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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詩論》的作者與時代
陳
立
上海博物館公佈的三批竹簡形制、數量不一，以《孔子詩論》為例，完、殘者共計二十九枚，其中完整者僅有一枚，長度為55.5公分，而長度在50公分以上者共有五枚，40公分以上者共有八枚；又在較完整的竹簡上，發現其右側有淺斜的編線契口，每簡共有三處，竹簡上下皆削作圓頭[1][1]；從圖版觀察，簡二至簡七的上下兩端皆為空白，僅將文字書於其中，對於這種現象，文中稱為「留白」，至於原本有無文字並未說明。近來雖有學者提出個人的解讀，並且將之重新排列與聯綴，卻無法提出合理的解釋。[2][2]周鳳五先生對於這種現象提出一個非常好的理由，首先從楚簡的形制說明，指出「留白」部分應屬抄寫後出現的情形，再將二十九枚竹簡全文通讀，並且根據前後文意，指出這幾枚竹簡的空白處本應有文字，可能是在入葬前予以刮除部分文字，至於為何如此作，或許與當時入葬的習慣有關。[3][3]
這是首批出土有關於孔子論《詩》的竹書，自公佈以來，諸多學者投入大量的心力從事相關的研究與討論。由於竹書中存在「留白」與「孔子曰」的問題，或有學者以為該文既有孔子之說，亦有孔門弟子之言，而此門生以子羔的可能性最大，又認為傳孔子與子羔《詩》論者，乃子羔以外之學生的再傳弟子，並云竹書的著作年代下限為戰國中期。[4][4]其說法或有可取，然而是否為定論，尚未有明確的答案。筆者不揣固漏，茲將個人的讀書心得，於此淺述。
一、作者的探討
《孔子詩論》中記載孔子的論詩部分，大多以「孔子曰」起頭，這種現象於《論語》裡雖然存在卻非常例。以下擬藉由《論語》中記載有關孔子言論時，對於「孔子」的稱呼之差異，瞭解《孔子詩論》的作者為何？
(一)、「孔子曰」
《論語》裡常見君王、某職官向孔子請益，或是輩份高者與孔子的對話。關於君王向孔子請益的記載如下：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5][5]
哀公與孔子的對話，逕稱「孔子」者，亦見於《雍也》、《憲問》。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
定公與孔子的對話，逕稱「孔子」者，亦見於《雍也》、《子路》。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
衛靈公問陳與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衛靈公》
關於某職官向孔子請益的記載如下：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述而》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
季康子與孔子的對話，逕稱「孔子」者，亦見於《顏淵》、《憲問》。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
關於輩份高者與孔子對話的記載如下：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憲問》
據載微生畝為孔子的前輩，因而直呼其名。
從以上的記載，可以發現若為孔子與君王、擔任官職者、或是前輩的對話，多標以「孔子曰」或「孔子對曰」，而後才為孔子的言論。加上「對」字的用法，表示對於君王或是上位者尊敬之意，標以「孔子」者則是明白的指出對話的人物。
標以「孔子曰」者，有一部分非屬於對話的性質，多為孔子的個人言論，而從書中記載孔子言論事項觀察，標以「孔子曰」起首者，多見於《季氏》，如：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在《論語》的記載，大凡孔子與其學生的對話，多作「子曰」，少見「孔子曰」一詞，然而於《季氏》中即見此例，如：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又如：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只為仁矣。」《陽貨》
子張為孔子學生，依照《論語》的通例而言，本應作「子曰」不稱「孔子曰」，如：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先進》
對於上面的記載，在體例上極為特殊。今考定州漢墓所出《論語•陽貨》竹簡，記為「子張問仁於子。子曰：『耐五者於天下為仁者』」[6][6]，非作「孔子曰」。又考定州漢墓所出《論語•先進》尚有一則記載季路向孔子請教事奉鬼神，亦以「孔子曰」起首[7][7]，而今本則作「子曰」。孔門師生對答時標以「孔子曰」的方式，在《論語》的體例中實屬少見，從今本與漢代定州本的現象觀察，應是記錄的版本不同所致，至於稱呼「孔子曰」，應無不敬之意。由此觀之，這些傳本的來源不同，遂導致文字用語上的差異。換言之，孔門學生在請益或上課之時，本有個人的抄本，孔子去世後，遂輯錄各人所記而編纂成冊，但是在後來傳承上，因個人授受的抄本不同，遂有不同的傳本出現，也造成「子曰」、「孔子曰」的用詞未能一致。
在《論語》中除孔子稱「子」外，曾參亦稱為「曾子」，如：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泰伯》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稱「曾子」者多見，亦見於《泰伯》、《子路》等篇章。此外，「有若」亦稱為「有子」，如：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
「有若」據《史記》載小孔子四十三歲，因其氣象狀似孔子，在孔子去世之後，孔門弟子「師之如夫子時也」。[8][8]《論語》記載孔子與門人的對話，多稱其弟子為子貢、子游、子夏、子張、子路、顏淵等，唯通篇稱曾參為「曾子」，或稱有若為「有子」。由上引之例可知，曾參亦從事教育的工作，故稱「曾子」者，應是其學生對他的尊稱；至於有若稱為「有子」，則是孔門弟子因其狀似孔子，而予以的尊敬。再者，子夏亦曾為師，如：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
此則直稱為「子夏」者，可能非其門人的記載。由此可知，前人所謂《論語》的編纂非出於一人之手，乃孔子之弟子與後學共同所為，應為可信。
《論語》裡見到「子曰」、「孔子曰」、「曾子曰」、「有子曰」等詞，大凡稱「子曰」者，乃指其下所記為孔子的言論，稱「曾子曰」、「有子曰」者，就書寫、記載的方式而言，理應可省簡作「子曰」，可是為了避免人物的混淆，以及尊崇孔子之故，因而記載曾參、有若之言，則作「曾子曰」、「有子曰」以為區別。
(二)、「子曰」
《論語》中孔子與學生的對話，大多以「子曰」起首，再記載其言論，如：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這種現象幾乎為常例，除上舉之《季氏》所見冉有、季路見於孔子，以及《陽貨》所見關於子張問仁於孔子等事項外，幾乎可以常例言之。稱「子」者，為對男子的美稱，由此推知，稱「子曰」者，應是孔門弟子或是其再傳弟子對於孔子的敬稱，它具有尊崇之意。
(三)、「夫子」
在《論語》裡常見孔子門人稱呼其為「夫子」，如：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學而》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罕》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先進》
「夫子」一詞為其門人與孔子對話，或是當時之人與孔門弟子對答時，言及孔子的尊稱。
除了《論語》所見以上三種稱謂外，《左傳》記載孔子引詩時，則稱作「仲尼曰」，如：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9][9]
《左傳》非孔門弟子所作，昭然可見。又《論語•子張》裡亦見「仲尼」之稱，如：衛公孫朝問於子貢、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叔孫武叔毀仲尼、陳子禽謂子貢等數則，皆稱孔子為「仲尼」。以上幾人皆非孔門弟子，本無師生關係，故從其稱呼孔子為「仲尼」觀察，其關係十分疏遠。
關於該書的作者問題，歷來有不同的說法，如：《漢書•藝文志》云：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10][10]
陸德明亦云：
《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
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
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
陸氏所言大抵與班固相同，其於文後又引鄭康成之語，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11][11]此外，朱熹曾引程子之言，以為該書成於有子與曾子門人[12][12]；裴普賢對於《論語》的編纂，認為出於曾子門人[13][13]；屈萬里博引多人的說法，以為從《論語》的資料觀察，一部分為孔子弟子當時的記錄，一部分屬孔子再傳弟子的記錄，另一部分則可能為後人的添加，至於是否為曾子門人編集，則甚難斷定。[14][14]
據上面的稱謂不同現象觀察，稱「仲尼」者，其關係與孔子最為疏遠，稱「夫子」或「子」者，多為孔子與門人對答時的稱呼，就關係而言比較密切，作「孔子」者，雖無不敬之意，但是在關係上似乎又較稱「子」、「夫子」來得疏離，故知班固之言是可信的。由此推知，倘若在孔子與門人的對話，或是孔子個人言論中稱「孔子曰」者，其抄寫者可能非孔子的學生，而是屬於再傳的弟子。
從《論語》的記載現象，再推至上海博物館所藏的竹書，如：《孔子詩論》、《子羔》、《魯邦大旱》、《孔子閒居》、《顏淵》、《子路》、《仲弓》等篇的作者，亦應屬於孔門再傳弟子之記載。至於究竟為哪位再傳弟子所為，則難以明確斷定。再者，《孔子詩論》中並未記載孔子與子羔的對談，倘若僅憑書中所言《子羔》
、《魯邦大旱》、《孔子詩論》的字形、形制一致等，即認定此應指弟子「子羔」，則流於倉促立言。
二、成書時代
據文獻記載孔子生於襄公之際，時值春秋末期。春秋戰國之時，隨著周王室的衰微，諸侯權力日漸高漲，彼此相互征伐。面對紛亂的局勢，孔子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孟子》一書則直指孔子之時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15][15]
春秋時期諸侯、卿大夫間的往來場合，常見引《詩》、賦《詩》的例子，[16][16]據學者的研究指出，當時在稱引、運用《詩》上，主要著重在實際運用的效果，換言之，稱引《詩》只是為了藉詩發輝，若能自圓其說，其實不必太介意該詩句在原本篇章中的語意為何，故而引用詩句者往往只是斷章取義，而孔子的論《詩》的特點亦在於此，即只講《詩》的社會功用，不講《詩》的創作與性質。[17][17]由此可知，史書所載當時的諸侯、卿大夫每每在往來場所熟練的稱引詩句，其行為並非偶然與特異，它是當時的常態行為，是日積月累地於平日熟讀《詩》的結果。正因為當時在引《詩》、賦《詩》上多著重實際的效果，所以孔子論《詩》亦應有所目的。至於其所謂的目的與作用，在《論語》裡有相關的記載，如：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
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上面所列皆為孔子平日教導其子與學生之言。《詩》可以興、觀、群、怨，可以認識動植物名稱，可以事君事父，更可以作為出使四方時應對進退之需，由此可知，孔子所看重的也是實際應用時的成效。
既然他如此看重《詩》的作用，教學上必以此為材料，從此角度而言，可以推知《孔子詩論》是當時孔門弟子向孔子請益時的記錄。至於這些記載大多以「孔子曰」為起首，與《論語》所見孔子與門人對答的通例不同。就上面的觀察結果，從時代而論，應是抄自孔門再傳弟子之手，否則就其弟子尊師的現象而言，實在不當出現此種記載的方式。換言之，它不當是孔子之時學生的抄錄之作，可能為其弟子教授後學《詩》時，這些後學的抄錄，就時代的推測應為戰國早期的作品。其次，關於上海博物館所藏竹書的年代，據上海博物館指出，「標本的時代在戰國晚期」[18][18]，而從《孔子詩論》的文字觀察，它與戰國中期的楚系簡帛文字大抵相同，其年代或可定為戰國中、晚期之交。
最後，從《孔子詩論》的文字觀察，「者」字的寫法異於現今所見的楚系簡帛之「者」字，而「貴」、「」、「賓」等從偏旁「貝」字者，其「貝」的寫法比較工整，亦稍異於往常所見的寫法。這種現象是否與周鳳五先生所謂的「馴化」有關[19][19]，則不可得知，此一問題仍須待日後進一步的瞭解。但是，由此可以知道這份竹書的來源，可能亦如郭店竹書所見的其他資料，其源頭並非楚地所有，蓋為他地傳入後，在幾經傳承下受到楚人書寫的習慣影響，故而簡文的字體通篇多為慣見的楚國文字。
結
語
經由上面的討論與觀察，關於《孔子詩論》的作者與時代，透過《論語》中的稱謂分析比較，可知言「孔子曰」者，並不代表即為孔子本人、或是其當時的弟子所作，只能對此記載視為孔門學生記錄先生論詩之言。至於寫上「孔子曰」者，較可能是孔門再傳弟子的所為。因此，在抄寫成書的時代上，應視為戰國早期之作，即孔子再傳弟子的抄本，或是上課時耳聞手抄的筆記；而從竹簡上的文字觀察，應可將之定在戰國中、晚期之交。
這批資料中的「者」字，以及「貴」、「」、「賓」等從「貝」偏旁的文字，或多或少透露出它與歷來所見楚簡帛文字的不同，此一現象或許與周鳳五先生曾說過的「馴化」有關，亦即它流傳到楚國的時間不夠久，因此還有某些文字保留原本的寫法，至於那些不同寫法的文字形體，究竟屬於哪一個系統的文字，尚待日後的深入研究。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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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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