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逊

    读到梁涛先生关于慎独问题的第二篇文章。真理愈辩愈明，经过一来一往的批评、探讨，讨论有了有益的进展，材料和观点都已经比较清楚。所以我想现在不再需要长篇的论述，只需再简述几点意见就可以了。

    至于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说朱熹“完全没有提到独居、独处”，是只就朱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 》两书的注文而言的，这个说法没有考虑到朱熹的其他论述，把它用来说明朱熹对慎独的全部理解，就不合适了。梁的第二文指出朱熹对慎独的理解有已发、未发两个层次，就把问题说全面了。

    二，关于朱熹是否把道理解为“日用常行”的问题，梁的第一文说：“朱熹也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这样‘不可离道’就成了不可偏离日用常行”，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意见是：“‘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是不能理解为‘日用常行’的”。道理很清楚，“日用事物当行之理”说的是理，这个理是天理在日用常行中的表现，也就是道的表现，而不是日用常行的行为。如果把“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与“日用常行”混同起来，以为讲“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就是指“日用常行”，丢掉了这个“理”字，那实际上就是说日用常行只是日用常行，与道是两回事，把日用常行与天理、与道割裂开来了。在梁的第二文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朱熹则将道理解为‘日用事物当行之理。’这样便由内心的诚，偏向了外在的日用常行。”把第一文中“就成了”不可偏离日用常行，改成了“偏向了”外在的日用常行。他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事与理的关系，说明两者紧密相连而不可分。还指出“朱熹所说的理包含了不同的层次和内容”，其中包括了“日用事物当行之理”。这样实际上就否定了第一文所说的朱熹则将道理解为“日用常行”的结论。他进一步强调 “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与诚也是绝对不同的，是绝对不能混同的。”“把道理解为‘诚’与‘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意思是绝对不一样的” 把问题归结到“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与“诚”的关系上面来。我以为，这样提出问题，比起其第一文来，是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意思，克服了第一文提法上的缺点。读了梁的第二文，我想我们在理与事不可割裂和“朱熹所说的理包含了不同的层次和内容”这些点上都没有原则的分歧。至于此文提出的其它一些论点，如以“诚”归之于“性理”；认为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与诚“绝对不同”等，则还可以讨论。不过这些涉及太多问题，暂时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三，对慎独的误解是确实存在的。梁文所举出的“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辞海》），或“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辞源》），是有代表性的，说明这种误解已经成为一种通行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加以纠正和澄清，是必要的。问题是，究竟是谁误解了慎独？要怎样来纠正和澄清？我们的讨论已经说明，对慎独的误解并不是来自朱熹，而是来自后人对朱熹的误解。我们正是需要通过对朱熹思想的正确、深入的理解和阐释来消除通常对慎独的误解，而不应该把对慎独的误解归罪于朱熹。

    四，最后还要重复一句。我在前一文中曾提出：“梁文一再强调慎独是‘内心的精神状态’，是‘指内心的专一’，可是对于专一于什么，却没有清楚的说明。文末所提出的慎独的定义说，‘慎独指内心的专注、专一状态，尤指在一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仍能坚持不苟。’也只说到专注、专一的‘状态’，没有专注、专一的内容。”专注于什么，这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明的。但对此梁的第二文却完全没有提到。

200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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