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朝请”与竹简《文子》

                    ——兼答李厚诚先生

张丰乾

笔者前此撰文，认为竹简《文子》中有“朝请”一词，可以作为判断其撰作年代的依据，因为它是一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礼法制度，涉及君臣关系这样一个古代社会的核心问题。现根据有关材料和一些学者的意见，作进一步的说明，也希望大方之家不吝教正。

“朝请” 确为汉律

《史记集解》引孟康之言曰：“律，春曰朝，秋曰请，如古诸侯朝聘也。” 《说文解字》：“请，谒也。”段玉裁注：“周礼，春朝秋觐，汉改为春朝秋请”。《左传》隐公四年中的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先秦时期“觐”与“请”的典型区别：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

文中的“觐”为“朝觐”，而“请”为“请求”。唐代人明确说“朝请”为汉律（制）。柳宗元《邠宁进奏院记》：“其在汉制，则皆互阝以奉朝请。唐兴因之，则皆院以备进奏，政以之成，礼于是具，由旧章也。”（《柳宗元集》卷二十六）《通典·职官》：“奉朝请无员，本不为官，汉东京罢省三公、外戚、皇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晋武帝亦以皇室、外戚为三都尉而奉朝请焉。”孟康为三国时人，汉代末年依然有“朝请” 的制度：“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第十下》）朝请的制度至少在明代还在延续，李文忠之子李景隆受弹劾，被“诏削勋号，绝朝请”（《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晋书·刑法志》：“赵禹《朝律》六篇”，为汉律六十篇的一部分。“律”是秦汉的根本大法，赵禹《朝律》六篇之中肯定对“朝请”有详细的规定。孟康所说的“律”相对于“故朝聘”而言，也应当是指秦汉以来的“律”。笔者已经说明，秦始皇时代已有朝请制度，汉代则继承下来，加以完善和强化：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

——《史记·礼书》

赵禹的《朝律》虽然没有直接流传于世，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史料，大致知道一些内容。

“朝请”需要凭证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汉书·成帝纪》建始三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无符籍妄入宫曰阑。” “门籍”或“符籍”就是进入皇宫的证件。《汉书·元帝纪》：“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颜师古注应劭曰：“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县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没有门籍，擅自入宫时要受到严厉惩处的。（1）窦婴被除门籍，直接的后果就是“不得入朝请”，可见朝请是需要门籍的。

汉代诸侯如果被赐予几仗，则意味着不能够朝请或者没有必要再来朝请。

“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史记·文帝本纪》）“于是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史记·吴王濞列传》）“今吴王前有太子之蜔，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史记·晁错列传》）“元朔三年，上赐淮南王几杖，不朝。”（《史记·武帝本纪》）“二年冬，赐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汉书·武帝纪》，时间与《史记》稍异）可见，几杖的象征意义也是双重的，或表示 爱护，或表示不满或拒绝。《礼记·月令》：“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礼记·曲礼下》：“龟策、几杖、席盖、重素、袗絺绤，不入公门。”吴王濞等诸侯甚至大臣以“不朝”表达自己的不满或不服，皇帝则以赐几杖作为回应。再发展下去，就是更加尖锐的矛盾。

皇后嫔妃也参与“朝请”。
    窦婴被窦太后“除门籍，不得朝请”，说明“太后” 也是朝请的对象。同时，皇后、嫔妃、公主等也有朝请的义务。《汉书·外戚传下》记载赵飞燕被指责“朝请希阔”，进而被贬为庶人，不久自杀。《后汉书·皇后纪》：“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疏粗”。可见，汉代的朝请也是包括了后宫的。

“朝请”的内容是拜谒皇室，实质是强化皇权。

《史记·陆贾列传》：“陆生往请，直入坐”，《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请，若问起居。”朝请至少也包括了问候日常起居的内容，只不过它的对象是皇室成员。是否有朝请的资格，意味着与皇室关系的远近，而是否朝请，则表达了诸侯或大臣，包括少数民族的首领，对天子的态度。《史记》、《汉书》中出现“朝请”的地方，都围绕着是否被皇室认可或认可皇室的问题，更可见“朝请”制度的重要。从以上几点来看，“朝请”实际上是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无论是皇室，还是大臣和诸侯及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对“朝请”的态度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朝请的要求也要比会盟式的“朝聘”严格一些、具体一些，“朝请希阔”甚至成为严重的罪名。

《汉书·外戚传下》：“皇后自知罪恶深大，朝请希阔”，师古曰：“请，谒也。阔犹阙也。”李厚诚先生认为：“颜师古注《汉书》，训‘朝请’为春朝秋请之义较多，惟此不同，当系特别指明，不误。”“此处的‘朝请’，有具体的时间，非春朝秋请。”笔者以为，所谓的“不同”，完全是角度的差异，“春曰朝，秋曰请者”，是从时间的角度；“请，谒也”， 则是从内涵的角度。即使是“皇后自知罪恶深大，朝请希阔”有另外的时间，只能说明“请”的时间不拘于秋季，而不能认为“请”的意义有二。实际上，李厚诚先生所提到的“具体时间”是难以确定的，《汉书·外戚传下》的原文如下：

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诏有司曰：“前皇太后与昭仪俱侍帷幄，姊弟专宠锢寝，执贼乱之谋，残灭继嗣以危宗庙，悖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义。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后月余，复下诏曰：“皇后自知罪恶深大，朝请希阔，失妇道，无共养之礼，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内之仇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诚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乱大谋，恩之所不能已者义之所割也。今废皇后为庶人，就其园。”是日自杀。立十六年而诛。

王莽所拟的诏书中也是笼统地指责赵飞燕“朝请希阔”，并未说明赵飞燕的“朝请”从什么时候开始“希阔”起来，至于赵飞燕原本朝请的具体时间更加无法得知了。显而易见，颜师古的注和孟康的注，只是角度的不同，并非“朝请”的内涵有什么间隔。

“朝请”出现的时间就是竹简《文子》的撰作上限，李厚诚先生也认为：“《汉书·外戚传下》‘朝请’用的当是本义，可能由于秦针对周制，应五德之说，改‘朝觐’为‘朝请’，遂变为制度之专名。不过，笔者目前所见的资料，尚不能证明先秦有‘朝请’一词，用其本义。”这个论述和笔者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李厚诚先生又认为：“即使竹简《文子》中的‘朝请’确为汉人语，但凭此一词认定竹简《文子》作于秦汉之后，只能说明其下限，不能作为判断《文子》成书上限的根据。”似乎自相矛盾。

笔者认为，词义的训诂和制度的演变应该是一致的。“朝请”一词之所以成为依据，乃是因为它是一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礼法制度，集中体现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天子和诸侯、重臣、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后宫嫔妃之间的关系，是维护中央集权和调整整个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重要制度。而“汉语史”的角度倒在其次。

    李厚诚先生还认为，今本《文子》对应的中“朝廷”不是后人的改窜，而“应当看作传闻异辞”：

此处“朝廷”当指代臣子。《诗·东方未明·序》“朝廷兴居无节”，疏：“朝廷，是君臣之揔辞，此则非斥言其君也。”朝廷为君臣之总名，具体使用时，可能取其偏义，这种现象在古汉语中较为常见，《诗·东方未明·序》已经是这样，今本《文子》很可能就是以“朝廷”代指臣子、诸侯。

首先要辨明的一点是，“传闻异辞”可能就是来自“改窜”，二者并不一定构成对立关系。至于“朝廷”偏指“臣子、诸侯”，则是没有根据的。相反，“朝廷”常常代指中央政府而偏指天子，如《荀子·臣道》：“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后汉书·王允传》：“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注：“朝廷，谓天子也。” 《诗经·东方未明》毛序所言：“朝廷兴居无节”正是代指中央政府的“办公”没有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子的起居无常，导致臣下的手忙脚乱，《东方未明》原诗就是要表达这种不满，只不过比较委婉而已。而今本《文子》中的“朝廷不恭”，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讲不通的。由此更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改窜，也可以证明今本《文子》晚出于竹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