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店竹简《老子》与先秦哲学

——与郭沂先生商榷

郭沂先生力主郭店竹简《老子》为春秋时与孔子同时的老聃所作，而今本（包括帛书本）出自战国时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先后发表了《从郭店楚简看老子其人其书》（《哲学研究》1998年第７期）、《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洛》（《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第５版，下引该文，&127;不再注明出处）等文章作为论证，并引申出了有关先秦哲学发展脉络的一系列看法。由于郭店竹简《老子》与今本（包括帛书本）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问题，需另文专论。本文集中对郭沂先生有关旁证及相关推论作一些辩驳，以就教于郭沂先生。

关于文子、关尹及道家的流派

1、郭沂先生认为“竹简《文子》残卷所引《老子》皆见于竹简本《老子》，说明作者尚未见到今本《老子》，而仅见到竹简本《老子》。”这一看法显失斟酌，且与事实不符。

a、八角廊简《文子》损毁严重，郭沂先生也称之为“残卷”，&127;正是在这样的残简《文子》中，不乏受今本《老子》影响而简本中没有的思想，如残简《文子》中“执一”，“天地，大器也”，“勿视以贤”显受《老子》“抱一”，“天下，神器也”，“不尚贤”思想的影响，而这些思想在简本《老子》中不见踪影，后两条还被郭先生指责为今本《老子》中的“君人南面术”。

b、残简《文子》中的“见小”，“道产之，&127;德畜之”等提法更是直接引用了《老子》却不见于简本。

c、残简《文子》中“古圣人以身先之，&127;命曰教”等思想是对《老子》（包括简本）的“圣人”“以身后之”等思想的重要修正，显然是晚出的道家新流派。

如果按照郭沂先生的观点，把古本《文子》看成是春秋时老子弟子文子所作，岂不是正好无可辨驳地证明了竹简《老子》的不完整性？不知郭沂先生是如何得出了“竹简《文子》的作者尚未见到今本《老子》，而仅见到竹简本《老子》的结论，又如何使它们“互证早出”。

2、《庄子．天下篇》明言：“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既言其“古”，则关尹，和老聃一样，肯定不是战国时期而是春秋末年的人。

关于老子所出之“关”，司马迁并未说乃函谷关，既令是函谷关，是否“实设于献公之世”也大有讨论的余地。这一点，先前那些极力主张《老子》晚出的学者们也承认。（见钱穆：《老子辨》，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大华书局1935年版）可见，关尹和太史儋实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4、根据《庄子．天下篇》所载，竹简《太一生水》属关尹一派的作品无疑。《庄子．天下篇》关尹、老聃并提，竹简《太一生水》又与《老子》丙本抄在一起，和《史记．老子列传》中关尹恳求老聃著书的记载相互印证，关尹与老聃的密切关系已是不容置疑，而目前还没有任何文献证明关尹与太史儋有什么瓜葛。

5、郭沂先生一面极力论证竹简《老子》是原始的，独立的，完整的《老子》传本，为春秋时老聃所作；一面又把《太子一生水》和竹简《老子》割裂开来，认为《太一生水》系战国中期的关尹所作，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6、就是在这样自相矛盾的前提下，郭沂先生竟然认为“太史儋和关尹子的函谷关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要远远超过1500多年之后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太史儋应关尹子之邀而著书，关尹子亦因太史儋所授老聃书之启发而作文。如果没有函谷关之会，不但太史儋和关尹子这两位杰出的哲学定都早已在历史上消失，而且老聃书也会化为乌有。”这种结论真使人“如雾里看花”，十分湖涂了。

7、还可以补充一点，如郭沂先生所言是太史儋应关令尹喜之恳求“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既言其“著”，则五千余言全属“太史儋”自己的作品，加上简本的二千多字。“太史儋”所传之书岂不有了七千多言？

8、老子由史官而为隐者，这本来没什么矛盾的地方，至于庄子虽然也讲“形之委蛇”“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但他批判一切“牵牛鼻”，“络马首”的“文明”行为，属于激进的道家学派，而杨朱则以“贵己”“重身”闻名。郭沂先生把庄子，杨朱与“贵虚”的列子一道归于“隐者，”无助于准确把握他们的思想精髓和道家的思想流派。而太史儋虽为史官，却无著作，更多以成派。

关于各学派之间的关系

9、郭沂先生一面征引《汉书．艺文志》认为《论语》是由孔子“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即大家共同商定编写的本子，一面又认为今本《论语》“是由孔子德行科的弟子门人结集的。”似有自相矛盾之嫌。

10、关于儒道两家的关系，郭沂先生认为“两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亦贯通”“儒道之间对立，始于战国时期”。这种看法颇有代表性，却与事实不符。简本中虽然没有和儒家针锋相对的文字，但是，老子曾经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孔子所言何物已不得而知，但老子显然对孔子所言不以为然，他还批评孔子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身”。（《史记．老子列传》）

11、就简本自身而言，甲篇三个“绝...弃...”的句式反映了道家或者说老子特有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即“负”的思维方式，这和五千文《老子》没有丝毫区别。虽然简本中没有“绝仁弃义”之说，但有“绝智”之论，而“智”在楚简儒家文献中属“五行”和“六德”。而且在弃绝之后，简本《老子》仍然坚持“无为之治”“不言之教”，“道法自然”等等，丝毫未失道家之本色，倒是楚简儒家文献如《忠信之道》显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孔、老相见之初，即见其旨趣迥异，简本《老子》“弃绝”的方法，“无为无不为”的主张，“道法自然”的原则丝毫未失道家之本色。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在不断地吸取着道家的思想，“道不同不相为谋”虽在战国时期才表面化、公开化，但儒道两家的分野在孔子和老子那里就早已打好了基础。只不过这种分野并非如郭沂先生所言足“势若水火”，否则就很难理解儒道何以互补。

12、郭沂先生认为“今观竹简《老子》，并无兵家影响的痕迹。”事实上，简本甲篇明言“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不知郭沂先生对此作何解释。

13、郭沂先生认为“对法家发生影响的是太史儋而非老聃”。《史记．孔子世家》载老子赠言于孔子“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而危其者，发人之恶者也。”韩非子《说难》曰：“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两相对照，显然是韩非在解释老子的思想，既使置韩非子《解老》《喻老》于不顾，也难以否认老子思想对韩非的影响，司马迁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同上）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可以认为韩非把道家的某些思想衍化为权术，但却不能同意郭沂先生所讲的“权术是道家与法家的接合点。”

14、《老子》五千文一开始就有“玄奥”的成份，《周易》之“玄”在《经》不在《传》。孔子之“圣”就在于能够把深刻而重要的思想讲得明白透彻，通俗易懂，老子的特色则在于“正言若反”，博大精深，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以“龙”比喻老子，感叹“吾不能知”，司马迁才说老子 “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并以“深远”喻之（《史记．老子列传》。所以郭沂先生所认为的春秋时期“侧重于伦理价值，风格古扑是当时哲学的共同特点。然而，进入战国，哲学之风大变”，“其风格也随之由古朴转向高远玄妙。”也是不符合先秦哲学的固有特色的。

15、郭沂先生还认为“从古朴、简易，到抽象、精致，符合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在哲学发展史上，或者就先秦哲学的发展而论，往往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向。哲学和其他学科不太一样，后来者未必能够居上。而且，简易者如《论语》其生命力日久弥新，精致如纬书者却很快被淘汰，历代解说《老子》的著作，其抽象程度都不及《老子》本身。某种思想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内容，是简易还是“精致”并非关键所在。

总之，笔者认为郭沂先生极力证明简本《老子》与今本是两部书而割裂了传世文献甚至就是郭店竹简中的有关材料，很难使人信服。（详见拙文“关于郭店竹简《老子》与今本《老子》的关系－－就教于郭沂先生”，待刊）其相关推论如前文所述，也很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