稱述師說者，即附之一家之中”[7]。據《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
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
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
所以由“賓客方術之士”編寫而成的《淮南子》被置於雜家，其中有大量章節、語句同於先秦子書實不足爲怪。相反，《淮南子》借用、綜合這些材料，寫出不同内容，在思想史上有進步意義。
當然，筆者也並非認爲《淮南子》一定抄襲了今本《文子》，以目前所知的資料來看，二書相近部分可能有較早的共同來源。要之，對於有相近内容的古籍，我們不當以非此即彼的抄襲關係而論，而應當依照古人的著述習慣來考察。
下面筆者將梳理有關《文子》的綫索，對有關問題尋求解釋。
《韓非子·内儲說上》：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
此“文子”，馬驌《繹史》認爲是“田文”[8]，錢穆以爲是“尹文”[9]，然皆無堅強證據。
河北定縣八角廊40號漢墓所出竹簡《文子》，發掘者推斷墓主是中山懷王或孝王，但傾向於前者[10]。李學勤先生已指出：中山懷王卒於宣帝五鳳三年（前55年），比劉向校書（前26年）早29年，孝王卒於成帝隨和元年（前8年），則接近劉歆開始領校秘書之年（前8年）[11]。而劉安“獻所作《内篇》”，在漢武帝建元二年（前139）[12]。
王應麟（1123——1196）《困學紀聞》卷十曾指出《文子》之言爲《荀子》等所取，雖有某些疑問，但參之以馬王堆《黃帝書》，則戰國、秦漢時期有與《文子》相近之語流傳，當可論定。這些相近之語，不必出於文子本人，在當前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證實它們先出自於某人某書，其它爲抄襲。而《韓非子·内儲說上》明稱引“文子”[13]，《漢書·藝文志》收有《文子》，因此認爲先秦至漢初已有《文子》流傳，無可厚非。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以爲以下《文子》之語爲漢人所引用，值得注意：
“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採”（《文子·上德》略同）——《漢書·蓋寬饒傳》：鄭昌（秦末人）“愍傷寬饒忠直，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文子·上仁》略同）——《漢書·枚乘傳》枚乘（？——前140）“諫曰：……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文子·上德》略同）——《漢書·汲黯傳》：汲黯（？——前112）“見上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在前120年張湯爲御史大夫之後）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文子·上德》略同）——《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前179——前104）《對策》曰：“臨河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淮南子·說林》、《漢書·禮樂志》略同，對策在前134年[14]）
“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15]”（《文子·道德》略同）——《漢書·魏相傳》魏相（？——前59）“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文子·下德》略同）——《漢書·王吉傳》王吉（？——前48）“上疏言得失，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淮南子·泰族》略同）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文子·自然》略同）——班固（32——92）《答賓戲》：“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文選》卷四五，《淮南子·脩務》略同）
“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文子·下德》略同）——《漢書·刑法志》班固（32——92）曰：“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淮南子·繆稱》稍不同，作“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
“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文子·微明》有本“厭”作“不甘”）——約於建武末年（51？[16]）前由袁康、吳平編定之《越絕書·德序外傳記》有：“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太平御覽》卷738引《尹文子》、459引《晏子》略同）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文子·符言》略同）——《後漢書·皇后紀》建初二年（77），明德馬皇后報曰：“……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淮南子·人間》略同）
“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文子·上德》略同）——何休（129——182）《公羊解詁·莊公十二年》：“乳犬攫虎，伏雞搏貍。”（《淮南子·說林》略同）
“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文子·上禮》略同）——《三國志·吳·陸抗傳》陸抗（226——274）“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淮南子·兵略》略同）
但王應麟也指出，因汲黯“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師古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考”。雖然王氏有所懷疑，態度較爲審慎，但仍不免以宋時之見聞，度漢人之耳目。即便我們從李定生先生之說[17]：漢武帝建元初淮南王入朝據
“獻所作內篇（按即《淮南子》），新出，上愛祕之”（《漢書·淮南王傳》），而東漢末年，高誘注《淮南子》時，“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陵遲”[18]，推斷《淮南子》在一段時期内流傳不廣。但以上諸人之語，並未明言出自《文子》，這種“引用”只是就後世所知文獻，推定漢人此語出於《文子》，實際上不能排除漢人所引古語，另有來處之可能性，譬如類似馬王堆漢墓《黃帝書》之類的文獻。丁原植先生就認爲此中許多話“似格言或諺語”，“不能明確斷定，班固所言九卷本《文子》即包含此項資料”[19]。所以，爲客觀起見，這些引語在當前並不能說絕對出自《文子》。不過，由於其相關性，我們可以將它們視爲“引用”《文子》的旁證。
而且實際上，揚雄（前53——18）《法言·問神》引有：“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20]，許慎爲《淮南子》作過注，王充（27——約97）《論衡·命祿》篇引《淮南子·齊俗》、《論衡·說日》篇引《淮南子·俶真》、《論衡·對作》篇引《淮南子·天文》，《論衡·談天》篇提及“淮南之《地形》；楊修（175——219）《答臨淄侯箋》云：“《呂氏》、《淮南》，字直千金。”[21]故當前似唯有鄭昌、枚乘、董仲舒、魏相、班固（《漢書·刑法志》）之語可作爲“引用”《文子》的旁證。班固《漢書·刑法志》所引文與《文子》近而與《淮南子》遠，諸以班固所見《文子》與今本《文子》不同之說，尚需仔細分析。
相類似而較爲突出的現象還有不少。李定生先生在《論文子》和《文子非偽書考》中指出：《老子》本無“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兩句，《漢書·魏相傳》中魏相所引“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漢書·嚴助傳》中劉安所云“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均未明言出於《老子》，而此語見於《文子·微明》，因此斷定《淮南子》抄襲《文子》[22]。李定生先生在《文子非偽書考》中又指出枚乘諫吳王劉濞曰：“欲湯之凔，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 時間上早於《淮南子》，《文子·上禮》：“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文子·精誠》：“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與之略同。如上所述，枚乘之語或另有所自。
王利器先生指出，《鹽鐵論·本議》篇“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眾而民躁也”一語，襲自《文子·自然》“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諸葛亮（181——234）《誡子書》“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引自《文子·上仁》。[23]
案：《誡子書》云：“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24]一般認爲此書係諸葛亮告誡其子諸葛瞻，但諸葛亮去世時瞻方八歲。王瑞功結合《又誡子書》之言及酒，認爲可能是誡諸葛喬，定其年於北伐（227年）之前[25]。此語《文子·上仁》作“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身……非惔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淮南子·主術》作“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
諸葛亮之語與《文子》較接近，然而尚無必然證據説明諸葛亮參考過《文子》。
筆者也發現過類似之例，其中之一爲：
今存梁元帝萧绎（508——554）《金楼子·立言》有两段文字[26]：
1、子曰：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2、子曰：涤盃而食，洗爵而饮，可以养家客，未可以飨三军。兕虎在后，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后患。闻雷掩耳，見电瞑目。耳闻所恶，不如无闻；目見所恶，不如无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象之属，莫贵于火；有形之类，莫尊于水。身曲影直者，未之闻也。用百人之所能，则百人之力举，譬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莫能弗從也。
案：今残存之《永乐大典》未見此两章，称“子曰”待考。《立言》1見《文子·道德》（218頁）及簡2482、0756；《立言》2略同于《淮南子·诠言》（1033頁）、《淮南子·说林》（1228頁）、《呂氏春秋·貴生》（76頁）[27]、《淮南子·原道》（57頁）、《淮南子·缪称》（713頁、714頁）。依其文例及与《淮南子》之关系，疑爲《文子》佚文。
再如北齐刘书（约516——约557）所著《劉子》，王應麟已指出有文與《文子》接近[28]；李善注《文選》，引用《文子》五十餘處，原文之錦句妙語，有一些可能化自《文子》。值得注意的是，内中李善所引有的還附上張湛（约330——410）注。然真正與《文子》句義非常接近，疑化用自《文子》，可以作爲旁證者，筆者以爲只有：東方朔（前154——前93）《非有先生論》：“囹圄空虛”（《文選》卷五一，711頁，《文子·精誠》：“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其它則因年代較晚，或見於《淮南子》等書，或渺不相關，難以爲旁證。
關於高誘所注《淮南子》，有學者指出《淮南·主術》“故善建者不拔”有高誘注“言建之無形也”，今本《文子·上仁》第7章“把注文一併移如”[29]，進而認定曹植（192——232）《求通親親表》所云：“臣闻《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祸先’”，“難言曹植所據何本”；但李定生、徐惠君之意見正與此相反[30]；而江世榮先生已引王念孫說：“此六字（按：指‘言建之無形也’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31]，則此說可再議。何志華先生已專門作文論證高誘注《淮南子》參考過今本《文子》[32]。
真正直稱文子（或《文子》），表明比較熟悉《文子》，可以作爲直接證據者，《韓非子》之後，有劉向（約前77——前6）《別錄》：“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33]；劉歆（？——23）之《七略》（已佚，當有）；王充（27——96？）《論衡·自然》云：“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
班固（32——92）自注《漢書·藝文志》：“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託者也”；曹植（192——232）《求通親親表》：“臣闻《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祸先’”（見《文子·九守》）；晋葛洪(283——363)《抱朴子·释滞》稱：“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东晋慧远（334——416）《沙门不敬王者论·形盡神不滅第五》云：“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4]（見《文子·九守》）；刘勰（约465——约520）《文心雕龙·诸子》謂：“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35]；梁阮孝緒（479——536）《七錄》載《文子》十卷；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栽樹》引：“《文子》曰：冬氷可折，夏木可結，時難行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見《文子·上德》），並附注：“非時者功難立”[36]，王叔岷疑另有注者[37]；北周道安《二教論》云：“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縻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8]（見《文子·九守》）；东晋张湛（约330——410）曾注《文子》，有如下條見於《文選》李善注：
1、《文选·东都赋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
（《文选》卷一，34頁[39]；《上仁》第二章）
2、《文选·鹪鹩赋注》：“《文子》曰：‘去其诱慕，除其嗜欲。’张湛曰：‘遗其衒尚，爲害其性。’”
（《文选》卷一三，202頁；《道原》第三章）
3、《文选·游仙诗注》：《文子》曰：‘三皇五帝轻天下，细万物，上与道爲友，下与化爲人。’张湛曰：‘上能友于道，友或爲反。’”（何敬宗《游仙诗》，《文选》卷二一，306頁；《道德》第十二章）
4、《文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也。’”
（《文选》卷三六，514頁；《上仁》第二章）
5、《文选·奏弹曹景宗注》：“《文子》曰：‘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张湛曰：‘日有千金之费。’”
（《文选》卷四O，558頁；《微明》第十九章）
6、《文選·晉紀總論注》：“《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文選》卷四九，690頁；《道德》第七章）
7、《文选·恩倖传论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
（《文选》卷五O，705頁；《上仁》第二章）
8、《文选·辩亡论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毂也。’”
（《文选》卷五三，736頁；《上仁》第二章）
北魏李暹也曾注《文子》；而隋萧吉（？——612）所著《五行大义》中也引及《文子》：
1、《論諸人》：“《文子》曰：‘人受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胞，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外爲表，中爲里，头圆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星、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喜怒哀乐。’” （280頁[40]，見《文子·九守》）
2、《論諸人》：“《淮南子》及《文子》并云：‘胆爲云，肺爲气，脾爲风，肾爲雨，肝爲电雷，与天相类，而心爲主。耳目者，日月也，气血者，风雨也。’”（280頁，見《文子·九守》）
3、《論諸人》：“《文子》曰：‘昔者中黃子云，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声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间，二十有五人，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五有德人、贤人、善人、中人、辩人，中五有仁人、礼人、信人、义人、智人，次五有仕人、庶人、农人、商人、工人，下五有众人、小人、驽人、愚人、肉人。上五之与下五，犹人之与牛馬也。圣人者以目视，以耳听，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不言而云，不行而从。故圣人所动天下者，真人未尝遇焉，贤人之所矫世俗者，圣人未尝观焉。所谓道人者，无前无后，无左无右，万物玄同，无非无是。’”
（281——282頁，見《文子·微明》）
另有佚文一則：
《文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以禀天地五行之气而生，爲万物之主，配二仪以爲三材。然受气者各有多少，受木气多者，其性劲直而怀仁；受火气多者，其性猛烈而尚礼；受土气多者，其性宽和而有信；受金气多者，其性刚断而含义；受水气多者，其性沉隐而多智。五气凑合，共成其身。气若清睿，则其人精俊爽如也；浑浊，则其人愚顽。” （279——280頁）
隋唐以後，有關《文子》的資料比較多，不煩引。江世容先生指出《太平御覽》中有《文子》佚文四則，另有附注，疑爲張湛或李暹注之遺文[41]。
其中道安《二教論》所引，曾達輝先生以爲“此語以釋述形神之義，當轉引自慧遠”[42]。然二論的上下文並不同，且慧遠引文之“靡”字，宋本、《大正藏》本《二教論》與之均不同，缺乏確切證據說明道安沒有見過《文子》。
另外，王利器先生提及：“唐釋法琳《辨正論》八引道士陸修靜《答明帝所上目錄》云：‘《文子》十一卷，文陽所撰。’”[43]
案：釋法琳（572——640）之《辯正論·諸子爲道書謬》上承甄鸞（536——578）《笑道論·諸子爲道書》。《笑道論》云：“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並未得……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44]，此一段文字前爲《玄都經目》，後無諸子目；而《辯正論》云：“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披檢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所上目錄，其目及本今並未見”[45]，此一段文字前爲《玄都經目》，與《笑道論》所引略同，其後爲《文子》等諸子目，目後又云：“道士所上經目皆云：依宋人陸修靜所列。檢修靜目中……本無雜書諸子之名。指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得爲道書者，其《連山》、《歸藏》……等，亦得爲道書乎……《笑道論》云：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也……”
則甄鸞猶見陸修靜之目，其中本沒有《諸子》；《辯正論》所列諸子目，僅兩百餘卷，疑最早不過是“去年（北周武帝天和四年，公元569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並非陸修靜（406——477）之目；釋法琳所說當是轉引甄鸞之語。
曾達輝引《玄都觀經目錄》，以證“六朝末年李暹注本以外，尚有別本《文子》存世”，待考。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唐時朱玄注《文子》“缺《符言》一篇，或取默希注補焉”[46]，此十一卷之《文子》，未知與《辯正論》目中所提十一卷《文子》有無關係。所言“文陽”，缺少來歷、證據，今人多不信。
爲便於分析問題，我們不妨依目前所知材料，將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依時間先後，排列如下：
直接證據
間接證據
韓非（？——前233）《韓非子·内儲說上》
鄭昌（秦末人）上書
枚乘（？——前140）諫
董仲舒（前179——前104）《對策》
劉安（前179——前122）上書
東方朔（前154——前93）《非有先生論》
魏相（？——前59）上書
八角廊竹簡《文子》（？——前55？）
《鹽鐵論·本議》（前81年）
劉向（約前77——前6）《別錄》
劉歆（？——23）《七略》
王充（27——96？）《論衡·自然》
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自注
班固《漢書·刑法志》
高誘《呂氏春秋注》
諸葛亮（181——234）《誡子書》
曹植（192——232）《求通親親表》
晋葛洪(283——363)《抱朴子·释滞》
东晋张湛（约330——410）《文子注》
东晋慧远（334——417）《沙门不敬王者论》
刘勰（约465——约520）《文心雕龙·诸子》
梁阮孝緒（479——536）《七錄》
北齐刘书（约516——约557）《劉子》
北魏李暹《文子注》[47]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栽樹》
玄都觀上《經目》[48]
北周道安《二教論》
隋萧吉（？——612）《五行大义》
另：以下《文子》篇目中已有文字被直接證據引用：《文子·道德》、《文子·九守》、《文子·上德》、《文子·微明》、《文子·上仁》。
綜合以上材料，不難看出，有關《文子》之資料不絕如綫。尤其六朝時期，見於南北方；又有佚文，很難説此時作僞。今本《文子》之形成，可能與張湛、李暹、徐靈府所注《文子》有關，而徐注所用底本，並非其時之全本。或其時《文子》傳本不止爲一，可能因爲徐注流行而亡佚。
据以上材料，可分析某些有關《文子》的問題。
《文子》一書，自當視作某一學派之作品集。目前可確知者，是該學派作品中有“平王問”形式。
魏啟鵬先生據竹簡《文子》2391號“天王”一語，指出與文子對話者“只能是周平王”[49]，其說可從。班固“而称周平王问，似依託者也”之“依託”， 孫星衍以爲：“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爲問答，非謂其書由後人僞託”[50]；余嘉錫先生以爲：“其授受不明，學無家法，而妄相附會，稱述古人，則謂之依託。如《藝文志》《文子》九篇，注爲依託，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時代不合，必不出於文子也。《雜黃帝》五十八篇，明知爲六國時賢者所作，而不注爲依託，以後人可以稱述前人之說也……宋明人之辨諸子……多辯乎其所不必辯者……《提要》之於周秦諸子，往往好以後世之見議論古人，其言似是而實非，今亦不欲以空言多所爭辯，姑發其凡於此。”[51]二說皆以問答之事爲依託，然二人於問答之“託”是否出於文子（或此學派），意見不一。孫又從杜道堅疑“平王”爲“楚平王”；李定生先生則據《別錄》、《韓非子》，認爲是“齊平公”[52]。
案：《漢書·藝文志》云：“《力牧》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故所謂“依託”，蓋當如余嘉錫先生所言：“其授受不明，學無家法，而妄相附會，稱述古人，則謂之依託”。然而班固於《黃帝四經》、《黃帝銘》並未說起於何時或是否依託，似乎古人相信黃帝之言有流傳者，非依託。可是《黃帝君臣》、《雜黃帝》已明説爲六國時作，與《力牧》同，爲依託之義非常明顯，看來“依託”可能並非余嘉錫所言“以後人可以稱述前人之說也”，余嘉錫先生指出的“其授受不明，學無家法，而妄相附會，稱述古人，則謂之依託”，較爲可信。班固對於文子當是有“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的懷疑外，還懷疑《文子》有無授受源流，疑後人託之文子。《別錄》與《藝文志》、《古今人表》所記文子年代不合，今難以考定。此託爲周平王之問答，就《韓非子》來看，可能有其原型，不一定是“妄相附會”，但目前難以指實。然而今本《文子》與竹簡《文子》，問答内容已有多少之不同，疑爲學派内部流傳不同，而許多問答内容可能出自後學附益。
八角廊竹簡《文子》，疑僅爲某一學派所保留資料。李學勤、邢文先生之標點方法[53][Lirui1]，趙建偉先生提出五點疑問[54]，其是非尚可討論。但胡文輝先生指出“不能真正確定竹簡《文子》一定是九篇，一定就是《藝文志》所收的傳本”[55]，說是。
竹簡《文子》尚未正式發表之前，張岱年先生曾認爲“《文子》即令是《漢志》之舊”，但不一定是“先秦的舊籍”。張先生根據《文子》有語見於《莊子》、《孟子》、《易傳·文言》、《荀子》、《呂氏春秋》、《樂記》，依據《呂氏春秋》、《樂記》年代斷定《文子》著作年代“最早不能早於戰國後期，最晚不能晚於漢景帝時。”[56]
案：《莊子·讓王》、《呂氏春秋·審爲》俱引詹何語，《文子》可能另有所傳，不必晚於《呂氏春秋》，且《文子》各部分未必同時完成。張先生曾指出《樂記》襲用《易大傳》[57]，然《樂記》年代恐未必晚至漢武帝時，李學勤先生曾指出“《荀子》、《呂覽》都徵引《樂記》，足知《樂記》在戰國末已成爲重要典籍，其作者當然不會晚過戰國中期，這正適合於公孫尼子的情況。”[58]故《文子》之上限尚難以確定。
張先生主要是根據思想内容，推斷“《文子》一書是漢文景之時黃老學派的著作”。相近之推斷今本《文子》作於此一時期者，尚有王利器（漢惠帝時）、熊鐵基（戰國末年或秦末漢初）、丁原明（秦末漢初）[59]等先生。
案：就從思想上考察而言，此種選擇較爲合理，然並不具絕對可信性[60]；且《文子》的成書時間不等於《文子》思想的形成、流傳時間，而學界對於黃老思想之形成時間，未有共識。
李學勤、陳麗桂、曾達輝、胡文輝先生有相近的意見，認爲：漢簡《文子》與《文子·道德》對應的文字，全部都只見於《道德》中以“文子問，老子曰”開頭的章節，而絕無見於以“老子曰”開頭的章節，無一例外；《淮南子》與《文子·道德》對應的文字，見於《道德》中以“老子曰”開頭的全部十一章，而絕無見於以“文子問，老子曰”開頭的章節，也無一例外[61]。並由此做出推論，認爲今本《文子》主要據竹簡《文子》和《淮南子》而來。
案：何志華先生已指出竹簡《文子》簡0198“知足以知權”見於今本《文子·上禮》以“老子曰”開頭的部分；簡1181、0792、2376、2252與今本《文子·道德》對應的部分，以“文子問”開頭者，見於《淮南子·人間》、《淮南子·脩務》、《淮南子·本經》[62]。上說難以成立。
何志華先生據竹簡、今本《文子》簡約而《淮南子》詳，甚至懷疑竹簡《文子》未必早於《淮南子》。此前何先生據今本《文子》、《淮南子》二書重文中，《淮南子》義勝者多；《淮南子》徵引事例，往往人物年代後於文子、老子，古《文子》編者每每刪去人物，只作泛論之辭；有《淮南子》合韻（《說山》：“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而《文子》失韻者（《上德》：“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高誘《淮南子·序》指出《淮南子》諱“長”，改爲“脩”，“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一語，當從《文子·上德》在“日月欲明，浮雲蓋之”下，《文子》編者以“脩”字不可解，因改作“秀”，後又避光武諱改爲“茂”，皆失韻，認爲今本《文子》抄《淮南子》，但在高誘甚至光武帝之前便已成書[63]。
案：《文子》有注比較晚，因傳抄而多誤、失韻，不足爲怪，有字義勝於《淮南子》的地方反倒更值得注意；《文子》當爲學派著作，《淮南子》徵引事例中人物年代後於文子、老子，無足怪；是否刪去具體人物，當視作者意圖而定，因爲這些事例爲當時人眾所周知，很難説沒有具體人物的便是抄襲、晚出；所謂《文子·上德》失韻，王利器《文子疏義》所據道藏默希子注本作“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慍”，“沉”、“慍”爲文、侵通轉迭韻；高誘說劉安避父諱，但似乎並不嚴格，《淮南子》中多有“長”字，何志華從吳曾仕《淮南舊注校理》之說，“凡長短對文，皆曰脩。而長大長養長老長幼諸文，並不改長爲脩。疑長短長幼，彼時讀音已殊”；但《淮南子》中有明顯作“脩長”字意的地方，《淮南子·主術》有“魚不長尺不得取”，《淮南子·道應》有“築長城”，梁玉繩疑爲“及”、“脩”之誤[64]；但《方言》卷一指出：脩，長也，陳楚之間曰脩，也有可能《淮南子》並非避父諱，僅因方言之故作長作脩；又“叢蘭欲脩”一語，何志華先生於其位置已有疑惑，又疑此文“叢蘭欲長”之“長”亦當讀爲“長大”之“長”，而仍避諱改爲“脩”者，蓋例外者也[65]，則這個字本身可能就有誤，難以作爲很充分的證據。何寧疑本作“長”，讀長養之“長”，淮南不諱長養字，疑校者誤改誤補[66]；然“長大”、“長養”之義似皆不甚合，以筆者陋見度之，不若“芳”（陽部字）字貼切合韻，默希子注正解作“芳”，漢武帝《秋風辭》：“蘭有秀兮菊有芳”，“秀”、“芳”義近，脩、秀皆爲心紐幽部字，與陽部爲旁對轉迭韻，疑《文子》作“秀”者是。總之，此處何志華先生若欲證明己說，需要太多假設，還需求證。
李學勤先生曾根據《文子·道德》“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一語，論及語義與《老子》本義相反，作爲竄改之證[67]。張豐乾據張元濟《通玄真經校勘記》指出《子匯》本作“執者，見小也，小故能成其大也”。
案：正統道藏《通玄真經》作“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功”；道藏默希子注本作“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也”；王利器指出唐寫本作“見小故能成其大”[68]。《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校勘記》注（58）以爲“默本和杜本均作‘不能’”，疑“默本”有誤。
張豐乾君根據慧遠所引與今本《文子》有不同，認爲“慧遠所稱引的應該是古本《文子》的内容”，又據今本《文子》所言能在《淮南子·精神》中找到原文，以爲“《淮南子》有可能稱引了古本《文子》的部分内容，但在文字上作了加工，而今本《文子》確是直接抄襲了《淮南子》的原話”[69]，推斷今本《文子》的出現“應該是在慧遠（公元334——417）之後”，並進而“有理由推測張湛所注是古本《文子》”，認爲“北魏人李暹有偽造今本《文子》的嫌疑”。
案：張湛與慧遠大致同時，其注唐時猶見，且文字小有不同，當是廣爲流傳所至。張君以張湛所注爲古本，則不能排除今本來自張湛本之可能；張湛注北魏時當亦在流傳，當時人有稱引《文子》者，李暹於此一時期作偽，難以令人信服。
張豐乾君此前曾有一文論《文子》與《淮南子》關係[70]，認今本《文子》爲偽，此文不過是該文觀點的繼續。張君於此重復了該文中的一段話：“劉歆及班固所見《文子》爲九篇，都爲問答體，當和古本《文子》差異不大。班固時古本《文子》即使有殘缺也不會很嚴重。故而今本《文子》的出現不會早於東漢前期。”
案：據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前已言及班固《漢書·刑法志》一語，有可能化用自《文子·下德》，彼處並非問答體。張君認今本《文子》爲偽的主要理由是，“竹簡本中的一些思想爲今本所误解”。张文认爲：“今本中的‘天下大器也’，在竹簡文中是‘天地大器也’……帛书《老子》中的‘可以爲天地母’，在通行本中都改成了‘可以爲天下母’，意義大变。”但郭店楚簡《老子》甲簡二一正作“可以爲天下母”，故此條理由可疑。 张文還拿竹簡《文子》與同時出土的《論語》類比，這有一定的可比性，但認爲“任何一种古籍的不同傳本之間，無論形式还是内容都應該是大同小异”，这却似是而非。經書、子書在战國前并未定本，而眾所周之，刘氏父子之校書體例，經、子有别。馬王堆帛書《易經》、《易傳》與今本大有不同，其之不傳，是因爲劉氏父子以中秘之古文校經書。而《文子》屬子書，是廣收諸本，去其重復，傳本不同，實不足為怪。
關於慧遠所引《文子》稱“黃帝”，竹簡稱“文子”，今本爲“老子”，曾達輝先生以爲可爲竄改之證；何志華先生則認爲高誘所見《文子》已變。然而不能排除流傳不同之可能。
丁原植先生認爲：“見於今本《文子》中的《淮南子》資料，應當屬於《淮南子》別本的殘文。今本《文子》並非抄襲《淮南子》，而是此種《淮南子》別本殘文的混入，經由後人編輯而納入到《文子》的章節之中。”[71]
丁先生欲説明某些古時資料爲《淮南子》所保留，今本《淮南子》似爲蘇頌編定，而有別本《淮南子》被竄入今本《文子》。其突破點是《劉子》，因爲“《劉子》一書……文字相同或近似《淮南子》者，有二百五十餘處，而與《文子》相關者，亦有七十餘處。這七十餘處中，僅六、七處不見於《劉子》與《淮南子》重疊部分，而另見於《史記》、《呂氏春秋》《國語》或《司馬法》”[72]；《劉子》“在同一段落中，部份引用與《淮南子》重疊的《文子》文句，部份卻襲用不見於《文子》的《淮南子》章句。劉書不可能一時引述《文子》，又接著引用《淮南子》”[73]，而有時今本《淮南子》文氣、義理不如今本《文子》，今本《文子》“的義理更能合於《淮南子·要略》的意指。”[74]
丁先生所提出的思考方向是有益的。但筆者以爲不能排除《劉子》僅引用所謂別本《淮南子》，以及《史記》、《呂氏春秋》《國語》或《司馬法》，而這種所謂別本《淮南子》與《文子》之關係，將更複雜；而劉書本人之創造性，似乎被限定。丁先生也曾答覆筆者，此説是假設。
以上筆者就某些學者之觀點，提出了個人之陋見。並非筆者想證明今本《文子》爲真而存心挑剔，實在是筆者以爲要説明一問題，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與合理的解釋。倘若證據並不充分，或解釋不符合時空環境，未通盤考慮全部之可能性，僅提供假説，那麽就不必忙著下結論，還須進一步論證。對於今本《文子》，筆者也有懷疑，但目前沒有充分證據，故只能懸置，而謀求較爲合理的解釋。
依當前資料，筆者以爲：《文子》與《淮南子》二書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來源。其中“周平王問文子”的形式，是文子諸學派託文子之名作書、附益的形式之一。劉向父子校定的九篇《文子》，可能並未搜集到全部流傳的、不重復的《文子》[75]。竹簡《文子》、今本《文子》與它的關係尚難以確定，但都有平王問的内容。張湛、李暹注《文子》所據本，大概已接近今本《文子》。但似乎在他們所選定的《文子》内容之外，還存有不少佚文。後人沿用其本，尤其當某一版本的《文子》被封爲《通玄真經》，並有默希子等爲之做注之後，其他的版本便逐漸消失，散佚。
《晏子春秋》一書，劉向將“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76]也編爲一篇，對於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之不同，我們不如從劉向之做法。
最後，可以指出的是，《文子》一書並非如許多學者所不自覺接受的，一直都被認爲是抄襲《淮南子》而成的偽書。相反，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三引《周氏涉筆》，“《淮南子》多本《文子》”[77]，其時在黃震之前；明劉績更認爲《淮南子》“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78]。無疑，這種觀點亦有失偏頗。
另外，列出有關《文子》問題的研究目錄，以供同仁切磋、琢磨。該目錄參考了丁原植、胡文輝、張豐乾等先生的目錄資料，謹致謝。
柳宗元：《辯文子》，《柳河東全集》47——48頁，中國書店1991年據世界書局1935年本影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四庫全書》674冊219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據文淵閣本影印
周氏《涉筆》，見馬端臨《文獻通考》之《文子》，《四庫全書》614冊503——504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據文淵閣本影印
洪迈：《容斋續笔》卷十六《計然意林》，404——4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