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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种楚简《缁衣》篇
荆门楚简还有较完整的《礼记·缁衣》篇。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共47支简，1198字。而今本《礼记·缁衣》篇共1529字，只有小部分不见於笔者所见到的楚简。
《礼记·缁衣》篇与易学史有关的是其最後一章，其文曰：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
这一章又见於《论语·子路》篇，作：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勇於疑古者，对此章颇有些说法。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认为：
右文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是今之《周易·恒》卦九三爻辞，照此则今之《易》，已在孔子以前成立之证据矣。然元来下《论》之文，信用薄弱，不得与上《论》同一例视。又据前所述，今之《易》，实由後人编纂从前卜筮之辞而成书者。而《论语》文中，又无“《易》曰”二字，只曰“不占而已”，安得据此以为《周易》已经成立之证？又安知非後世之编《易》者，取此辞以入於《易》乎？
这是说，孔子时尚无《周易》。换言之，孔子根本不可能与《周易》发生关係。我国学者李平心也持此说，云：
主张孔子治《易》的人，……还据《论语·子路》篇“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句话证明孔子引《易》，因为《周易·恒》卦也有同样的一句爻辞。但是，这句话在《论语》並未言明出处，何以见得必出於《易》。孔子强调凡事必须持之以恒，所以引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恒》卦中的恒，同孔子所说的恒截然異义。按照孔子的意思，恒是成功要道；而《恒》卦六五之爻却云“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分明与孔子思想不合。可知《易》之恒並非恒久之恒，而是一种隐语。《周易》作者援引春秋战国流行的一句谚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作为《恒》九三爻辞，又小变其文，以“恒其德”作为六五爻辞，与孔子引这句谚语的用意完全不同。
胡志奎也说：
此章见於《论语》下《论》，当係晚出於上《论》之作，其可靠性已有等差。今考：
1。此章用字奇特，除《论语》用“巫马期”之“巫”字为姓二见外；其特称“巫”“医”“占”三术之用字，为《论语》所仅见。
2．此章记言体例，亦近奇特；两记“子曰”，当属《论语》之特例。
3．设此章果係孔子所尝言及，则其间“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句明係赞美之辞；当为後人增羼之语。孔子岂自言、自赞、而复自解如此？其前後略无相承。朱氏《集注》云：“复加子曰，以别易文也，其义未详。”揆其语意，固已有疑之；乃以“其义未详”作解，不复申述其说，盖亦寓矜慎之意焉。
《论语》此章可不可信，孔子是否引《易》？本来对照一下《礼记·缁衣》篇的上述记载就清楚了。但疑古者以为“《礼记》係辑成於东汉时代”，认为“《檀弓》篇係秦末至汉初间儒者所编撰”，而“《中庸》与《大学》之撰作”“更晚於秦、汉，犹当在董仲舒、司马迁後”。依此，《缁衣》的撰作时代自然不会很早，其可信性自然成问题。
其实，只要不怀疑《礼记·缁衣》篇的可信性，就会发现《礼记·缁衣》篇所载不但可以印证《论语·子路》篇，而且它的记载较後者更胜。毛奇龄《论语稽求篇》云：
先仲氏曰：“……（《缁衣》）凡前後所引，皆卜筮之事，故曰不占而已。不占者，正言不可为卜筮也。”则似“巫医”为“卜筮”之误，易“卜筮”二字，则“不占”句更较明白。
按毛说是，“巫医”是巫人、医人，“卜筮”指卜人、筮人，既说“不占”，当然以“卜筮”为贴切。
荆门楚简中属於《礼记·缁衣》篇此章的竹简有3支，试作释文如下：
子曰：“宋人又言曰：‘人而亡，不可为卜也。’亓古之遗言？黾犹弗智，而皇於人呼？寺员：‘我黾既，不我告猷。’”
二十又三
“宋人”，今本作“南人”。孔安国曰：“南人，南国之人也。”宋亦南国。
“亡”，通无。“亓”，古其字。“”，即恒字之異体，下部所从之“贝”係繁化现象。
“黾”，即龟字。古文字中，黾、龟两字常混。
“弗”，今本作“不能”，义同。
“皇”，通“况”。《书·无逸》：“无皇日，今日耽乐。”《汉石经》“皇”作“兄”。又：“则皇自敬德。”《正义》：“王肃本作况”。《书·泰誓》：“我皇多有之。”《公羊传·文公十二年》作“而况乎我多有之”。
“”，即筮，下部所从之“口”係繁化现象。
“寺”，通诗，指《诗经》。
“员”，通云。《诗·商颂·玄鸟》：“景员维河。”郑玄笺：“员，古文作云。”《诗·郑风·出其东门》：“聊乐我员。”《经典释文》：“员，本亦作云。”《老子》第16章：“夫物芸芸。”楚简“芸芸”作“员员”。
“”，通厌。
“猷”即犹。
楚简“寺员：我黾既，不我告猷”下有“二十又三”四字，“二十又三”即“二十有三”。楚简《缁衣》共23段“子曰”，故“二十又三”既二十三章。
楚简“寺员：我黾既，不我告猷”下无今本“《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一段，从引经的体例来看，可以说这一段文字非《缁衣》所原有。这从别的楚简里可以得到证明。
饶宗颐先生在海外就见到了如此一支楚简：
民德一，员：亓容不改，出言
据笔者观察，荆门郭店一号墓所出楚简与此内容全同，引《诗·小雅·彼都人士》都省去了“彼都人士，狐裘黄黄”两句，显係同源。但字体风格不同，有些字的写法也不同。如“一”，荆门简作“弌”；“”，
荆门简作“寺”；“容”， 荆门简作“颂”。
此外，上海博物馆最近从香港收购的一批楚简中，也有《缁衣》篇。如荆门简《缁衣》篇的“以敓上寺员又悳行四方之■子”，此批楚简作“以兑上员又悳行四或川之▕子”。今本《礼记·缁衣》篇的“己”，一作“”，一作“”。“说”
，一作“敓”，一作“兑”。“诗”， 一作“寺”，一作“”。“国”，一作“方”，一作“或”。“顺”，一作“”，一作“川”。句末的标志符号也不同。从笔迹来看，同一个“员”字，明显是3种不同的写法。因此，目前所见到的楚简中，至少有两种《缁衣》本子存在。荆门楚简《缁衣》没有今本“《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一段，上海博物馆所购楚简《缁衣》篇也没有。
其实楚简《缁衣》篇有没有引《易》，对於坐实先秦儒家与《周易》的关係並非至关重要。从方法论上而言，要证明一个事物的存在，只要一个确凿的证据就够了。荆门楚简儒家文献至少有两处《易》与《春秋》、《诗》、《书》並称,这一事实证明,先秦儒家与《周易》有关，当是不争的事实.
（四）孔门易学在楚地的流布
荆门楚简为我们增加了一些先秦儒家传《易》的线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於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
这是说，在先秦儒家的易学传承中，商瞿是孔子的嫡传。由於孔子的原因，儒家易学先兴起於鲁。但经过商瞿弟子駻臂子弘，儒家易学就传到了楚地。
但在孔子弟子中，传《易》的並非只有商瞿一系。《孔子家语·六本》记载：
孔子读《易》，至於《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也！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故曰自贤者，天下之善言不得闻於耳矣。昔尧治天下之位，犹允恭以持之，克让以接下，是以千岁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满而无极，亢意而不节，斩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讨之如诛匹夫，是以千载而恶著，迄今而不灭。满也，如在舆。遇三人则下之，遇二人则式之。调其盈虚，不令自满，所以能久也。”子夏曰：
“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
子夏得闻孔子说《易》，並“志之，而终身奉行”，恐非虚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孔子家语》的篇题木牍，“存篇题四十六条，内容多与孔子及其门人有关”，“大多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可见《孔子家语》的记载来源很早。《说苑·敬慎》篇也有相同的记载，可见这是汉人所记载的通说。马王堆汉墓帛书《要》亦有大致相近之事，只是“子夏”变成了“门弟子”、“二三子”。按帛书《要》篇和《孔子家语》说並不矛盾，“子夏”亦孔子“门弟子”、“二三子”中的一员，当时与闻孔子说《易》的並非子夏一人，还有其他弟子在场。只不过与孔子对话的主要是对象是子夏而已。帛书《要》篇记孔子弟子是概称，而《孔子家语》等是特指。这些不同材料的互证，正说明了此事的可信。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
子夏此语意义、用语都类似《文言传》的这一段话：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
金景芳说：“《文言》全部……应为诸弟子在平日孔子讲述时所作的记录。”所以，《韩非子》所载子夏说当出於孔子，是子夏所记的孔子《易》说。司马贞《史记索隐》有子夏“传易”
之说，当属可信。
除商瞿、子夏外，传统文献还载孔子高弟子张向孔子问《易》。《孔子家语·好生》云：
孔子尝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邪。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
《说苑·反质》篇说同，但《吕氏春秋·壹行》“子张”却作“子贡”。按《吕氏春秋·壹行》说不可信，当以《孔子家语·好生》、《说苑·反质》篇说为是。从帛书《要》可知，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痴迷地步，对此，其弟子子贡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子贡认为孔子“老而好《易》”违反了孔子反对卜筮的“它日”之教，责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於人也，而可乎”。孔子一再辩解，以致於有“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之叹。而《吕氏春秋·壹行》的记载看不出子贡有反对孔子好《易》的迹象，反而对“孔子卜，得贲”以为吉，这与帛书《要》的记载是截然相反的。而子张並没有反对孔子好《易》记载。所以，此“子贡”当为“子张”之误无疑。
以上文献所载商瞿、子夏、子张诸人皆当为孔子晚年弟子。子夏、子张皆为孔门“後进”当无疑义。商瞿少孔子二十九岁，又为孔子易学嫡传，据帛书《要》孔子“老而好《易》”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说，商瞿也只能是孔子晚年的弟子。
从马王堆帛书《二三子》、《要》篇的“门弟子”、“二三子”之称看，当时得闻孔子《易》说的孔门弟子並非只有商瞿、子夏、子张、子贡，应该还有其他人。这从荆门楚简的记载可以得到证明。据上所考，楚简《六德》篇当为孔子弟子辈之作。其人生卒年虽不清楚，但从学《易》诸弟子商瞿、子夏、子张皆为孔门“後进”来看，也只能是孔子晚年的弟子。
据笔者的考证，荆门郭店楚简的《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可能是孔子之作，《忠信之道》篇可能是子张之作，《成之闻之》与《六德》篇可能是县成之作，《性自命出》篇可能是子游之作，而《缁衣》篇与《五行》篇可能为子思之作，《鲁穆公问子思》当成於子思弟子之手。除子游文献没有与易学有关的记载外，子张、子思诸人都与孔子学《易》有涉。如子张《孔子家语·好生》、《说苑·反质》篇载其向孔子问《易》，子思所著《坊记》、《表记》、《缁衣》引《易》有六。而且，包括子游在内，他们皆为孔门“後进”。这说明荆门郭店楚简的诸篇儒家作品，並非偶然凑在一起，而是孔门“後进”一系之作。
先秦儒家易学兴於鲁而在楚地广为流传。孔子“老而好《易》”於鲁，从其学《易》的商瞿为鲁人。子夏虽为卫人，子张虽为陈人，但随晚年的孔子学《易》，也当在鲁国。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商瞿传《易》於楚人馯臂子弘；《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而陈国，就在孔子逝世後一年，即公元前478年为楚所灭。所以，“子张居陈”，实即居楚。楚国有馯臂子弘和子张，孔子易学接着在楚国流传，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楚简《六德》篇有称《易》之说，《语丛一》有论《易》之语，就是这一背景的反映。
据报道，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的“主要篇名有《易经》、《诗论》、《缁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礼》、《曾子》、《武王践阼》、《赋》、《子路》、《恒先》、《曹沫之阵》、《夫子答史蒥问》、《四帝二王》、《曾子立孝》、《颜渊》、《乐书》等”。《武王践阼》、《曾子立孝》见於《大戴礼记》，《缁衣》、《孔子閒居》见於《小戴礼记》，《曾子》恐怕也见《大戴礼记》，《诗论》为子夏语，《子路》、《颜渊》属儒家无疑。由此推论，其《易经》也当为孔门弟子所传之本，亦属孔子易学在楚国广为流传的反映。
李学勤先生认为，荆门郭店一号墓的墓主为楚怀王太子横（即後来的楚顷襄王）的老师。因此，墓中所葬书当为太子所诵读的教材。此说颇能给人以启迪。虽然有人说漆耳杯上“东宫之帀（师）”的铭文，当为作器工师之记。或说“帀”还是得释为“杯”。但不论如何，墓主当与东宫有关，是楚国一宿儒，是子思学派的传人。作为饱学年高之士而为宫廷所闻，得过赏赐，故有鸠杖和东宫的漆耳杯。当然，也不能排除有出入过东宫，被太子请教过的可能。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上士，随葬就有如此多的儒学著作，更能反映出儒学和儒家易学在楚地的影响。过去学人们讲楚文化，不是巫祝卜筮，就是老庄阴阳，实在是低估了儒学和儒家易学在楚国的发展，应该加以反省。
结
论
从上述对荆门楚简的讨论可以看出，传统文献和以马王堆帛书《要》为代表的出土文献关於孔子与《周易》关係的记载是不能推翻的；至少在战国中期偏晚时，先秦儒家就已经将《周易》与《诗》、《书》、《礼》、《乐》、《春秋》並列，归入群经之中，並对其义理作过深入的探讨；孔子弟子商瞿、子夏、子张都曾从孔子治《易》；儒家易学不但在孔子晚年兴於鲁，而且孔子死後，还流行於楚地。我们讨论易学史，再也不能把儒家易学推到秦焚书以後。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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