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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由世传文献考论简本《老子》其书及其作者
（上接第二节）
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在竹简形制上不同书，在文本来源上亦难断定其是否同书，但在思想内容上，根据世传文献所论，以及秦汉以来就有五千言的《老子》传本，因而它们理应被判定为一部在内容上互相关联的著作，甚至于有共同的文本来源。然而我们还是要追问，《老子》甲、乙、丙三组的总和在战国中期偏后之时，是不是当时《老子》一书的全部内容呢?此外还有老子与《老子》书的关系问题，亦值得我们进行深深的探讨。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让我们先回顾和讨论后一个问题吧。
简本《老子》既未表明其书名或篇名，更未指名其作者是谁。因此这里对《老子》或简本《老子》作者的追问，就只能而且也必须依赖世传文献的论述，并以此清理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大概这一点，也是他人在深入谈论老子或《老子》的文章中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一个大概不会引起非议的论述前提。“老子”一名的具体所指已被人搅乱，谈论老子其人或其书还是从最基本的史料记载，及对基本史料的准确理解开始为好。老子其人是否乌有，是否实指老聃、姓李名耳者，以及他是否略早于孔子?这些都是应该讨论的问题。《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在传末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一前一后，首尾呼应，反复肯定老子者姓李名耳字聃，其真实性当不容怀疑。在《老子传》中，史迁又指出“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在《孔子世家》中，史迁云：“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革是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依此三处记载，孔子曾师事老子，的确不容怀疑。然韩愈、崔述、梁启超诸人带着尊儒抑道、尊孔抑老的学派偏见，硬说孔子师事老子几近子虚乌有。B14本世纪前半叶的疑古派们则把这一偏见扩展为对《史记·老子传》整个的怀疑或否定：老子其人被大大置后，与姓李名耳或字聃者分离，老子其人与其书分家，并让《史记·老子传》中附论的老莱子、太史儋与姓李名耳字聃的老子搅合起来，在老莱子、太史儋、老子与《老子》一书四者之间构成多种奇妙的组合B15，然就是不肯回到《老子传》的正常叙述中，亦不肯细细审听史迁记述之中的微妙之音和赏析其在炉火纯青的叙述技巧中所流露出来的是此非此的判断：
(1)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2)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不特近人面对史料的纷杂茫然失措，又挟意气之私，容易把姓李名耳字聃的老子与老莱子、太史儋二人混杂，况且即使是在史迁之时或更前，人们已经真假老子莫辨了。但史家的严谨与博学，以及神圣的求真使命感使其对三者作了甄别。第(1)条“或曰”句似隐含着老莱子即老子的误判倾向，但“或曰”句本身包含的具体内容即已把老莱子的身份特征与姓李名耳字聃的老子开别开来：“老莱子亦楚人也。”《仲尼弟子列传》更是分辨明晰：“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虽皆楚人，然老子曾出仕于周，既而莫知其所终，因而本传所真正指谓的老子与老莱子是不容相混的，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人可能曾把老莱子亦称作“老子”。“著书十五篇，言通家之用”，则与记述真老子时“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完全分辨开来。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老子则著书上下篇，到班固做《汉书·艺文志》时尚未将二者误会。B16老莱子“言道家之用”，老子则“言道德之意”，一体一用，表里精粗，甚是明白，何可将二人相混?老莱子“与孔子同时”，老子则长于孔子，在年份上亦不当将二者混淆。但人们容易将老莱子混作老子，实乃有多种原因，或者是二人所处时代相同，年岁相接，又被《史记》列入《老子传》中附叙，同为楚人，皆为道家者流，都曾被孔子师事。由于以上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们易把老莱子误作老子，自是不可避免的。但史迁叙述清楚，辨之凿凿，何可混淆老子与老莱子?
第(2)条容或史记有某些方面的失误B17，但史迁把太史儋与老子区别开来的意图是不容掩盖的。要弄清太史儋与老子的关系，我们必须把太史儋这个人搞清楚。《史记·周纪》云：“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秦纪》云：“(秦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始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者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栎阳。”《史记·封禅书》云：“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田寺祭黄帝，作下田寺祭炎帝。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年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田寺栎阳而祀白帝。其后二十岁而秦灭周。”《史记·周纪》云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在周烈王二年，即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秦纪》所记年代同于《周纪》，然儋所说之内容“
十七岁”作“合七十七岁”，其中必有一误，不当于此处有异。《封禅书》则以大事纪年，其具体时间没有直接表白，不可确知。但太史儋所言之内容中有“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同于《秦纪》所载。《史记·老子传》则言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即公元前350年，乃秦孝公12年；《集解》引徐广曰“实百一十九年”，然孔子死后百一十九年仍在孝公之世，恐《史记·老子传》及徐广所计之年皆误。而两纪一书一传皆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云云，则作献公似不误，不当如今人所说献公应作孝公。B18又《老子传》太史儋见献公所言之“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异于它文，但所谓“合十七岁”、“合七十七岁”、“合十七年”、“合七十岁”，当是转相抄写容易发生讹误所致，而非史迁之错。《史记·周纪》与《秦纪》所记事件发生的年代一致，而《封禅书》与《老子传》所记时间，一者不确，一者讹误。但问题的困难在于，太史儋见秦献公陈述同样的内容是否只有一次，且史迁所述的是否为同一事件呢?或许是，或许不是，我比较倾向于认为史迁所记述的是同一事件的看法。但是不管怎样，太史儋与秦献公同时，与老子相隔久远，不能因为《庄子·寓言》篇说“老聃西游于秦”或《老子传》说“老子”至关，就把这三者穿凿串通起来，构成所谓的老子或老聃即太史儋的说法。B19其实在《老子传》中史迁把老子与太史儋已区分得比较清楚了，虽然都是周史官，可是一者为守藏室之史，一者为太史，太史之官职远较守藏室之史为高，职守的范围也宽广得多。《索隐》云：“按藏室史，乃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汤传》老子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异名同谓，藏室史乃正名，柱下史乃别名，为主职图书等贵重物品的官吏而已。《庄子·天道》说“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成《疏》云：“征藏史，犹今之秘书馆，职典坟籍。”藏史者有征有守，虽略有分别，然其皆不离职典坟籍。太史则不但要管理关于典籍的诸种事情，而且要记载事言，参与朝政，精通天文地理数度之学。太史者，群史之长也。二者是不容相混的。又《史记》所述太史儋的生平特点，不过是一个喜谈方怪、热衷于预言王朝的盛衰离合的前识者，与裨灶、梓慎、苌弘之流为一类，已丧失太史的本来面目而偏畸地表现其作用矣B20。鉴于人们常把太史儋与老子混为一人，所以史迁特在《老子传》中辟正：“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人皆不知，而己独知，隐君子之老子与世主周旋的太史儋明明是两人。那种不顾史实，徒以聃与儋音通，或以二人同为史官，到过秦国等相似之处，而把时代远不相及的两人扯为一谈，似有未妥。其实史迁何尝不知老聃与太史儋容易(或许当时已经)被人混为一谈，所以他特地用了短短几句话，将二人的性格特征与学术要点画骨点睛，甄辨开来。
老子，此“老”者依《史记》之意乃是对年高特寿，或德行特高之人的敬称，与姓老之老不相干系。后因道德之学宏盛，世主权重，亦因李耳高尚之德行与智慧，“老子”一号被专称其人，其书在后世亦尊称为《老子》。老子亦尊称老聃，先秦故书两名皆重。老子名耳字聃，耳与聃自相关联，《索隐》云：“许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说文》聃写作
，同字异写；或写作耽，《说文》云：“耽，耳大垂也。”与聃音同形近义近。《吕氏春秋·贵公》、《当染》两篇作“老聃”，《不二》、《重言》作“老耽”，又《不二》篇“老耽”，《困学纪闻》卷十仍引作“老聃”。《列子·杨朱》篇两云“
于色也”、“ 于嗜欲”，
即耽也。所以诸书引作“老聃”、“老
”或“老耽”，实指一人，不可分拆。又诸“聃”字皆与耳相关，史迁说老子名耳字聃，不为无据。无征不信，《老子传》云老子后裔，世系清晰，传统分明，是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之记述，信据确凿B21。何可把“姓李氏、名耳、字聃”有机七字，分拆割散，七零八落?B22
老子姓李名耳，今传先秦故书无据，盖涉名字敬否之分，又因“老子”、“老聃”相呼成习，此二名于是有了排它性。对于“老子”与“老聃”二称的关系，先秦故书则多有反映，间接的证明是故书多有“老聃曰”、“老子曰”，而这些引文多见于帛书或世传本《老子》一书中。假如我们把《老子》一书大致看作一人之作，或充分相信前人传史之忠实，那么推出老聃即老子是毫无疑问的。但此中的困难在于，前人不但将老子其人“一气化三清”或“一气化四清”，而且将《老子》其书分解为多人异时之作。鉴于此论提供的分歧之途，即使“老聃曰”、“老子曰”见于《老子》一书的言论甚多，我们仍将不过份地依赖此途径来作出证明。又《史记·老子传》谓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似《老子》一书原未以“老子”一名称之，帛书《老子》乙本篇末有“德”、“道”篇题，可证实“著书上下篇”之说。然而《韩非子》有《解老篇》、《喻老篇》，“老”者当指《老子》一书而言，这样看来似可肯定韩非子时或稍前人们已以“老子”一名称呼《老子》其书了。先秦子书的命名有一个通则：其书之命名常据其人名而定，因此《老子》一书的作者应当是老子其人。
从学术史上的论著来看，老子与老聃的思想主旨是相通的。《庄子·天下》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说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溺谦下为表，在虚空不毁万物为实。……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酵，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这里对老聃的学术思想作了高度概括，参照《老子》一书，可说若合符契。B23《荀子·天论》云：“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耽贵柔。”“见诎”、“贵柔”各发老聃思想的一面，实统包在《天下》篇的概括中。《天下》篇作“老聃”，《天论》作“老子”，《不二》作“老耽”，从思想上的共同性看来，可证老子即老聃。
从单部书来看，老子与老聃在先秦故籍中实为一人。《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仲夏纪·大乐》、《季夏纪·制乐》、《先识览·乐成》、《审分览·君守》、《似顺论·别类》凡七引《老子》之言，但皆未直接点明出自《老子》一书，亦未指出是老子或老聃之言。此不足论。又，《吕览·孟春纪·贵公》篇一云“老聃闻之曰”，一云“老聃则至公矣”，《仲春纪·当染》篇云“孔子学于老聃”，《有始览·去尤》篇云“老聃则得之矣”，《审分览·不二》篇云“老聃贵柔”，《审应览·重言》云“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所引诸篇皆只称“老聃(耽)”，不称“老子”，似亦不足以证老聃即老子。不过精神风骨与《老子》或它书所言老子者并无抵牾，所以亦不可据此断然否认老子即老聃的可能性，或《老子》一书的存在。韩非子为先秦老学专家，其书早于《吕览》。《解老》、《喻老》两篇研老专文之“老”字当指《老子》其书，似可由《老子》的书名推知其作者为老子。但老子即是指老聃吗?必须寻找坚不可摧的铁证。《难三》篇引同今传本《老子》之言，一则未指明谁所言者，一则指明为“老子曰”。《内储说·六微》和《六反》篇引同世传本《老子》之言，一作“其说在老聃之言”，一作“老聃有言曰”。参考以上提供的诸种信息，从总体上似可论定老聃即老子，为《老子》一书的作者。但其中仍然似有一线之隔，因此有必要更深入论证。《解老》篇屡称其所解之书的作者为圣人，但未明言其作者为谁。《老子》通行本第36章“鱼不可脱于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句，《喻老》、《六微》篇皆释之或称引，唯《六微》直接点明云：“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由此可以断定相传老聃为《老子》一书的作者应无疑问，而老聃即老子也!《庄子》一书内外杂三篇制作的时代，诸说纷杂，此暂不辩论。《庄子》引《老》颇多，其中有《大宗师》、《应帝王》、《知北游》、《达生》、《天地》、《在宥》、《让王》、《月去箧》、《寓言》、《庚桑楚》、《天下》等。《寓言》篇云：“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
漱巾栉，脱屦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见《老子》通行本第41章，郭店简本在乙组。《庚桑楚》篇老子、老聃常换言，引《老》作“老子曰”。《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句见《老子》通行本第28章。此三例联合起来足证在庄子之时或以前，人们已认定老聃即老子，是《老子》一书或其言的作者。又韩非子与庄子弟子辈相接，《庄子·月去箧》与《韩非子·喻老》、《六微》俱引《老子》第36章“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句，当可推及庄子时人们已知老子、老聃、《老子》一书的作者具有同一的关系。其它言老子、老聃者多矣，铁证率直如《天运》篇以老子、老聃交互言之，多次、多处将老子、老聃视作一人，足证老聃即老子，何可将二者分拆!而简本《老子》的出土，已完全证明了公元前四世纪或之前已有成篇的《老子》书出现了，至于它(们)当时叫什么，难以坐实。然考虑到庄子的时代，已经与简本《老子》并时或相接，又考虑到古人命书的习惯，称简书为《老子》，当较恰当。
简书《老子》的出土，引起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的总和即是当时或更古一些时候《老子》书的完足本或原始本吗?如果不是一个完整本或原始本，那么是其中的节抄呢，还是有待于以后的较大增益呢?而且真正的原始本与五千言的完整本又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由此又必然地关涉到《老子》一书的作者问题。前面我们已从简本《老子》自身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判明了甲、乙、丙三抄本有先有后，且皆非原始抄本，各自应有其母本或祖本；而它们穷追到底，是否有共同的原初底本?则是一个颇难证实的问题。
《曷鸟冠子》、《吕氏春秋》、《韩非子》都有一些引《老》或解释《老子》的文字，尤其是《韩非子》一书引《老》多达30条，更有两篇解释《老子》的专文B24。因此五千言完整本的《老子》书大概在韩非子之前已存在着，并可上推到与郭店楚简的墓葬时代相接。这样我们只需考察战国中期或此稍后的作品，就有可能推明在楚简《老子》流传时期的《老子》存在状况了。首先需要考察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庄子》。现将《庄子》引《老》列出：
(1)《大宗师》：“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先天先地。”见王本第25章，作：“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简书在甲组。
(2)《应帝王》：“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见王本第77章，作：“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以其不欲见贤。”简书无。B25
(3)《月去箧》：“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见王本第36章，简书无。
(4)《月去箧》云：“故曰：大巧若拙。”见王本第45章，简书在乙组。
(5)《月去箧》：“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见王本第80章，简书无。
(6)《在宥》：“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讠乇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见王本第13章，简书在乙组。
(7)《在宥》：“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见王本第19章，简书在甲组，作：“绝智弃卞，民利百倍。”
(8)《天地》：“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
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见王本第12章，简书无。
(9)《达生》：“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见王本第10章，简本无。
(10)《知北游》：“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见王本第56章，简书在甲组。
(11)《知北游》：“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见王本第2章，简书在甲组。
(12)《知北游》：“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见王本第48章，简书在乙组。
(13)《知北游》：“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见王本第38章，简书无。
(14)《寓言》：“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见王本第41章，简书在乙组，作：“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如□……”
(15)《让王》：“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惟无以天下为者，可以讠乇天下也。”见王本第13章，简书在乙组。
(16)《天下》云：“以本为精，以物为粗……关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哉!”《天下》篇此段文字涉及与《老子》相对应的章句实多，今不揣愚陋，约略为之对应一二。
《天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淡然独与神明居。”王本《老子》第21章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46章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77章云：“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第81章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所引王本第46章文见于简本甲组，其它简书无。
《天下》云：“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溺谦下为表，以虚空不毁万物为实。”王本《老子》第1章云：“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第3章云：“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5章云：“天地之间，其犹橐
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11章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16章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第21章云：“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第34章云：“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第39章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第40章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2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10章云：“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第36章云：“柔弱胜刚强。”第52章云：“守柔曰强。”第76章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78章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40章云：“弱者，道之用。”第43章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39章云：“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第61章云：“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第66章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第68章云：“善用人者为之下。”所引王本第5、16、40、66章文见简书甲组，其它简书无。
《天下》云：“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见王本第28章，简书无。
《天下》云：“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王本《老子》第7章云：“圣人后其身而身先。”第66章云：“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第67章云：“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舍后且先，死矣。”第78章云：“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所引王本第66章文见简书甲组，其它简书无。
《天下》云：“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王本《老子》第3章云：“虚其心，实其腹。”第5章云：“天地之间，其犹橐
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16章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第53章云：“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道夸。非道也哉!”第67章云：“俭故能广。”第81章云：“既以与人，己愈多。”第77章云：“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所引王本第5、16章文见简书甲组，其它简书无。
《天下》云：“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而笑巧。”王本《老子》第15章云：“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第19章云：“绝巧弃利。”第45章云：“大巧若拙。”第44章云：“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第2章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3章云：“为无为，则无不治。”第10章云：“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第17章云：“成功遂事，而百姓皆谓我自然。”第37章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48章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第63章云：“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57章云：“民多技巧，奇物滋起。”第64章云：“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所引王本第2、15、19、37、44、57、63章文见简书甲组，第45、48章见简书乙组，第17章文见于简书丙组，第64章文见于简书甲、丙两组，第3章简书无。
《天下》云：“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王本《老子》第58章云：“福兮，祸之所伏。”第22章云：“曲则全，枉则直。”第13章云：“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第46章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62章云：“道者，万物之奥。……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所引王本第13章文见简书乙组，第46章文见简书甲组，其它简书无。
《天下》云：“以深为根，以约为纪。”王本《老子》第16章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第59章云：“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第14章云：“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所引王本第16章文见简书甲组，第59章文见简书乙组，第14章简书无。
《天下》云：“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王本《老子》第76章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第9章云：“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第56章云：“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第8章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第16章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第27章云：“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第28章云：“故大制无割
。”第58章云：“是以圣人方而不割
，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第60章云：“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所引王本第9、56章文见于简书甲组，其它简书无。
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云，庄子其人“与梁惠王同时”，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后半段，与简本《老子》流行、扩散的时间范围或相交替或相递接。史迁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确《庄子》一书受《老子》的影响至深至广，是其他学者所不能匹及的。在《庄子》内、外、杂三篇中，尤以外、杂篇引《老》颇多。然近人每将外杂篇贬斥为庄门后学或旁门左道作品，甚至将其制作时间延及《荀子》一书后、出于秦汉间者。郭店竹简公布后，有几个错误的考据材料和结论可以随便指出，其一是以“性命”等几个所谓复合词指控《庄子》外杂篇的制作非庄子本人作品且后于庄子的理论前提和结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郭店简书《唐虞之道》第11简云：“养眚命之正。”“眚”即“性”之借，“眚命”即“性命”。郭店简书已有“性命”一词，足见“性命”一词在战国中期偏晚，即在孟庄的时代已经流行开来了，因而那种认为“性命”一词在战国末期偏晚才出现的看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B26现在不妨追问：为什么人们会将“性命”一词的出现时间后拖百余年呢?原来他们所谓科学方法其实并不科学，所运用的统计方法既非随机抽样的，亦非“穷举对比”的。自然由于先秦古籍丧失不传者甚多，所以“穷举法”及随机抽样的统计并无真实可依的先天凭据。况且又有几部十分重要的世传故籍如《易传》、《礼记》等，不知是疑古太深还是轻松随意所致，竟未被考据者列入统计、穷举之列，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其有效性自然可想而知了。由此而及，把“精神”、“道德”两词出现的时间断在战国末期的结论，亦应从根本上予以怀疑。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的成果，比如判断《庄子》外杂篇的制作时间，亦应置入怀疑中，不予确信。其二先秦典籍的编纂定型，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的，比如安徽阜阳出土的竹简《诗经》，河北定县出土的竹简《论语》，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经》，以及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老子》等，与今本都有一定或较大的差距。按历史的记载，《庄子》一书的编纂反反复复，迟至郭象时才册定为三十三篇的《庄子》定本。而汉代前期到先秦，《庄子》一书的文本次序到底是怎样的?以出土材料证之，当完全没有一个似郭象本编定次序的《庄子》。B27因此以郭象本所分定的《庄子》内、外、杂篇为考据的前提，其基础是筑在流沙之上的。我们不能笼而统之地说《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好象编者已窥见了作品的时间链条，而将它们捆成三束似的。其三从“六经”之称考论《庄子》作品的制作时间问题，现在应该获得崭新而真实的认识。近人偏好以《荀子》为标准，以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组合到荀子才有，前此只有诗书礼乐的组合；“六经”称经也只有到荀子才有，前此不称经。由此判断，《庄子》外杂篇的某些或全部文章就注定只能与荀子并时或其后被创作出来，因为《庄子》外杂篇不但有“六经”之说，而且有“十二经”之说；不但有“诗书礼乐”的组合，而且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组合。从郭店竹简出土材料吐露的信息来说，这种看法已不是一个颇为有效而真实的考据了。外篇《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外篇《天道》更有“十二经”之说。在此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六经”是何时有此特定的组合，又是何时获此称号的?又杂篇《天下》云：“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前以诗书礼乐四者相组合，后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相缀属，——这两种情况是相逆忤而不合理的，还是当时即如此而并行不悖?郭店竹简如果不是全部，那么至少已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性自命出》第15、16简云：“诗、书、礼、乐，其时出，皆生于人。”《六德》第24、25简云：“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前者为诗书礼乐四者组合，后者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组合，且六者的排列次序与《庄子》外杂篇一致，当是这种组合和排列次序都已相习较久，具有固定的俗成模式了。《语丛一》亦有论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言，原竹书整理者依次作“《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者也”六条，最后一条裘锡圭按云：“可能是关于《书》的残简。”B28《语丛一》有关“六经”的论述当依《六德》及《庄子》外杂篇的顺序排列。B29由简书提供的信息，可以断言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组合早已在战国中期偏晚以前已经存在了。依愚见这种比较固定的排列组合模式远在战国初期已经形成了，而不是晚至战国末年的事情。因此那种籍口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的组合在庄子之时尚不存在的看法，并据此认为《庄子》外杂篇晚出的观点，似值得再思考。当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的有序组合，并不就是六者已在名言上径直呼为“六经”；但是由前引诸例可知此六者的排列组合及其顺序已被证明是约定俗成、固定化了的，而这在某种程度正具有经典的意蕴，是构成“六经”称谓的实际要素。假如我们还不能以此彻底断言“六经”的名号在当时已经存在，那么至少已不能否认这种存在的可能性了。回到《庄子》一书的制作时代问题上，《庄子》外杂篇直接称呼出“六经”的名号，乃或许正是对简书的延续和发展，时间当在战国中期偏晚，因此我们已无法否定外杂篇中的某些篇章乃或大部分篇章由庄子自作的那种可能性了。此外有来自出土材料的根据证明，《庄子·盗跖》、《月去箧》两篇正如史迁所记，乃庄子本人之作，“以诋讠此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有关论证，参见第五章第二节文)。
总之，我认为《庄子》一书大体是庄子及其弟子们的创作，其制作时间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这里并不排斥个别篇章迟至与荀子并时才被写作出来的那种可能性。依此《庄子》一书当与郭店简书中制作较迟的篇章相接，具有对证简书及当时(或此前)《老子》一书的存在状况的效力。如果我们不把庄子的学识设想得过于偏狭和拙劣的话，那么以他的博学与才智，照及到一个世纪前作为其学问根本的《老子》一书的存在状况，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在“三言”中，庄子对“重言”的重视表现在其引用了大量的老子与孔子的话，这些话不应该指责为庄子造伪活动的结果，而应该被理解为庄子思想所自的根源，尤其是其中老子所讲的话，更应该被看作是老子思想的真实言录，也是庄子在学道历程中涵融精通老子思想的真实反映。一句话，《庄子》引《老》或对《老子》的概括，可以反映公元前四世纪《老子》一书的存在状况；但也只可能是部分地反映，因为《庄子》既然不是《老子》一书完整的注疏，那么它对《老子》一书的实际内容没有理由必须全部抄录出来。
《庄子》引《老》除去《天下》篇概括而言难以指实者，以及第(1)条尚难以确定以外，共计15条，涉及王本14章，简本或有或无各占7章；在简书所有的7章中有4章5条在乙组，有3章3条在甲组。依此可以推出，其一，到战国中期或庄子略前，《老子》一书当在内容或思想系统上已不是分组流行的，或分成若干没有关联的部分，甚至干脆被命名为甲、乙、丙等若干篇无内在牵连的书籍；其二，当时《老子》一书不当只是荆门郭店《老子》简三组的内容，应当比此更为丰富一些。《天下》篇概括称引《老子》一书的内容，我们已粗略为之对应，共计60余条次，涉及王本50章，其中有20章引文见于郭店简书本，甲、乙、丙三组皆有对应，有30章引文不见于郭店简本中。前后两项相加，不见于简本《老子》，而为《庄子》所本者高达33章；但仍有10章见于简本的文字，不见于《庄子》引《老》中。如果我们承认由《天下》篇反推《老子》在当时存在状况的效力，那么我们可以作出更惊人也许更真实的推断了：在战国中期理应该有一部在篇章上比较完整，在内容上更比郭店简本丰富的《老子》书；如果我们还不能断言《庄子》所本的《老子》已是5000言的足本的话，那么它的规模也大致离此相差不远了。陈鼓应更云：“我仔细查阅《庄子》，发现全书引用《老子》的概念及文句，多达一百二十余处。整本书中引用《老子》的文句，见于今本章次者有：1、2、4、7、10、13、15、16、19、20、21、28、36、37、38、40、41、45、48、50、51、54、55、56、59、71、79、80、81。”B30亦与我提供的材料相一致。因此所谓郭店简本《老子》流传到战国中期仍然是分散的，或者简书甲、乙、丙三组相加的总和即是当时最完整本子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跟。
现在更要追问的是：不见于简书，但见于《庄子》或被《庄子·天下》篇所概括的那些《老子》内容是在战国中期，甚至中期偏晚的时候加入《老子》之中的吗?首先史书并无此记载，子书亦没有此暗示；其次庄子生活的时间大部分在战国中期的后半部分，把5000言《老子》书的形成定在与庄子同时显得颇为不恰当；再次郭店简本《老子》三组被置于同一墓中，且甲组篇幅较大，已粗具成篇的规模(或者是长篇节抄，亦有可能)，它们所要求在内容上的扩张，在篇章结构上的组织，应该是比较早的。据此我以为把《老子》一书基本形态的成立上推到战国初期或稍晚的时候比较合适，而不待等到一个名叫太史儋的人来大量补阙了。
战国中期引《老》著作还有《尹文子》、《列子》、《文子》等书。由于竹简《文子》的出土，《文子》已非伪书最终被判明；但是有些学者把《文子》的制作时间推断得比较迟。今传本《文子》我们且不论，对于竹简《文子》制作时间则是应有所交待或说明的。文子，老子弟子，约当春秋末战国初人。我以为竹简《文子》的形成经过了《经》、《传》、《说》三个阶段的发展，现存大部分内容乃是战国中期或稍晚的作品(参见注释B35)。尹文为齐人，大抵生活在齐宣王、
王之世，与宋钅开等人俱游稷下。今传《尹文子》一书的真实性曾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四库提要》则予以驳正，认为真本。列子，名御寇，老子再传弟子。《列子》其书久已被人判定为伪书B31，不过今天学术界稍有松动的迹象，去伪返真的工作取得一些成绩。B32《尹文子》、《列子》如果不是伪作，大概则是战国中期偏晚之作，与《庄子》一书具有同样推明《老子》在当时存在状况的证明效力。现列出三书引《老》的文献，以资旁证。
《尹文子》引《老》有：
(1)《大道上》：“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善人与不善人，名分日离，不待审察而得也。”见王本第62章，简书无。
(2)《大道下》：“老子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奇者，权术是也，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见王本第57章，简书在甲组。
(3)《大道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惧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罚过；刑罚过，则民不赖其生；生无所赖，视君之威末如也。”见王本第74章，简书无。
《列子》引《老》有B33：
(1)《天瑞》：“《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见王本第6章，简书无。
(2)《黄帝》：“老聃曰：‘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见王本第76章，简书无。
(3)《力命》：“老聃语关尹曰：‘天之所恶，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见王本第73章，简本无。
竹简《文子》引《老》有B34：
(1)0581
产于有，始于弱而成于强，始于柔而
2331
于短而成于长，始寡而成于众，始
1178
之高始于足下，千方之群始于寓强
王本《老子》第64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简本在甲组，残损较甚：“合□□□□□□□末，九成之台甲□□□□□□□□□足下。”
(2)0870
地，大器也，不可执，不可为，为者贩(败)，执者失
王本《老子》第29章：“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见第64章。简本甲、丙两组分别作：“为之者败之，执之者远之”或“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
(3)0916
江海以此道为百谷王，故能久长功
王本《老子》第66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简本在甲组。
(4)2262
王曰：“吾闻古圣立天下，以道立天下
0564
□何?”文子曰：“执一无为。”平王曰：
2246
文子曰：“一者，万物之始也。”平王曰：“何
0593
是以圣王执一者，见小也；无为者
王本《老子》第2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3章：“为无为则无不治。”第10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第22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37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39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第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8章：“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第57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63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2、37、57、63章见楚简《老子》甲组，第48章见乙组，其它简书无。
(5)0775
下正。平王曰：“见小守静奈何?”文子曰：
0908
也，见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静□
王本《老子》第16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第26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第32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第57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第52章：“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第45章：“清静能为天下正。”第16、32、57章见简本《老子》甲组，第45章见乙组，其它简书无。
(6)0885
平王曰：“为正(政)奈何?”文子曰：“御之以道，□
0707
之以德，勿视以贤，勿加以力，□以□□
2205
□言。平王曰：“御
2324
□□以贤则民自民，毋加以力则民自
0876
可以治国，不御以道，则民离散不养。
0826
则民倍(背)反(叛)，视(示)之贤，则民疾诤(争)，加之以‖
2242
之德也；以毋道立者，天下之贼也。以□六曰君
0717
矣。故有道者立天下，则天下治
0695
治矣，毋道而立之者则乱。故治乱
2273
毋道以立天下者，□□□，故曰
1007
行，道所以立
上引几条简文虽时断时续，然其大义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主要是讲为政以道，以道治天下，不尚贤，不尚力，使民不争不叛的意思。王本《老子》第3章：“不尚贤，使民不争。”第7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第22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3章：“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第60章：“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第68章：“是谓不争之德。”第78章：“其不欲见贤。”第30章见简本《老子》甲组，其它简书无。
(7)0829
王曰：“古者有
0850
以道王者，有以兵
2210
以一道也?”文子曰：“古之以道王者‖
1035
以兵王者
0572
［者］，谓之贪兵。恃其国家之大，矜其人民
2217
众。欲见贤于适(敌)者，谓之骄兵。义兵
2437
为兵，始为乱首，小人行之，身受大秧(殃)，大人行
上引诸简虽断乱不相接，然语意尚清晰，大意是讲以道王天下与以兵王天下的分别，批评了人主以兵王的贪兵、骄兵等用兵现象，提出以道规范兵的义兵理论。王本《老子》第68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69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第31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第30章见简本《老子》甲组，第31章见乙组，其它简本无。
(8)0585
胡象于天道?”文子曰：“天之道，高
0926
大者，损有损之；持高，下有下之。
0813
□曰：“何谓损有损之，下有下之?”文
1061
□文□对曰：“我自有立，何下之有?
1068
损而下。其君子者，□有此
王本《老子》第77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简本无。
(9)0595
观之难事，道于易也；大事，道于细也。
0696
不道始于弱细者，未之有也。
0584
辅细弱，公正而不以私为己，故□
王本《老子》第63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第36章：“柔弱胜刚强。”第76章：“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63章有可能见于简本甲组脱简中，其它简本无。
(10)0871
圣人法于天道，民者以自下，
0912
卑、退、敛、损，所以法天也。”平王曰：
0689
法天道。”平王曰：“人法天道奈何?
王本《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见简本《老子》甲组。
(11)2213
以相生养，所以
2206
相畜长也，相□
0722
子曰：“道产之，德畜之，道有博
王本《老子》第10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51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简本无。
(12)1200
而知择道。知者见祸福
2444
(祸)福。”平王曰：“何谓 福。”曰：
0204
(祸)福得失之枢，而
0674
□而□□□不生，祸乱不起
2485
□□理，则祸乱不起
王本《老子》第58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简本《老子》无。
(13)0737
曰：“积怨成亡，积德成王。积
2315
天之道也，不积而成者寡矣。臣闻
0300
‖积硕生淳德。淳德与大恶之端以□
0583
而民毋维，毋多积，□，而民毋病，毋好味
2249
积之乃能适之，此言多积之谓也。尧□‖
竹简《文子》把“积”分成两种，一种是积怨，一种是积德，其因异则其果报亦相反。上引第0583号简是讲君王毋多积私财，第2249号简是讲多积善德，其义不同。王本《老子》第59章：“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见于简本《老子》乙组。
(14)参见后面第36页，此处略。
总结战国诸子引《老》来看，战国中期偏晚或整个战国中期，《老子》书的总体状况远较郭店简书完全，其一在份量上离五千言的本子相差不远，其二在结构上可能仍然是松散的，或可称《老子》丛书，但在内容上已被看成互相补充依赖的一个思想系统了。这一点在《庄子·天下》篇中已完全反映出来。现在我们还需要追问的是，在战国初期，上至春秋末，下及战国中期偏早，《老子》一书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呢?
竹简《文子》自非伪书，与竹简《老子》在思想上相通。B35由此可以推断在内容上多于郭店简本的一部《老子》书也是可以证实的。《论语》一书和《老子》有一些语句在思想上是相通的B36，其中最引人争议的一条是《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孔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德报怨”一句，《老子》第63章作“报怨以德”，简书《老子》甲组有第63章文，但似有脱简，此句不见于简文，不知是否在脱简中。墨子亦有许多思想观点与老子相通，在他们的著作中亦有一些相同的语句，但都无法铁证墨子是否曾引用过老子的话，惟《御览·兵部》五十三《胜》有一则说：“墨子曰：‘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此则引《老》见王本《老子》第4章，郭店简书无。这一则如果没有史传错误的话，那么可以证明老子在墨子前，墨子曾引用过老子言，则《老子》较可能在《墨子》前产生。可以证明《老子》一书制作较早，还有《战国策》和《说苑》的几条引文：
《说苑·敬慎》记叔向之言曰：“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此二则引文分别见王本《老子》第43章和第76章，简本皆无。
《魏策一》记魏武侯之言曰：“故老子曰：‘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此条见王本《老子》第81章，简书无。
《齐策四》记颜斤蜀之言曰：“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与非?”此则引文见王本《老子》第39章，简书无。
叔向，晋平公时人，与孔子同时。墨子后于孔子，战国初期人。魏武侯，公元前395—370年在位。颜斤蜀，齐宣王时人，宣王在位为公元前319—301年。上引四证，皆可以说明在战国中早期甚至春秋末期，《老子》一书很可能已产生并有一定的传布了，特别是叔向引老子的两句话，可以证明老子早子孔子，《老子》一书早于《论语》。B37又上引“老子曰”、“老聃曰”俱不见简本，足证郭店简书《老子》甲、乙、丙三组之总和并非是一个完足本，亦不是老子格言哲语比较圆满的汇集。因此在郭店简书《老子》三组之外，当还有大量老子之言流传着或见之于其它简牍的抄录中。
又《战国策·魏策一》记载任章之言曰：“《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君不如与之，以骄知伯。”任章是三家分晋前后时人物，所引“《周书》曰”见王本《老子》第36章，简书《老子》无。《说苑·敬慎》说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庙前有一金人，其背有铭文，但不知作于何氏之手。铭文中有些语句同于今传本《老子》，如“强梁者不得其死”，见王本《老子》第42章，简书无；“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之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与《老子》思想一致，今略去不对证；“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
”，参见王本《老子》第20章，简书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见王本《老子》第79章，简书无。又《列子·天瑞》篇把同于通行本《老子》第6章的文句引作“《黄帝书》曰”。郭店简本《老子》甲组云：“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亡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乙组云：“是以《建言》有之：明道如弗目，迟道……”皆为《老子》思想有所渊源之证。由此完全可以断言《老子》一书的形成部分地吸取了他人的思想成果，收编了时人或前人的一些格言警句：上古文化仍然是《老子》一书或老子其人思想的源头，没有一部作品可能是完全出于己意的独创。又上引各例大多不见于简书《老子》，引文又明言不出于“老子曰”或“老聃曰”，因此它们是何时被编入《老子》书中的就很成问题，是老子在世时亲自编写进入的，还是以后被他人编入的?我倾向于认为《老子》书不一定全都是老子一人完成的，而很可能是逐步完善、发展演变成通行本样式的，但其大体规模当在战国早期，迟至战国中期偏早的时候已形成了。因为根据以上的考据，《老子》书在逻辑上的分解当不止于郭店简书的甲、乙、丙三组，应当有更丰富的内容在当时流行着；而至于《老子》或老子之言是呈现着一书的形态还是丛书的形态，这倒不是构成了解老子思想系统的妨碍，亦不是对逻辑上有《老子》书存在的否定。如果基于这样的一种观点来看问题，则大约在战国初期一部五千言的《老子》书已经形成了，而不是斤斤计较于竹简的分组切割，热衷于发表一些对《老子》一书在当时是否存在的否定意见。当然这也不否定《老子》原初可能以一书但更可能以丛书为原生形态的看法；而原始形态的《老子》当在春秋末、战国初，为老子亲著(包括其弟子或时人的传真性记录)，早于《论语》的制作。
总之，老子其人早于孔子，而寿命特长。《老子》一书从总体上来看当遵从《史记》的传统看法，为老子的著作，是老子思想的集中反映。但也不反对今传本《老子》一书的形成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不尽是老子一人一时之作，其中有上古与时贤的格言警句作为思想来源，亦有后来者的局部补充与修改，但在思想实质上则属于老子本人的创造。《老子》一书的大体规模当在战国早期或稍晚已基本完成，郭店简本《老子》三组虽各自为书，但仍是不很完全的传抄本，它们是《老子》丛书的真实表现，还是《老子》一书的异简抄录?在目前还是无法切实回答的问题。但不能由此否定传统上把《老子》各部分看作一书的看法，这里的要点是务必分清竹简形制与思想系统上对“书”一名的定义差别。我不能毫无保留地同意把郭店简书《老子》完全看作一个底本的摘抄本的看法，更不能轻易同意把它(们)看作最原始、完整的《老子》本的观点，因为此观点不但完全得不到世传史料的支持，相反得到的却是否定。同样，尽管战国中期以后的诸般人物，对《老子》一书或添补或改篡了一些内容，对章句进行了顺序的重组或调整，对语言进行了斟酌和润饰，但他们都只能称为无名的编者，对《老子》文本的传递和改进发挥了重要作用，却不能成为作者，与老子等量齐观，分享创作的荣誉。我以为那种把简本之外的其它《老子》文，一概归之于战国中期偏晚时候才被人编入的观点，是过于大胆的猜测，并没有切实的证据。
（下接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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