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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郭店楚简引《诗》论《诗》考（上）
郭店楚简与《诗经》有关的有《缁衣》篇、《五行》篇、《性自命出》篇、《六德》篇、《语丛一》、《语丛三》。内容既有引《诗》证说，也有对《诗》义及其功用的论述。这些引《诗》、论《诗》对研究先秦《诗经》，研究先秦儒家的《诗》学和《诗》教，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下面，试为考证、探讨。
（一）
郭店楚简《缁衣》篇的引《诗》
郭店楚简《缁衣》篇共四十七简，其尾记“二十又三”，当为二十三章。其引《诗》有二十一章，其中第四章和第十七章各引《诗》两条，故引《诗》共二十三条。
郭店楚简《缁衣》篇引《诗》皆属以《诗》证说，与《礼记·缁衣》篇同，但仔细分析，也有诸多特点。
第一，郭店楚简《缁衣》篇引《诗》有十九章，每章各引一条，皆称“寺员（诗云）”；有两章各引《诗》两条，则分称“大（雅）员（云）”、“少（小）（雅）员（云）”。如第四章篇引《诗》证说，称“大（雅）员（云）……少（小）（雅）员（云）”；第十九章引《诗》证说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九章引《诗》，《大雅》七条，《小雅》七条，《周南》二条，《曹风》二条，逸《诗》一条，皆称“寺员（诗云）”。唯独引《诗》两条的两章不称“寺（诗）”，而称“大（雅）”、“少（小）（雅）”。《礼记·缁衣》篇引《诗》则无这一现象：一章中单引有称“诗”的，也有称“大雅”的。如：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一章中数引也不皆称“《诗》”。如：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
子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臣仪行，不重辞，不援其所不及，不烦其所不知，则君不劳矣。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子曰：“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饰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饰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总是先称“诗”後称“大雅”或“小雅”。比较之下，楚简本较《礼记·缁衣》篇规律性强，当属故书原貌。郭店楚简《缁衣》篇引《诗》为什麽要有这种不同的称呼呢？我想应该是为了区别。一章只引《诗》一条，用不着区别，故称共名“诗”。一章数引，皆称共名“诗”则会把不同篇的诗混在一起。为了区别，只能称别名“大（雅）”、“少（小）（雅）”。《礼记·缁衣》篇一章数引时不皆称“诗”也是为了区别：先称“诗”，因为《诗》是共名；後称“大雅”或“小雅”，因为“大雅”、“小雅”是别名。唯一的例外是下面一章：
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
这里引《诗》两条，用“诗云”领起，似乎不合。但在郭店楚简《缁衣》篇里，“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这一逸《诗》不见，唯剩“隹秉成，不自为贞，卒百眚”一条，说明逸《诗》是後人添加的，故破坏了体例。
第二，郭店楚简《缁衣》篇征引《诗》、《书》之序与《礼记·缁衣》也颇有不同。如郭店楚简第3章引《诗》在前，引《尹》在後。而《礼记·缁衣》本称引次序则相反。郭店楚简《缁衣》篇《诗》、《书》並引共七章，皆先引《诗》，再引《书》，无一例外。如郭店楚简第五章先引《诗》，再引《君牙》；第七章先引《诗》，再引《吕刑》；第十章先引《诗》，再引《君陈》；第十二章先引《诗》，再引《吕刑》；第十七章先引《大雅》、《小雅》，再引《君奭》；第十八章先引《诗》，再引《君陈》。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两举《诗》、《书》、《礼》、《乐》，皆《诗》前《书》後。郭店楚简《六德》称举《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是《诗》为首，《书》次之。《礼记·缁衣》篇《诗》、《书》並引共八章，有五章是先《诗》後《书》，一章是先《诗》後《书》再《诗》，两章是先《书》後《诗》。由此可知，郭店楚简称引《诗》《书》，是有严格规律的，都是先《诗》後《书》；而《礼记·缁衣》本称引，大体也循先《诗》後《书》之序。所以故书称引《诗》《书》当如郭店楚简本之序，《礼记·缁衣》本先《书》後《诗》的两章当为後人窜乱所致。
第三，郭店楚简本《缁衣》篇以《诗》证说的组合与《礼记·缁衣》篇也有所不同。如郭店楚简本第七章、第八章作：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道，岂必尽仁？诗云：‘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吕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而《礼记·缁衣》篇作：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上之好恶”“是民之表也”，故郭店楚简引“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为证，而《礼记·缁衣》篇却将“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置於“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後，比较而言，不如郭店楚简本贴切。郭店楚简本是一说一证，两章都引《诗》证事。而《礼记·缁衣》篇一章无《诗》为证，一章却有两引，不合全篇体例，显然是有错简。
又如郭店楚简《缁衣》篇第十四、十五、十六章作：
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緡；王言如索，其出如绋。故大人不倡流[言]。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
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则民言不危行，[行]不危言。诗云：‘淑慎尔止，不衍於仪。’”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恒以行。故言则虑其所终，行则稽其所敝。则民慎於言而谨於行。诗曰：‘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
这在《礼记·缁衣》篇属第七、八章，作：
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孛。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诗云：‘淑慎尔止，不衍于仪。’”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
《礼记·缁衣》篇的第七章，在郭店楚简本里一分为二。“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前楚简较《礼记·缁衣》多出“子曰”二字。这样，《礼记·缁衣》篇的两章在郭店楚简本里就成了三章。这种分章是否合理呢？我们看看引《诗》就清楚了。楚简本是一说一引，三章引《诗》三条：引“慎尔出话”证“不倡流[言]”，非常贴切；引“淑慎尔止”证“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贴近章旨；引“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证君子当“言则虑其所终，行则稽其所敝”，以为民榜样，丝丝紧扣。而《礼记·缁衣》篇引《诗》一是不如楚简平均而有规律，第八章一说两引，而第七章二说才一引，“王言如丝，其出如緡；王言如索，其出如绋。故大人不倡流[言]”後显然是失引。二是不如楚简针对性强。如第八章既引“慎尔出话，敬尔威仪”，又引“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特别是以“慎尔出话，敬尔威仪”证“言则虑其所终，行则稽其所敝”，远不如楚简以之证“不倡游言”贴切。所以，两相比较，郭店楚简的引《诗》证说的组合显然较《礼记·缁衣》篇合理。
第四，郭店楚简本《缁衣》篇与《礼记·缁衣》篇引有不同的逸《诗》。如前所述，郭店楚简本第五章只引《诗·小雅·节南山》“隹秉成，不自为贞，卒百眚”三句，而《礼记·缁衣》篇在这三句前却多出“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五句逸《诗》，从体例上看，此处逸《诗》当为後人窜入。郭店楚简本第十二章引“寺员：大夫共，林人不”两句，既不见於《诗经》，也不见於它书，《郭店楚墓竹简》一书认为当属逸《诗》，其说是。《礼记·缁衣》篇於此章只引《尚书·甫刑》，没有引《诗》。《缁衣》篇大多是一章引《诗》一条，很少例外。由此可知，《礼记·缁衣》篇此处当有脱文。比较之下，郭店楚简本《缁衣》篇引《诗》优於《礼记·缁衣》篇是非常清楚的。
第五，郭店楚简本《缁衣》篇引《诗》与《礼记·缁衣》篇个别章亦有繁简之别。郭店楚简本第九章引《诗·小雅·都人士》只有“亓颂不改，出言又丿，利民所信”三句，而《礼记·缁衣》篇引却有“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七句。杨天宇认为《礼记·缁衣》篇“彼都人士，狐裘黄黄”“二句显係秦汉时人传抄所加”。案楚简“丿”字，整理者“疑为字之未写全者”。李零“疑此字为‘川’字之省，在简文中读为‘训’，与‘信’押韵”。刘信芳“读若‘引’”，认为“今《都人士》之首章以‘黄、章、望’韵（阳部），而竹简
所引以‘引、信韵（真部），这已不是一般的異文问题，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案李说是。“亓颂”即“其容”，“颂”为“容”字之借。如《礼记·缁衣》篇“从容有常”之“容”，郭店楚简本《缁衣》篇第十六简即作“颂”。王弼本《老子》第十五章“强为之容”，“容”字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第八简即作“颂”。“又丿”即“有训”，也就是“有故”、“有法”。毛诗“有章”，郑玄《笺》训为“有法度文章”，极是。由此可知，读“丿”为“引”，或以为“玉璋省体之形”，皆不足取。“丿”当为“川”省，读为“训”，义同“章”，指法度。“利民”即“黎民”。“所信”即“所望”，贾谊《新书·等齐》篇作“之望”，“之”、“所”虚词互用，“信”、“望”义同。《广雅·释古一》：“信，敬也。”而“望”有仰视、景仰义，故能与“信”互用。
应该注意的是，《礼记·缁衣》篇所引“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六句，郑玄注：“此诗毛氏有之，三家则亡。”孔颖达《毛诗正义》曰：“襄十四年《左传》引此二句（行归于周，万民所望），服虔曰：逸《诗》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礼记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则亡’。今韩诗实无此首章，时三家列於学官，毛诗不得立，故服虔以为逸。”其说是。汉代初年,《诗》的传授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家。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记载了三国时吴太常卿徐整说，毛诗是孔子弟子子夏传于曾参之子曾申,申又传于魏人李克,克传于鲁人孟仲子,孟仲子又传于根牟子,根牟子传于荀子,荀子再传于鲁人大毛公。毛公被立为河间献王博士,毛诗流传下来,成为今本《诗经》。据此,影响最大的毛诗,其传授即本于荀子。《经典释文序录》又说，《左氏春秋》是“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如此说来，《左传》和贾谊《新书·等齐》皆有引，是因为它们皆与荀子有关。荀子既传毛诗，又传《左传》，《左传》引《诗》同毛诗，是自然之事。贾谊是荀子的再传弟子，其引《诗》同毛诗，也是可以想象的。小戴《礼记》文多与《荀子》相同。如《荀子·乐论》与小戴《礼记·乐记》，不但篇目略同，而且内容也有许多相同；《荀子·乐论》“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一段见于小戴《礼记·乡饮酒义》；《荀子·礼论》“三年之丧，何也”至“古今之所一也”见于小戴《礼记·三年问》；“故绳墨诚陈矣”一段见于小戴《礼记·经解》；“大飨尚玄尊”、“清庙之歌”云云也见于小戴《礼记·乐记》。《荀子·王霸》“礼之所以正国也”一段见于小戴《礼记·经解》。《荀子·法行》“子贡问于孔子曰”见于小戴《礼记·聘义》等等。据《经典释文·序录》记载，二戴礼传自后苍，后苍传自兰陵人孟卿。汪中据刘向《叙录》“兰陵人多善为学，盖以荀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荀卿”，认为“曲台之《礼》，荀卿之支与余裔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所以《礼记·缁衣》篇引同於毛诗，並不值得奇怪。
郭店楚简本《缁衣》篇引不但没有“彼都人士，狐裘黄黄”二句，也没有“行归于周”一句。从《都人士》基本六句一章的体例看，其当属节引。从韵脚“训”、“信”来看，其与《左传·襄公十四年》、《礼记·缁衣》篇、贾谊《新书·等齐》篇、毛诗一系有一定距离，主要是韵脚不同，一是真部韵，一是阳部韵。但从上文異文的比较看，它们的意义又是一致的。这从另一角度证明鲁、齐、韩三家诗没有毛诗的首章六句，当属脱漏。所以，作为古文的毛诗後来取代今文的三家诗而流行，不是没有道理的。
郭店楚简《缁衣》篇引《诗》还有许多異文，下面分章逐一予以探讨。
第一章引《诗经·大雅·文王》称：“寺员：型文王，万邦乍孚。”
“寺”，“诗”之借字，楚简习见。今本作“大雅”。《大雅》为《诗》之一部分。概称为《诗》，特指则为《大雅》。
“员”，今本作“曰”。“员”、“云”音同，“员”为“云”之借字。《石鼓文·吾车》：“君子员邋
，员邋
员斿
。”“员”皆读为“云”。《诗·郑风·出其东门》：“聊乐我员。”《释文》：“员，本作云。”“云”、“曰”义同，故可通用。
“”，今本作“仪”。两字皆从“我”得声，故“仪”可借为“”。
“坓”，今本作“刑”，《潜夫论·德化》篇作“形”。《正字通·土部》：“坓
,古文型。”“坓”、“刑”、“形”皆从“井”得声，故可通用。故书当作“坓”。
“邦”，毛诗、《左传》襄公十三年、昭公六年引同，今本与《风俗通义·三王》引作“国”。“邦”、“国”义同，故书当作“邦”。“国”当汉人避汉高祖刘邦讳改。
“乍”，今本等皆作“作”。林义光《文源》以为“乍”“即作之古文”。《甲骨文合集》14201：“贞，勿乍邑，帝若。”《宰甫簋》：“王光宰甫贝五朋，用乍宝.”《墨子·兼爱下》：“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乍”即“作”。“作”乃後起孳乳字。故书当作“乍”。
第二章引《诗·小雅·小明》称：“寺员：情共尒立，好氏正。”
“情”，楚简字为上下结构，上青下心。今本作“靖”。“情”为“靖”之借字。
“共”，今本同，《释文》云：“本亦作‘恭’”。“恭”为“共”之借字。
“尒”，今本作“尔”。“尔”从“尒”声。《玉篇·八部》：“尒，亦作尔。”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尒
之言如此也。後世多以尔字为之。”故书当作“尒”。
“立”，今本作“位”。《篇海类编·人事类·立部》：“立，古位字。”《周礼·春官·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郑玄注：“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立位’。”《卫》：“隹二十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戍，王才周，各大室，即立。”《中山王方壶》：“臣主易立。”“立”即“位”。故书当作“立”。
“”，今本作“好”。
一为上下结构，一为左右结构，实为一字之别写。
“氏”，今本作“是”。“氏”为“是”之借字。
“贞”，今本作“正”。义同互用，故书当作“正”。
“”，今本作“直”。刘信芳认为简文从木直声，与《说文》“直”之古文同形，《郭店楚墓竹简》隶作“直”，读为“直”，其实字应直接隶定为“直”。其说是。《说文》：“，古文直。”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十目视木，与相同意。”可见“”是以十目视木，以审度木的曲直。因此非“直”字之借，而是“直”的古文異体。
第三章引《诗·曹风·鳲鸠》称：“寺员：人君子，亓义不弋。”
“”，今本作“淑”。“”字当为“弔”之繁化，“弔”古读与“叔”同，故“淑”可借为“”。
“亓”，今本作“其”。“亓”为“其”之古文。
“义”，今本作“仪”。“仪”从“义”得声，故“仪”可借为“义”。
“弋”，今本作“忒”，《释文》云“本或作贰”。“忒”从“弋”得声，故“忒”可借为“弋”。“贰”、“忒”义同，故可互用。故书当作“忒”。
第四章引《诗·大雅·板》称：“大员：上帝板＝，下民卒担。”
“”为“夏”之異文，字当读作“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公子夏。”《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子夏作公子雅。《礼记·缁衣》篇作“诗”，《大雅》属於《诗》，故可通用。
“板＝”即“板板”，“＝”为重文符号。李善《文选注》五十四引毛诗作“版版”，《後汉书》董卓传论注引《诗》同。“板”、“版”通用，故书当作“板板”。
“卒”，今本、毛诗同。《韩诗外传》卷五引作“瘁”。“瘁”从“卒”得声，故可互用。但何为本字？还值得研究。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卒与瘁同，病也。”是以“瘁”为本字。陈乔枞《四家诗異文考》：“案毛诗笺云天下之民尽病，是以卒字训尽，与韩诗文义竝異。”案马说是。“卒”结构当与“板板”同，“板板”是复词同义，“卒”也当是同义复词。
“担”，今本作“”。《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下》：“僤，本又作癉，当但反，病也。沈本作。”《礼记音义之四》又说：“卒亶，丁但反，病也。本亦作。”由此可见有的“担”、“”、“僤”、“癉”、“亶”五种異文。李富孙《诗经異文释》云：“《释诂》曰：‘，病也。’毛传训‘癉’同。《说文》云：‘僤，疾也。’‘癉，劳病也。’，别体字。单、亶古通用。《史记·曆书》‘单閼’一作‘单安’。《淮南子》‘密子治亶父’，即‘单父’也。故字或从单、从亶。僤亦同音。《士冠礼注》云：古文亶为癉。是‘癉’与‘亶’亦通。”其说是。僤、癉皆从单声，“僤”与“癉”通。、亶、担皆从旦声，“亶”、“担”为“”字之借。单、亶音同，作声符可互用。所以“癉”、“”是一字異构，义符同而声符有别。但从郭店楚简本“担”字看，本字当作“”。李零认为“担”读“疸”，亦备一说。
第四章又引《小雅·巧言》称：“少员：非亓之共，唯王。”
“少”，今本作“小”。同源通用。
“非”，今本及毛诗皆作“匪”。“匪”为“非”借，“非”当为本字。
“”，今本及毛诗皆作“止”。“”为“止”之繁文。
“之”，今本及毛诗无，当属衍文，涉下句而误衍。
“共”，今本及毛诗同，《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中》：“本又作‘恭’。”《韩诗外传》卷四引正作“恭”。“恭”从“共”得声，故能与“共”通用。《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之四》又说：“皇本作躬，恭也。”
“唯”，今本及《韩诗外传》卷四引作“惟”，毛诗作“维”。“唯”、“惟”、“维”通用。
“”，今本及毛诗皆作“邛”。刘信芳读“”为恭。说误。“”字从心，心为义符；又从共、工，当为声符。字非“恭”字，疑为“”字繁文。《说文·心部》：“恐，惧也。从心，巩声。，古文。”《中山王鼎》“恐”字就写作“”，足证“恐”字本作“”。“”只不过是在“”上又增加了声符“共”而已。《说文·邑部》：“邛，邛地在济阴县。从邑，工声。”“”、“邛”皆从“工”得声，故能通用。但“邛”本为地名，此当为“”字之借。
郭店楚简本的“非亓之共唯王”如何断句，牵涉到《诗》义的理解问题。《郭店楚墓竹简》一书於此没有断句，张光裕《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文字编》同。刘信芳则断为“非亓之，共唯王”，认为“《缁衣》引《诗》，旨在说明为王肃慎，则君臣不欺，若变成‘小人为王作病’，则与上文‘子曰上人疑则百姓惑’失却联繋，是知《巧言》此二句，当依竹简所引为是”。案刘说不可从。楚简引《诗》当标点为“非亓之共，唯王”，“之”字为抄手误乙，当属下句。如此，则成“非亓共，唯王之”，与今本同。为什么呢？我们看看《巧言》第三章的用韵就明白了。此章八句，据王力《诗经韵读》，“盟”、“长”为韵，属阳部；“盗”、“暴”为韵，宵药通韵；“甘”、“餤”为韵，属谈部；“共”、“邛”
为韵，属东部。如依刘说，以“共”属下读，则“之”、“”失韵，与全章用韵的体例不合。所以，“共”必须属上读，方能合韵。
《巧言》第三章“匪其止共，维王之邛”长期存在異解，借助郭店楚简本的引《诗》证言，可以得其本义。郑玄《笺》：“邛，病也，小人好为谗佞，既不共其职事，又为王作病。”《注》：“匪，非也。邛，劳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职惟使王之劳。此臣使君劳之诗也。”《笺》、《注》说解不同：一是训“邛”为病；训“止”为“职事”，如此“止”为“职”之借。一是训“邛”为劳；训“止”为“止息”。高亨认为“止，礼也。共，借为恭。止恭犹礼敬。匪其止共，言以礼敬为非”，“邛，毛病”。刘运兴则认为“匪，彼也。彼，轻蔑之辞”，“止共当读足恭”，“恐”、“邛”“音近相通”，“作者乃谓彼巧言令色足恭之人，乃天子所当畏惧而远摒者也”。刘信芳将楚简读为“非亓止之，共唯王”，训“共”为同、全，训“”为恭，认为《诗》义“並非要止‘盟’，止‘信’，止‘甘’，治国之道，全在於王之肃慎而已”。案“共唯王”不辞。如上说，“”为“”之繁文，“”为“恐”之古文。“邛”为“恐”之借字。《诗·小雅·小旻》：“我视谋犹，亦孔之邛。”毛《传》：“邛，病也。”从《说文》可知，“邛”为地名，不可能训病。毛传是据《小旻》诗上下文意而释，郑玄笺《巧言》注《缁衣》也是如此，他们並不知道“邛”是“恐”之借。
《礼记·缁衣》篇引“匪其止共，维王之邛”证明的是“臣仪行，不重辞，不援其所不及，不烦其所不知，则君不劳矣”说。在郭店楚简本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缁衣》篇里，此说作：“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辞其所能，则君不劳。”郑玄《注》：“仪，当为义，声之误也。言臣义事则行也。重，犹尚也。援，犹引也。引君所不及，谓必使其君所行如尧舜也。不烦其所不知，谓必使其知虑如圣人也。凡告喻人，当随其才以诱之。”孔颖达《正义》：“下怀欺诈，则君长治之劳苦。”孙希旦《集解》则曰：“仪，度也。仪行，仪度君之所行也。不重辞，不多为辞说也。援，引也。为臣者度君之所能行而引之，则不至援其所不及；不多为辞说以渎之，则不至烦其所不知。如此，则君坦然知我言之可行而不至於劳矣．盖为人臣者虽当责难於君，然时势有难易缓急．而君之材质又有昏明强弱，若不量度乎此，而遽为高远难行之说，强其君以必从，亦岂事之所可行者乎！引《板》之诗，以证君使民惑；引《巧言》之诗，以证下使上劳也。”“臣仪行”的解释，郑《注》孔《疏》都不如孙希旦的《集解》。孙希旦解为臣“仪度君之所行也”，与郭店楚简、上博简“臣事君”说义近。但“不重辞，不援其所不及，不烦其所不知”的解说，三家都有问题。“不重辞”义与与郭店楚简、上博简“言其所不能”近，只言其所能就是“重辞”了。所以，“不重辞”就是不只说自己的好话。“不辞其所能”就是自己能干的都尽量去干。而“不援其所不及，不烦其所不知”则是反说，是强其所不能为能，强其所不知为知。所以，郭店楚简本上海博物馆楚简本与《礼记·缁衣》篇尽管表达形式不同，但意思基本还是一致的。郑《注》、孔《疏》、孙希旦《集解》显然是将经文的意思理解错了。
楚简引“非其止恭，唯王之恐”诗证明的是“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辞其所能，则君不劳”说。不过，这是反说，正说则是“臣事君，言其所能，辞其所能，则君劳”。劳有忧愁、操心义。《诗·邶风·燕燕》：“瞻望弗及，实劳我心。”劳即担忧。恐亦有担忧义。如《论语·泰伯》：“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劳、恐义近，故《缁衣》以“唯王之恐”证“君劳”。“臣事君，言其所能，辞其所能”即“非其止恭”。“言其所能”就是只称自己之能，“辞其所能”就是能做的不做。这就是“臣事君”“非其止恭”之意。由此看，高亨“止，礼也。共，借为恭。止恭犹礼敬。匪其止共，言以礼敬为非”说最胜。《广雅·释言》：“止，礼也。”《荀子·大略》：“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杨倞注：“止，礼也。”《诗·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止”与“仪”、“礼”並称，义亦当同。“止”之本义为“趾”，引申则有停止义。《周易·艮·彖传》：“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大象传》：“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当止则止，当行则行，就是礼恭。“臣事君，言其所不能”即“止”；“不辞其所能”即“恭”。而以“言其所不能，不辞其所能”为非就是“非其止恭”，这正是天子所担忧的，因为臣不臣，则君不君，王焉得不惧？由此可知，郑玄的《笺》、《注》都有问题，郭店楚简本和上海博物馆楚简本的引《诗》证言有助於瞭解《巧言》诗的本义。
第五章引《诗·小雅·节南山》称：“寺员：隹秉成，不自为贞，卒百眚。”
“隹”，今本及毛诗作“谁”，“隹”为“谁”之借。
“秉”前今本有“能”字，郭店楚简本与毛诗无。《节南山》为四言诗，不可能唯此一句为五言，当以郭店楚简本与毛诗为是。
“”，今本及毛诗作“国”，“”为“国”之異构。包山楚简一零号、一四三号、一五一号皆有此字。
“贞”，今本作“正”，毛诗作“政”。“正”、“政”古通。《广雅·释诂一》：“贞，正也。”《书·太甲下》：“万邦以贞。”孔《传》：“贞，正也。”《吕氏春秋·贵信》：“丹漆染色不贞。”高诱注：“贞，正也。”
“”，今本及毛诗皆作“劳”。“”即“褮”。《说文·衣部》：“褮，鬼衣。从衣，荧省声。”郭店楚简无“劳”字，“”字四见，皆读为“劳”。“劳”、“”皆从“荧”省声，故可通用。“”为“劳”之借。
这三句诗诗义也是值得讨论的。先看郑玄《注》：“不自以所为者正，尽劳来百姓忧念之者与？疾时大臣专功争美。”但《笺》又有不同：“卒，终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则终穷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图书，有所授命，民乃得安。”一是“不自以所为者正”，一是“昊天不自出政教”。其实郑玄的这两说皆有误。“不自为正”乃“自不为正”。从郭店楚简“贞”可知，“正”不能作“政”。“正”当是本字。因此，不是“昊天不自出政教”，也不是君王不亲自为政，亦非君长自信心不强，“不自以所为者正”，不自以为所为是正确的，而是“家父作诵”，指斥“尹氏大师”身为首辅，不以身作则，身以为正。
第六章引《诗·大雅·抑》称：“寺员：又惪 行，四方之。”
“又”，今本及毛诗作“有”，“又”、“有”通用。
“”，上海博物馆楚简同，今本作“梏”，毛诗作“觉”。李学勤先生认为此字是“梏”的同音假借，或者就是“梏”的古体；上海博物馆的释文作“共”，读为“梏”；张光裕隶定为“共”，读为“格”；黄锡全则认为可能不是“共”，究竟应该释为何字，还有待确定；李零认为“此字象双手捧肉，疑即‘’字，借读为‘觉’。（‘觉’是见母觉部字，‘’是疑母幽部字，读音相近）”。案，李零说是。甲文有“”字，正象双手持肉馈赠形。“”、“梏”、“觉”音近，故可互用，“觉”当为本字。
“惪 ”，上海博物馆楚简同，今本及毛诗作“德”，“惪”为“德”之古文。
“方”，上海博物馆楚简作“或”，今本及毛诗作“国”。“国”从“或”得声，“方”、“国”义近，故可通用。故书当作“国”。
“”，上海博物馆楚简作“川”，今本及毛诗作“顺”。“顺”从“川”得声，“川”为古“顺”字，“”亦见於《中山王鼎》，当为“川（顺）”之繁文。
第七章引《诗·大雅·下武》称：“寺员：成王之孚，下土之弋。”
“弋”，今本及毛诗皆作“式”。《说文·工部》：“式，法也。从工，弋声。”“弋”为“式”之同音借字。
第八章引《诗·小雅·节南山》称：“寺员：帀尹，民具尒。”
“”，今本及毛诗皆作“赫赫”。《郭店楚墓竹简》一书认为“”与“虩”一字，即“虩”之省文。其说是。《说文·虎部》：“虩，《易》‘履虎尾虩虩’，恐惧。”《周易·震》：“震来虩虩。”王弼注：“虩虩，恐惧之貌也。”“”从“虎”省，“虎”与“赫”音近，故“赫赫”可写作“”。
“帀”，今本及毛诗皆作“师”。“师”字从“帀”，战国古文“帀”均读为“师”。郭店楚简“帀”字4见：《缁衣》篇第16、39简，《穷达以时》第5简，《成之闻之》第25简，皆读为“师”。
“尒 ”，今本及毛诗皆作“尔”。《说文》：“尒
，词之必然也。从入、丨、八，八象气之分散。”段玉裁注：“尒
之言如此也。後世多以尔字为之。”
“”，今本及毛诗皆作“瞻”。“”从见，“瞻”从目，义符通用。
第九章引《诗·小雅·都人士》称：“寺员：亓颂不改，出言又丿，利民所信。”
说见上文。
第十章引《诗·小雅·正月》称：“寺员：皮求我则，女不我，我，亦不我力。”
“皮”，今本及毛诗皆作“彼”。“彼”从“皮”得声，故：“彼”能借为“皮”。
“女”，今本及毛诗皆作“如”。“女”读为“如”。《中山王大鼎》：“事少女长，事愚女智。”“女”字李学勤先生释文皆读为“如”。《鄂君启节》：“女马女牛女德（特）。”“女”也皆读为“如”。可见“如”写作“女”，习见战国文字。郭店楚简“女”也多读为“如”，如《性自命出》第二四简，《六德》第六、十简，《语丛四》第二五简。
“”，今本及毛诗皆作“得”。“”为“得”之古文。
“”，今本及毛诗皆作“执”。“”为“执”之繁文，右下多一构件“女”，郭店楚简“执”字十一见，皆从“女”。
“”，今本及毛诗皆作“仇仇”。“”字《郭店楚墓竹简》隶定为“”，认为“从‘戈’‘考’声，在简文中借作‘仇’”，並引包山楚简第一三八号反面字为证。裘锡圭按：“此字似不从‘考’，待考。”黄德宽、徐在国认为此字当隶定为“”，从“枣”得声，可读为“仇”。颜世鉉说同。其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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