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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郭店楚简引《诗》论《诗》考（下）
（二）楚简《五行》篇的用《诗》论《诗》
（上接上半章）
根据作分章号的墨钉，可将郭店楚简本《五行》篇分为二十八章。这二十八章中，共有七章用《诗》引《诗》，它们是第四、八、九、十六、十七、二三、二六章。
第四章说：不不，未见君子，心不能惙惙
；既见君子，心不能兑。“亦既见，亦既訽之，我心则[悦]”，此之胃[也。不]
，思不能精。不圣，思不能。不不圣，未见君子，心不能；既见君子，心不能降。
这一章帛书《五行》篇作：不仁不知，未见君子，忧心不能□□□□□□□能悦。《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
。亦既见之，亦既钩之，我[心则]说”，此[之谓也]。不仁，[思]不能睛。不圣，思不能轻。不仁不圣，未见君子，忧心□□□□；既见君子，心不□□。
“”为“仁”之古文。郭店楚简“”字六十七见，而无“仁”字。其实“仁”为“”之異构。“仁”从“”省变而来。身、人音义皆近，可以通用。故从身从心之“”可从人从心，义符“心”简省为“＝”，则变成了从人从＝的“仁”。许慎《说文》将简省符号“＝”误释成“二”，说“仁”字“从人二”，实乃大误。但他保留了“”字，说“古文仁，从千心”。说“”是“古文仁”，至确；说“从千心”，则不确。古文“千”与“身”形近，许慎误将“身”看作了“千”。郭店楚简的“”到马王堆帛书则变成了“仁”，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仁”之古文当为“”。
“”为“智”之古文。
“”字从页，从心，为“忧”之本字。
“兑”与“悦”通。
“”为“止”之繁文，“止”与“之”通。
“訽”与“钩”通，毛诗作“觏”，也是音近互用。
“”，通“轻”，两字皆从“巠”得声，故能通用。
“”，毛诗作“忡”，音同互用。
“‘亦既见，亦既訽之，我心则[悦]’，此之胃[也]
”是古人引《诗》的常用句式。与帛书《五行》篇比较，郭店楚简本一是少了“诗曰”，二是少了“未见君子，忧心惙惙
”两句。郭店楚简本七处引《诗》皆无“诗曰”，可见是有意为之。而帛书《五行》篇引《诗》十七处，称“诗曰”有四，称“诗云”有一，其它十二处则直接引《诗》，与楚简同。这说明《五行》篇引《诗》原本是不称“诗曰”、“诗云”的，帛书《五行》篇的“诗曰”、“诗云”可能是後人所加。帛书《五行》篇引《诗》所多出的“未见君子，忧心惙惙
”两句，也当为後人所加。因为有了这两句，重复罗嗦，当以楚简本所引为是。
与《缁衣》篇比较，《五行》篇不但引《诗》证言，而且还活用《诗》文以论事。“不不，未见君子，心不能惙惙
；既见君子，心不能兑”是活用《诗·召南·草虫》的第二章“未见君子，忧心惙惙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只是将正说变成了反说而已。“不不圣，未见君子，心不能；既见君子，心不能降”是活用《诗·召南·草虫》的第一章“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也是将正说变成了反说。其目的是通过改造《诗·召南·草虫》之句说明“”“”与“”“圣”是君子内心的需求，不可谓不重要。
这一章的用《诗》还可启发我们正确理解《诗》义。它改造《草虫》两章，将“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浓缩为“既见君子”，不但告诉我们“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两句义同，都是“既见君子”之意，而且证明《诗·召南·草虫》的六个“止”字，都当训为“之”，指“君子”。毛《传》：“止，辞也。”以“止”为语助词，显然有误。其实帛书《五行》篇引《诗》“止”皆作“之”，楚简《五行》篇引《诗》亦有作“之”者，足证“止”是借字，“之”为本字。郑玄《笺》：“既见，谓已同牢而食也；既觏，谓已昏也。”从楚简的用《诗》看，这种解释显然求之过深。“既见”、“既觏”两句义同，重言只是为了足义而已。毛《传》曰：“觏，遇。”说与楚简、帛书《五行》篇同，是为明证。
第八章说：“‘人君子，亓义也。’能为，肰句能为君子，亓蜀也。”这是先引《诗经·曹风·鳲鸠》之诗，然後解说其义。帛书《五行》篇作：“‘尸叴
在桑，其子七氏。叔人君子，其宜一氏。’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
“”，帛书本作“叔”，毛诗作“淑”。“”字从弔、从女。“淑”字从叔、从水。金文弔、叔同字，故“”、“淑”、“叔”可通用。
“亓”，帛书本及毛诗作“其”。“亓”为“其”之古文。
“义”，帛书本作“宜”，毛诗作“仪”。“义”为古“仪”字，“宜”与“义”音义皆同。
“”，帛书本及毛诗作“一”，楚简《缁衣》引作“弌”。《郭店楚墓竹简》隶定为“”，以为当读为“一”，但没解释出原因。颜世鉉认为“”字从羽、从能，二者均为声符，与“一”通，是脂、之、鱼三部的某些音近关係所致。李天虹认为其字从能彗声，其上部非从羽，与甲骨文、随县简的“彗”字同，当隶定为以彗为声的“”字。“彗”与“一”韵同声近，可以通转。案颜说非，李说是。
“也”，郭店楚简本《缁衣》引同，帛书本作“氏”，毛诗作“兮”。“氏”、“兮”音近相通，“也”、“兮”义近互用。
“肰”，帛书本作“然”。“
肰”、“然”通用。
“句”，帛书本作“后”，“句”、“后”音、形皆近，“后”通“後”。
《郭店楚墓竹简》一书认为“据帛书本，此文‘慎其独’上脱去‘君子’二字，亦即上句末的‘君子’脱去重文符”。其说是。
“”，帛书本作“慎”。郭店楚简“”又省心作“”，多读为“慎”。当训为诚。
“蜀”，读为“独”，指专一。
“能为一，然後能为君子，慎其独也”是阐发《诗》义，认为只有专一，才能成为君子，而“淑人君子，其义一也”的意义就在讲慎守专一之道。这和郑玄《笺》“善人君子其执义当如一也”说是完全一致的，可能就是郑《笺》之所出。
第九章说：“‘[瞻望弗]﨤，涕女雨。’能沱亓，肰句能至哀，君子亓[独也]。”帛书本说：“‘□婴于蜚，池其羽。之子于归，袁送于野。瞻望弗及，汲沸如雨。’能池其羽，然□□至哀，君子慎其独也。”两者既有引《诗》的简繁之别，也有文字书写之異。
楚简本引《诗》只有两句，而帛书本则有六句之多。从楚简本的“能沱亓”说看，原本当引有“参差其羽”句，当以帛书本所引为是，楚简本确有简省。这一点，《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的注释已指出。
“﨤”，帛书本和毛诗作“及”，“﨤”为“及”之繁文。
“”，帛书本作“汲”，毛诗作“泣”。此字《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的原整理者隶定为“”，裘锡圭“疑是‘’之讹字”。案裘说是，“”字与“泣”音近相通，作“”则无从解释。
“涕”，毛诗同，帛书本作“沸”。“涕”、“沸”形近，疑“沸”为“涕”之误书。
“女”，帛书本和毛诗作“如”。“女”读为“如”，战国文字习见。
“”，帛书本作“”，毛诗作“差”。“”、“差”皆从左得声，帛书易传《繆和》篇吴王夫差之“差”即写作“”。“”从辵从屈得声，与“”、“差”音不同，疑义有相近。
“沱”，帛书本及毛诗作“池”。“沱”、“池”音近相通。
“亓”，帛书本和毛诗作“其”。“亓”为“其”之古文。
“”，帛书本和毛诗作“羽”。“”为“羽”之繁文。
“肰”，帛书本作“然”。“肰”、“然”古通。
“句”，帛书本残，“句”与“后”音、形皆近，“后”通“後”。
“”，帛书本和毛诗作“慎”。“”从言从斤从心，较上文“”字省“幺”，亦当读为“慎”。
“亓”，帛书本和毛诗作“其”。“亓”为“其”之古文。
此章以“能参差其羽，然後至哀，君子慎其[独也]”解《诗·邶风·燕燕》首章“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之意，对於正确把握诗意有一定价值。《燕燕》之旨，歧说颇多。《诗小序》以为“卫庄姜送归妾也”，毛《传》同，郑《笺》、孔《疏》、朱熹《集传》进一步说“归妾”即卫桓公生母，而魏源《诗古微》则以为是桓公夫人，这是其一。刘向《列女传》卷一《母仪》篇又以为是卫定姜送子妇大归，说：卫姑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自送之，至於野。恩爱哀思，悲心感恸，立而望之，挥泣垂涕。乃赋诗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去归泣而望之。又作诗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谓定姜为慈姑过而之厚。这是其二。又有兄送其妹远嫁说，王质《诗总闻》、崔述《读风偶识》以为是卫人，闻一多《风诗类钞》以为是薛君。这是其三。此外，高亨《诗经今注》有卫君送别情人说，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有情人出嫁他姓说，不一而足。楚简本和帛书《五行》此章的“能参差其羽，然後至哀”，帛书《五行》篇下文有更详尽的说解：
“婴婴于（飞），貤（池）其羽”。婴婴，与〈兴〉也，言其相送海也。方其化，不在其羽矣。“‘之子于归，袁（远）送于野。詹（瞻）忘（望）弗及，[泣]涕如雨’。能貤（池）其羽，然笱能至哀”，言至也。“貤（池）”者，言不在嗺（衰）絰，不在嗺（衰）絰也，然笱能至哀。夫丧正絰脩领而哀杀矣，言至内者之不在外也。
郑玄《笺》：“差池其雨，谓张舒其尾翼，兴戴嬀
将归，顾视其衣服。”是解“差池”为“张舒”、“顾视”。朱熹《集传》则谓“差池，不齐之貌”。案两说皆与楚简和帛书不合。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齐诗遗说考》二：“‘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易林·恒之坤》：‘燕雀衰老，悲鳴入海。忧在不饰，差池其羽，颉颃上下，在位独处。’又《萃之贲》：‘泣涕长诀，我心不快，远送卫野，归宁无子。’”认为《易林》的上述两段是齐诗遗说，正是解说《燕燕》的。尚秉和《焦氏易林注》也认为：“四五二句，《诗·邶风·燕燕》文。”其说是。《易林》“忧在不饰，差池其羽”，是以“忧在不饰”解“差池其羽”，“差池”即“不饰”，即顾不上装饰、打扮。这是由“不齐”义引申而来。回到帛书《五行》“‘貤（池）’者，言不在嗺（衰）絰，不在嗺（衰）絰也，然笱能至哀”，意思就清楚了：嗺（衰）絰是丧服，这是说，《诗》所谓顾不上装饰，是说不在丧服，只有心不在丧服上，悲哀才会达到极致。《淮南·本经》曰：“披衰戴絰，戏笑其中。虽致之三年，失丧之本也。……丧者，所以尽哀，非所以为伪也。……处丧有礼矣，而哀为主。”说正与此同。因此，楚简的“能参差其羽，然後至哀，君子慎其独也”就是主张看轻外在的丧服，而注重内心的哀敬，要做到“至哀”，就必须“慎其独”，遵从专一之道，要为专一於内心的哀敬而敢于不顾外在的形式。楚简《五行》篇成书的下限是战国中期偏晚，其解说更近於《诗经》产生的时代，其权威性不容否定。由此看，兄送其妹远嫁说、送别情人说、情人出嫁他姓说，显然不能成立。刘向《列女传》卫定姜送子妇大归说虽然有丧夫之哀，但重点是在定姜对媳妇的不舍，与楚简的“能参差其羽，然後至哀，君子慎其独也”说也不合。比较起来，还是《诗小序》“卫庄姜送归妾也”说与楚简更合。戴嬀因其子桓公见杀而大归，庄姜越礼远送而惓惓于戴嬀，王鸿绪《汇纂》、唐文治《大义》以为是庄姜与戴嬀密谋报州吁杀子之仇的原因，有一定道理。正因为报仇而归，所以庄姜叮嘱其要不顾细行而专一於“至哀”。这样，整个诗意就好理解了。
楚简第十六章又引《诗经·大雅·大明》称：“明明才下，才上.”
“才”，帛书本及毛诗作“在”。《说文·土部》：“在，存也。从土，才声。”“才”、“在”通用。
“”，帛书本作“壑壑”，毛诗作“赫赫”。“”即“虩”之省文。“虩”、“壑”、“赫”音近，故可互用。
楚简第十七章又引《诗经·大雅·文王》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所存三字，与帛书本及毛诗同。
楚简第二十三章又引《诗经·商颂·长发》称：“不不梂，不不矛。”
“”，帛书本作“勮
”，毛诗作“竞”。楚简字从“彊”省而又增义符“力”，池田知久亦隶定为“”。《郭店楚墓竹简》隶定为“”。实即“彊”字。“彊”、“竞”同属阳部，“勮
”属鱼部，音近相通。
“梂”，帛书本作“救”，毛诗作“絿”。字皆从“求”得声，故可互用。
“”，帛书本及毛诗作“刚”。《郭店楚墓竹简》隶定为“勥”，池田知久以为“左‘弓’、右上‘田二’、右下‘力’”。案此字为“勥”之省文，省略了“虫”而以“＝”代之，如上文注所述，“＝”这种作为构件省略符号的现象习见於简帛。“”即“强”，“强”与“刚”音义皆近，故可互用。
“矛”， 帛书本及毛诗作“柔”。“矛”为“柔”之借字。
楚简第二十六章又引《诗经·大雅·大明》称：“上帝女，毋弍尒
心。”
“”，帛书本及毛诗作“临”。《郭店楚墓竹简》据《中山王方壶》相近字读作“贤”，如此，与毛诗则有意义之别。但裘锡圭“疑即‘临’之误写”。案裘说是。
“女”，帛书本同，毛诗作“汝”。“女”、“汝”互用。
“弍”，帛书本作“腻”，毛诗作“贰”。“腻”为“贰”之借，“贰”从“弍”得声，故可互用。
“尒”，帛书本及毛诗作“尔”。“尔”从“尒”声，故能通用。
以上四章皆引《诗》证言，与上三章引《诗》说《诗》有别。
（三）楚简《性自命出》、《六德》、《语丛》诸篇的《诗》论
楚简《性自命出》、《六德》、《语丛》诸篇虽然没有《缁衣》、《五行》两篇大量引《诗》用《诗》现象，但却有一些讨论《诗》义的重要记载。
《性自命出》篇第十五至十八简说：
时、箸、豊、，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豊、，又为之也。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读为礼，“”为“乐”之異文，“亓”为“其”之古文，“司”读为“始”，“又”通“有”，“”读为“举”。用通行文字写出，即：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於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
这是说《诗》与《书》、《礼》、《乐》的产生，都出於人的创造。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反映了人的特定的思想。但也有不同的特点：《诗》是“有为为之”，《书》是“有为言之”，《礼》、《乐》是“有为举之”。《诗》是人出於特定的思想而创作出来的，《书》是人出於特定的思想而发为言语的，《礼》《乐》是人出於特定的思想而施行的。“有为”之“为”，非一般之人为，当如楚简《老子》甲本作“”，指思想，亦可称为“志”。所以，“《诗》，有为为之也”即“《诗》言志”，是“《诗》言志”的另一种表达，只不过楚简是通过《诗》的产生和与《书》、《礼》、《乐》的比较来进行论证而已。
相同的记载还见於《语丛一》。其第三十八、三十九简称：
《诗》，所以会古含之也者。
“含”为“今”字之繁文。战国中山王鼎铭“含”字三见，皆读为今。包山楚简“邵行之大夫含执其倌人”，信阳楚简“含卿大夫”，“含”皆当读为今。“”，即志字，寸与含字的口一样，皆属於战国文字的繁化现象。信阳楚简“戋人刚”，“”字人释作“恃”，实际也应读作志，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寸字部件罢了。“《诗》，所以会古含之志也者”，是说《诗》是古今人们思想情感的汇聚。传统文献里，“《诗》言志”说习见。《书·尧典》载舜帝云：“诗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告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诗序》云：“《诗》，志之所之也。”在这些论述里，《尚书·尧典》说最早，这不单因为是舜帝之言，而是因为它“诗”、“歌”並称，是泛指，而非特指。从诗的发展来看，是先有一般性的诗歌，而後有《诗经》。所以，“诗言志”说，先是指一般的诗歌而言，后来才引来解说《诗经》。《左传》赵文子的“《诗》以言志”说要晚於《尚书·尧典》，因为这是指“赋《诗》言志”，“诗”是指“《诗》三百”。但要早於《庄子》、《荀子》和楚简《语丛一》说，因为《庄子·天下》篇的“《诗》以道志”说是六经並称，《荀子·儒效》篇的“《诗》言是,其志也”是五经並称（缺《易》），楚简《语丛一》“《诗》，所以会古含之志也者”也是六经並称。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才五岁，《周易》、《春秋》还没有与《诗》、《书》、《礼》、《乐》並列。因此，楚简和《庄子》、《荀子》说肯定要晚於《左传》赵文子说。楚简出於战国中期偏晚的墓葬，其时代早於《荀子》可以论定，早於《庄子·天下》篇恐怕也无问题。《礼记·乐记》说的年代还不好论定，但比较之下，楚简“《诗》，所以会古含之志也者”说将“志”的时域扩充到“古今”，概括性更强。显然是对“诗，言其志也”说的发展。
郭店楚简不但论述了《诗》的基本表现特点，而且还进一步赋予《诗》以儒家的价值理性。
《语丛三》第四十八、四十九简说：“思亡彊，思亡亓，思亡，思亡不我者。”“亡”通“无”。“彊”通“疆”。“亓”为“其”之古文，而“其”通“期”。“”通“”，而“”即“怠”。“”亦作“”，通“由”。“我”通“义”。用本字写出，简文即：
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怠，思无不由义者。
这一段话，饶宗颐先生认为是“摘自《鲁颂》”，“断章取义以说《诗》”。其说是。“思无疆”是《鲁颂·駉》首章之句。“思无期”是第二章之句。“思无怠”即《鲁颂·駉》第三章之“思无斁
”，“怠”、“斁 ”义近，都有满足之义。“思无不由义者”即《鲁颂·駉》第四章之“思无邪”，“思无邪”是反说，“思无不由义者”是正说。“无不由义”即“无邪”。值得注意的是，楚简“思无不由义者”说不单是解释“思无邪”之义，也是对“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怠”意义的限定，就是说“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怠”都得“由义”，不能越出“义”的界限。这实际是将《鲁颂·駉》四章並列之言改造成以一统三，以“思无邪”统领“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
”三句。这种提升《诗经》义理水平的读《诗》法，正是儒家《诗》教的表现。《论语·为政》载孔子论《诗》正是如此：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里不但是以一统三，而是放大到整个“《诗》三百”，以“思无邪”概括和提升了整个“《诗》三百”的义理。因此，我们以楚简说与《论语》对勘，可以加深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比如何谓“思无邪”？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归於正。”“归於正”即“无不由义”。皇侃《疏》引卫瓘云：“明正无所思邪，邪去则合於正也。”说正与楚简同。《项氏家说》认为：“思，语辞也。……说者必以为思虑之思，则过已。”俞樾《曲园杂纂》附之。今人王德培则认为“邪”为“馀”之通假，“思无邪”即“思无馀”，是“无穷无尽”的意思。在《駉》诗中，本是赞美“原野牧马那饱满丰盛、无穷无尽的内蕴力量”，孔子用来“总括《诗》三百的丰富内容”“无穷无尽”。从楚简“思无不由义者”说看，至少《论语》之“思”不能解为语辞，如果是语辞的话，又怎能说“由义”？同理，在《论语》中，“无邪”不能释为“无馀”，如果是“无馀”的话，“思无不由义”又从何谈起？所以，楚简的这一说解，对于正确理解孔子诗论是很有意义的。
《六德》篇第二十三至二十五简说得更清楚：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戠
而亡迮也。雚者、箸则亦才，雚者豊、则亦才，雚者易、春秋则亦才。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戠
”读为职，“亡”读为无，“”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读为矣，“豊”读为礼。“”当读为憸。“”读为逆。用通行文字写出，即：
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憸逆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即楚简所谓“六德”，亦称之为“智、信、圣、仁、义、忠”，它们是儒家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这里说观《诗》可见“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也就是说《诗》不是一般的“言志”之作，而是表现“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文学作品，这就赋予了“言志”的《诗》以丰富的儒家思想内涵。这种对《诗经》义理的发掘，正是承袭了孔子《诗》论的遗风。後来人们之所以将《诗》入於经部而不归於集部，正是出於这一认识。
郭店楚简与《诗经》有关的记载，基本上就是这些。从这些记载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战国时期人们引《诗》、用《诗》的真实情况，更可以考察先秦儒家对《诗》义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由此还会获得对《诗经》一些篇章本旨的新解。从“平山三器”到马王堆帛书，从阜阳《诗》简到郭店楚简，加上即将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地下新材料的接踵面世将会把《诗经》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事，我们不应辜负时代对我们的厚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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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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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昕岚：《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笺释》，《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一册，武汉大学，1999年10月。
饶宗颐：《诗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简资料为中心》，武汉大学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武汉大学，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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