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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学的态度和方法 ——
答姜广辉教授 高
正 1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兴趣。此后，姜广辉教授提出了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是陈良的学术观点（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我则在1999年7月2日《光明日报》的《史林》专栏发表《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一文，作出了墓主可能是屈原的推论。我指出，陈良不是楚国贵族，不大可能葬入楚贵族墓地。 2000年5月28日，“简帛研究”网站发表了姜广辉教授的《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一文。我觉得，学术研究要讲“实事求是”，不应搞什么“参考坐标”，更不应自己硬来充当别人的“参考坐标”。恰巧发现《参考坐标》文中的鲁穆公即位之年的问题，便指了出来，并在2000年5月27日发邮件给“简帛研究”网主，希望能进一步辩论清楚。当时我认为，即使姜广辉教授是沿袭了钱穆先生六十五年前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中的学术观点，也不应归咎于钱穆先生，而只能说是由于姜广辉教授的疏忽导致取舍失当。上世纪90年代，在我开始撰写《诸子百家研究》时，曾经对照着研读了几种海内外新旧不同版本的《先秦诸子系年》，发现其中确实有的观点在立论和论证方法上有缺陷（如认为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15年），而有的则已被后来地下出土文物证明有误（如认为《老子》一书成于战国后期）。学术事业本来就是不断发展的，钱穆先生对于学术事业曾作出过的贡献，当然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否定。所以，当时我在给“简帛研究”网主的邮件中仅指出了姜广辉教授的疏忽，而没有牵涉到钱穆先生。姜广辉教授断言我那时未读过《先秦诸子系年》，虽不免主观武断了一点，但反倒使我想起古人说过的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 2000年6月28日，“简帛研究”网站发了梁涛博士的《历史年代真的错了吗？》一文。我回了一篇《这种“治学方法”要不得！》，“简帛研究”网主阅后建议不要发了，所以，“简帛研究”网站上没有我这篇文章。此文2000年7月3日在“国学”网站的“学术争鸣”专栏，与梁涛博士的《历史年代真的错了吗？——与高正先生商榷》、姜广辉教授的《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一道发了出来。当时黄宣民先生还在世，我曾请他看过，并讨论过这个问题。姜广辉教授、梁涛博士二位也一直未有回应。 2002年11月26日在“孔子2000”
网站发的《“鲁穆公元年”问题考辨》一文，其实就是《这种“治学方法”要不得！》一文的核心部分，只是因为《这种“治学方法”要不得！》在网上已难找到，而梁涛博士的《历史年代真的错了吗？——与高正先生商榷》，仍每天高挂在影响很大的“简帛研究”网站，很易混淆视听，广大读者难以知道我的学术观点。我迫于无奈，才用此下策，将《这种“治学方法”要不得！》一文的核心部分取出，冠以《“鲁穆公元年”问题考辨》的题目，重发了一下。岂料这一次竟能引出姜广辉教授迟到的愤怒，并且贡献出这篇题为《高正先生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的不算太短的文字，且能极尽强词夺理、歪曲挖苦之能事，也算是有了一大收获了！不过，请姜广辉教授放心，我并不是要故意与二位为难，所探讨的学术问题也不至于对二位有什么损害，此亦纯属不得已而为之耳。 但令我觉得难以理解的是：姜广辉教授明明是依据传说，妄改了《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年代，为什么却还要说是依据的《史记·鲁周公世家》？本来《史记·六国年表》和《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关于鲁穆公元年的记载基本吻合（相差只有一年），而姜广辉教授却要依据传说中不甚可靠的“一本”，费老大的劲，又是改字，又是怎么折腾，把史书中的年代改得面目全非。还要振振有词，说什么别人不懂。盲目运用可靠性远比史籍本身更差的传说材料，来妄改史书，如此下去，我中华文明史可就越改越糊涂了！这“小儿科”，虽被姜广辉教授认为“不是学问”，可却是做学问不可缺少的基础。“小儿科”尚出问题，你那一套“大学问”还有谁敢领教呢？“当仁不让于师”，恕我直言，望姜广辉教授切勿见怪！ 姜广辉教授问我在哪儿学的历史，这我可以相告。我是在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所学习的。我的老师是曾经参与点校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中《隋书》的阴法鲁教授，我是他的硕士研究生；尽管他不是“博导”，去世后既没有登报、也没有追悼会，可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确实要比某些伪劣“博导”强一千倍。我的其他老师中，给我讲古文字学课的是曾经参与整理《郭店楚墓竹简》的裘锡圭教授。给我讲古文献学课的是《全宋诗》的主编之一孙钦善教授。给我讲《楚辞》课的是金开诚教授。给我讲《老庄哲学》课的是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陈鼓应教授。在中国哲学研究的事业上给我有力支持的是张岱年教授，他是我的忘年知音。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学业和人生的楷模。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侯外庐先生的助手黄宣民教授，曾经担任过我的专业业务担保人；2001年春天，他不幸在北京医院去世了。我还有一个朋友，那就是你姜广辉教授，记得有一次在爱智山庄召开学术会议时，我们还聊过学术问题呢！我当时对你是很敬佩的。 最后，我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秘密：我在《这种“治学方法”要不得！》一文中所抨击的“当今的所谓专家教授”，可并不一定是指你！ 不得已而写了以上文字。“曲有误，周郎顾。”我以上这一曲，未知有误否？若有误，那就算是我“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了！ 2002年11月28日 [附录] “鲁穆公元年”问题考辨 高正 2002年11月25日在“孔子2000”网站（
http://www.confucius2000.com/
）读到梁涛博士的文章《子思行年考》，文中涉及到“鲁穆公元年”问题。鲁穆公元年究竟应怎样确定？姜广辉教授2000年5月28日在“简帛研究”网站（
http://www.bamboosilk.org/index.htm
）“网上首发”文章《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中，称“鲁穆公开始执政于公元前415年，《史记》说鲁穆公在位33年，应该执政到公元前383年”，然而，这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是运用带有疑问的材料，进行主观任意的推求而得出来的结论。按这种方法“推求”出来的年代，与确切而早有定论的史实与年代如“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卒”等根本对不上号。历史是有系统性的整体，不能孤立地进行局部“推求”而任意割断历史。 依据《史记·六国年表》，鲁穆公元年乃周威烈王十九年，即公元前407年。若据《史记·鲁周公世家》推算，鲁悼公元年乃周定王三年（公元前466年），鲁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六国年表》为三十八年），鲁元公在位二十一年（《六国年表》同），至鲁穆公元年则为公元前408年。
《史记》中鲁穆公在位的时间，《六国年表》中为三十一年，《鲁周公世家》则曰“穆公三十三年卒”。
裴骃“集解”引徐廣曰：“自悼公以下尽与刘歆《曆谱》合，而反违《年表》，未详何故。”可知《鲁周公世家》中此处文字，存有疑问，不排除有被后人窜改过的可能。
鉴于以上情况，一般历史工具书（如年表、大事编年、辞典等）中，大都采用了两说并存的方法。鲁穆公元年，有定为公元前407年的，亦有定为公元前409年的；这应当说是代表了学术界的一般观点。定为公元前415年之说，始见于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书中作为一家之言提出，因为此结论与整个历史系统中已知的前后有关的确切年代不合，所以，并未为一般工具书所采用。
《史记》中记载年份的数字，往往有误，这是学人共知的事实。推算历史年代，应该以史籍中比较可靠的记载为出发点，而不宜将不可靠的文字或所谓孤证材料用来作为进行任意“推求”的依据。如果按照梁涛博士2000年6月28日在“简帛研究”网站“学术争鸣”专栏《历史年代真的错了吗？》一文中所介绍的“推求”方法，再继续往上推的话，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鲁悼公“十三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的时间与史实，还能对得上号吗？鲁哀公“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以及“十六年，孔子卒”等时间与史实，还能对得上号吗？是否打算把这些史实的发生时间都提前八年？还是打算将这些史实在鲁国的纪年中推迟八年？或者打算将鲁国某国君的在位时间减少八年？显然，按照这样的思路，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在这同一篇中，后面的年代（正是这些年代有疑问），被充分肯定并用来作为进一步“推求”的依据，而已被其他史料证明确切可靠的前面的史实和年代，难道反而全都错了吗？运用这种
“推求”
方法，再以一些年代难以确定的古文献中无可稽考的内容和可能属于寓言性质的文字来作为旁证，其结论必然割断历史，牛头不对马嘴，而其荒谬性则不言而自明！我们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时，不应盲目沿袭昔日国学大师成名作中偶尔失误的观点，这是研究历史时所应当特别注意的。
以上所论，不当之处，谨请专家前辈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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