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帛研究”（bamboosilk.org）网页上读到梁涛先生的《郭店竹简与“君子慎独”》。文中梁先生对朱熹提出质疑，说：按照朱熹的注释，“‘独’是指‘独居’‘独处’，‘慎独’就是谨慎自己在独居、独处时的言行、行为。”“就是要求人们在独处之际，仍能保持道德的操守，独善其身，不愧屋漏。”而朱熹的“这种看法完全是误解”，是“一个简单的错误”。

应该说，梁文的这种说法，才是真正的误解。

我们且先看一下朱熹关于“慎独”的注释的原文。

《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厌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朱熹对“独”的 注释，是“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大学》《中庸》二书的注都是如此，只字不差，并不是如梁文所说的认为独就是独居、独处。独处的说法也是有的，那是在对“小人闲居为不善”的注释中，朱熹说：“闲居，独处也。”但这只是对“闲居”的解释，不是对“慎独”之“独”的解释。梁文看到了“闲居，独处也”，就以为“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就是“独居、独处”，是把两者混淆了。事实上，“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决不能等同于“独居、独处”。请看朱熹的解释：

在《中庸》，朱熹是联系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来解释的，所以说：“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在《大学》中，朱熹则是联系到“毋自欺”来说：“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也。”两者说法不同，意思则相同。这里对 “己独知之”之地的解释，是指“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的“人欲”的萌芽状态，或是自身修养的“实与不实”的内心状态，而不是“独居、独处”，而且完全没有提到独居、独处。至于在注释“小人闲居为不善”时说“闲居，独处也。”正如梁文所说，小人闲居为不善“不过是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慎独的重要，是不能据此来看朱熹对慎独的理解的。

梁文反复强调的一点是，“独”、“慎独”是指“内心的精神状态”，“是指内心的专一状态”，“内心的专一，内心的诚”，“精神的专一状态”等等，（梁文对“独”和“慎独”都是用同一个“内心的专一状态”来解释，似乎没有对“独”和“慎独”有所区别）而朱熹的“错误”则在于，“把‘诚其意’的内在精神理解为‘惧其闲居所为’的外在行为，把精神专一理解为独居、独处”。从前文我们已经看到，朱熹解释“慎独”，说的是“遏人欲于未萌”，是要求在修养中“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这恰恰都是讲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的专一状态”，与《五行》所说慎独的意思一致，而不是讲的“外在行为”。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不妨再看一段朱熹在与弟子讨论时对此的解释：

这里朱熹恰恰是强调了要从内心的“念虑之间”看自欺自慊的分野，而“不必待其作奸行诈，干名蹈利”，表现于外在行为。对于小人闲居为不善一段，朱熹也明确指出，那是“极言其弊必至于此，……非谓到此方是差了路头处也”。 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认为朱熹把慎独理解为“外在行为”，完全是对朱熹的误解。

梁文所以会有此误解，大概是由于朱熹的这一句话：“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对这句话，梁文批评说：“这样，‘不可离道’就成了不可偏离日用常行”。接着他又对《中庸》并非一个整体和诚明之道与中庸之道的不同做了许多发挥。对于《中庸》是否“由两个部分纂合而成”和所谓诚明之道和中庸之道的区分，我们先不加讨论，只指出，“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是不能理解为“日用常行”的。朱熹的原文是这样的：“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君子时刻心存戒惧，是“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朱熹讲得十分明白，这里讲的不是日常行为，而是“理”；这“理”是“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的，所以是不可须臾离的。这个“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在注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提出来了，那里是这样说的：

“日用当行之理”就是这里讲的“当行之路”，也就是“率性之谓道”的道。而性来自于天赋的理，或“天理”；“性即理也”。因而不离日用事物之理也就是“存天理之本然”。 可见，朱熹对慎独的解释，完全是依据于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意思来讲的；不同只在于宋儒提出了一个“天理”的概念，把性归之于天理而已。梁文只见了“日用事物”几个字，而对“当行之理”这几个字视而不见，既没有从上文去理解“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的含义，又没有连着下文“性之德而具于心”，“存天理之本然”等说明来读，也就误解了朱熹的意思。

梁文对朱熹的责难，还 反映出另一点，就是他自觉不自觉地把“道”与日用常行相割裂了，认为“不可须臾离也”的道与“日用常行”之道应该是两回事，二者是不相干的。正因为这样 ，所以他才会把朱熹讲的“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理解成 只是日用常行。其实，儒家思想的的特点正在于不离日用常行。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无物不有，无时不然”，都是反映了这一点。天理既是“无物不有，无时不然”的，自然也就存在于日用常行中，作为当行之路。所谓“诚于中，形于外”，也是说内心的诚总是表现于外在的日用常行中。把内心的诚与日用常行相割裂，就难免会走上空谈心性的道路。

梁文指责朱熹把道理解为日用常行，一再强调慎独是“内心的精神状态”，是“指内心的专一”，可是对于专一于什么，却没有清楚的说明。文末所提出的慎独的定义说，“慎独指内心的专注、专一状态，尤指在一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仍能坚持不苟。”也只说到专注、专一的“状态”，没有专注、专一的内容。文中比较具体提到这个问题的主要有两处：“《大学》、《中庸》的慎独是对‘诚’而言，而《五行》则是对‘仁义礼智圣’。”“‘不可须臾离也’的道乃是对‘诚’而言”。”提出“道”和“慎独”都是对诚而言。《五行》的 仁义礼智圣是具体的，‘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没有解释。一般的理解，诚就是实。朱熹所说“实用其力”， “禁止其自欺”，“存天理之本然”“ 不使离于须臾之顷”等等，正都是说的“诚”。朱熹讲的也是具体的，这个诚是对天理而言的。梁文完全看不到这些，以为朱熹讲的只是外在行为。而他自己所讲的“诚”，却没有内容。按梁文的说法，道，是指“诚者，天之道。”就是诚；慎独，指内心的专一，是对诚而言的。那么，慎独应该是专一于诚了。

可是，梁文又说：慎独“是指内心的专一，指内心的诚。”专一就是诚，诚就是专一。于是，诚于专一只是同义反复，道和慎独也成了一片混沌。梁文所强调的“内心的诚”和“精神的专一”，既没有具体确切的内容，又与人们的日用常行无关，也就只剩下一个抽象的概念了。

所以，不是朱熹误解了慎独，而是梁文误解了慎独；不是朱熹犯了“简单的错误”，而是梁文的作者没有读懂朱熹。                     200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