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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藏简（一）讨论会综述
余
瑾
由《简帛研究》网站和《中国哲学》联合举办的上博藏简（一）讨论会于2001年12月23日上午在北京清园斋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十几位简帛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庞朴先生主持。与会者就新近出版的《战国楚竹书》（第一册）讨论了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的内容、结构、编联及相关问题，并且交流了最新研究成果。现将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一、李零先生介绍他所承担的上博藏简的初步整理工作。
李先生指出，上博分三次买进的楚简至少可以分为105种；他本人就是利用竹简照片的复印件进行了前期的剪贴整理。李先生强调，竹简不应按内容，而应该按照形制和字体进行编联；这样才能反映各篇文字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在结构和内容上均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与《诗论》同属一卷的文字没有被收入第一册。上博《诗论》原为六章连抄，现在的释文头尾均无，因而我们无法确知上博楚简论诗篇章的全貌。李先生认为，上博藏简多在卷首或卷末注明篇题；而其同一卷中抄录的不同篇章则以墨钉或墨钩隔断。现在第一册收录的《子羔》、《诗论》和《鲁邦大旱》均著录于一卷之中，其篇题《子羔》写在正数第三枚竹简背面。简书本为民间抄本，其卷册内容的安排相当随意，不会遵循严格的目录分类；其篇题大概根据所在竹简的前后文字而定，并不一定与全卷的内容相吻合。所以，根据书体与结构，应将这一卷称为《子羔》。而且，此卷的三篇文字均论及孔子，在研究中应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李先生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只有竹简中段有字的几枚简的编联问题，以及《诗序》的位置和风、雅、颂的顺序问题。
李先生告诉大家，上博楚简保存较差，每篇均有残损。总体而言，上博藏简似乎较郭店简更为粗糙。其释文在隶定、释读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相当不少。我们在讨论文本时，文从字顺者多为晚出。不同的文本反映了不同的学派见解；章句结构不同，其义理也不同。所以应将不同的文本理解为不同的解释系统。文本的早晚与文本的好坏是两个问题。
李先生还很客观地谈到对简书年代和出土地区的看法。现有楚简大多出土于江陵地区，下葬年代大概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但是墓葬年代只能确定简书的时代下限，而无法坐实成书年代和抄写年代。再加上，学界至今没有厘清曾侯乙之后楚系文字的流变情况。所以我们只能进行粗略的断代。而且，在当时，随葬书籍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而非固定的墓葬制度。现在所见的简书多出于中小墓。
二、交流最新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先生提交了新作《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上博藏简〈性情篇〉》。陈先生将两种文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之后，指出此篇后半部两本章序不同。这不仅提出了“何者的章序更合理”和“为何不同传本章序不同”的问题，而且也再次提出《性自命出》上、下两部分是否可以独立成章的问题。陈先生认为，由于上博简的缺损多于郭店简，所以郭店简文本为优。至于何以不同传本章序不同，则可能要从传经经师的章句不同来解释。但是，无论上下两部分是否为两篇独立的文章，这两部分的内容虽有一致之处，但重点确乎不同：上部的重点是以乐化情，以礼养性；而下部的重点是君子的德行和容貌。
《中国哲学》主编姜广辉先生的《孔子〈诗论〉宜称“古〈诗序〉”》一文从经学的角度切入新出材料。姜先生通过对上博藏简《孔子诗论》篇形制、文字和体例的深入分析，认为此文在体例上与《毛诗序》及齐、鲁、韩三家《诗》说相近，但在内容上却毫无共同之处；它很可能与古代的乐官、乐教有关，是西周王官之学的遗迹。因而，最好根据文献传统将之定名为“古《诗序》”。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李景林先生在《读上海简〈性情论〉的几点联想》中对比了郭店简《性自命出》与上博简《性情论》，探讨了篇名、“乐教”与“情”的关系以及性情关系。
三、对上博《孔子诗论》风、雅、颂顺序的讨论。
北京大学考古系邢文先生深入讨论了《诗论》简的编联及缺文，进而指出，上博《诗论》一篇丢简不少，其论诗的体例严格遵照风、雅、颂的顺序。北京大学哲学系王博先生则认为，风、雅、颂的排序在当时比较随意，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顺序。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廖名春先生也认为《诗论》并不强调三种诗的排序。姜广辉先生强调，《诗论》的篇目顺序为我们重新认识何为西周王官之学，以及其他各国诗的排列顺序提供了一个契机。
四、围绕上博《孔子诗论》的经学探讨。
王博先生指出，现有的释文和说明对《诗论》的理解过于简单，低估了其经学价值。《诗论》以义理为核心，从德的角度论诗，其体例与《易大传》相似。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彭林先生着眼于《诗》的传授世系。他认为，我们现在既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孔子的传诗之作为何没有流传，又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子夏传诗说。但是，根据文章中“吾……之”的口气来看，似乎又只能是孔子所作。况且七十子之学也绝对不可能完全脱离孔子。李零先生指出，古代文本的作者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先秦时期对作者的认定与现在截然不同。很多文献的传授世系已无法廓清。我们甚至无法确定那些是真正的“孔子曰”。而且，上博简中论诗的内容不止一篇。
五、对《战国楚竹书》（第一册）释文的讨论。
姜广辉先生指出，有多处注释相当牵强。王博先生认为，释文的句读问题不少。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乐贤先生从文字学的角度提出，上博楚简的整理工作没有充分吸收郭店楚简的研究成果，很多通假字未能识出。邢文先生指出多处释文的篇名错误。
最后，廖名春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他从上海博物馆获得的最新信息：《战国楚竹书》预计出版6本，另加2本残简；明年将出第二、第三册。姜广辉先生特地告诉与会学者，《中国哲学》第二十三辑将留出10万字用以发表有关上海简的论文，希望大家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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