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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上海简《诗论》篇管窥
2000年8月16日上海《文汇报》首版头条刊登了该报记者施宣圆的报道《上海战国竹简解密》和两枚楚简的局部照片。其中第一枚楚简的一段文字“曰亡志乐亡情忟亡言”，上海博物馆原馆馆长，著名的青铜器、古文字学专家马承源先生读为：“孔子曰：诗亡（毋）（离）志，乐亡（毋）（离）情，文亡（毋）（离）言。”並解释说：“这句话意思是说：赋诗必须有自己的意向，作乐必须有自己的道德感情，写文章必须直言。”在17日《文汇报》1版施宣圆的跟踪报道《释文解字话国宝》中，马先生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说解：“依据《古韵书》，亡，读为毋或无，亡、无、毋古音通用。，是楚国方言字，进一步考证，字以为声符，《中山王鼎》读为邻。老子《道德经》和汉帛书《老子》乙本的邻都写作。字从心，古音近邻声。在此用音义相近的字，当读作‘离’。
呅，从口从文，当是文的别体字。……孔子的‘诗毋离志’——赋诗必须有自己的意向，比他在《诗谱序》中“诗言志”的提法更有文学语言的意趣。”
马先生的考释荜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有一些关键字的释读，还颇值得商榷。这涉及对上海博物馆所购战国竹简《诗论》的整体认识和评价。
（一）
首先是“”能否读为“孔子”的问题。2000年8月19日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上，裘锡圭先生曾当马承源先生之面提出“孔子”的合文从没有“”这样的写法，“”当是卜子的合文。在2000年9月2日上午举行的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第十次研讨会上，李学勤先生发表了《子夏传〈诗〉说》的论文，同意裘锡圭先生对“孔子”二字的质疑和新释读，並通过分析字形、考证与推断子夏的称呼，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笔者认为，裘、李二先生关於“”当是卜子合文的观点是正确的。在上海博物馆书法馆的宣传图册里，刊有上海博物馆书法馆展览的2支《孔子閒居》简的照片，其中一支简的释文如下：
[子]於子诣曰俤君子民之父母敢可女可胃民之父母曰民[1]
这是孔子与子夏论《诗》的对话。孔子既有合文的写法，也有单写的。“子”即“孔子”，这是单写的；“”即孔子的合文。与《诗论》的“”比较，“”与“”显然不同。“”字从子从卜，卜是在子一横的右上；而“”从子从乙，乙在子一横的右下。“”虽非合文，没有合文符号“＝”，但从子从乙，乙在子一横的右下与“”同。《孔子閒居》简与《诗论》简都是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回来的楚简，都是先秦儒家论《诗》之作，而孔子的合文会如此不同，是难以解释的。所以，将“”读为卜子，应较读为孔子更好。由此看，以孔子为重心而做的种种发挥，可能有凿空的危险。
二
其次，“”字能否读为“离”，也是一大问题。
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举办的简帛研究网（Bamboosilk.org）简帛论坛BBS在2000年8月24日刊发了竹木的短文《上海楚简的“诗亡离志”说商兑》，认为“”宜定为“隐”，但没有加以论证。
在9月16日下午召开的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第11次研讨会上，李学勤先生也认为“”当读为“隐”。第二天，他即写成《〈诗论〉简‘隐’字说》一文，认为“”以“”为声，“”即“吝”，“吝”是来母文部字，其字从“文”声，“文”是明母文部字。而明母文部的字，有时会转到喉音，如“昏”声、“釁”声，又都见於晓母文部。因此，从“文”的“吝”声，与影母文部的“”、“”相通，不足为異。李先生又从郭店简《穷达以时》找到例证，认为其“故莫之知而不”即本於《论语·学而》的“人不知而不愠”，“愠”和“隐”一样，是影母文部字，“”可通为“愠”，“”必然就是“隐”了。“隐”当训为“匿”、“藏”。
笔者认为，“”读为“离”或读为“隐”，虽然皆言之成理，但还可作别的考虑。
应该指出，出土材料中的“”字或从“”之字，没有读为“离”或“隐”的先例。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德经》：“国相望”，《道经》：“猷呵其若畏四”，今本《老子》“”皆作“邻”。马王堆帛书《易经》屯卦六三：“即鹿毋华，唯人〈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帛书《繫辞》：“[是故]爱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生，请伪相钦而利害生。凡易之请，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则且，将反则亓辤乳。”“”字今本皆作“吝”。《中山王大鼎》有“邦难亲，仇人在旁”，“邦”即“邻邦”。望山二号楚墓第38简“弇至”，释文“”通“吝”。九店楚墓第25简有“”，释文“”也通“吝”。郭店简《老子》甲本第19简“四”，今本《老子》作“四邻”。郭店简《尊德义》第15简、34简“”即“吝”。郭店简《性自命出》第48简两“”字也是“吝”。郭店简《六德》第3简“四”即“四邻”。金文中有昜壶，“昜”为地名，“”显然不能读为读为“离”或“隐”。由此可知，至今为止，出土材料中出现的“”字，不是读“吝”就是读“邻”，还没有见到别的读法。
“”字的解释也有两种。一是以为即“吝”字。朱德熙、裘锡圭将《中山王大鼎》“邦难亲，仇人在旁”的“”字直接隶定为“吝”。李学勤、李零认为“七十三行‘’字，见於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即‘吝’字”。于豪亮也说：“‘’即‘吝’字。”高亨、董治安更说“”当是古“吝”字。
一是以“”为“邻”字異构。王辉说：
帛书《屯卦六三》：“君子几，不如舍，往。”按：即“邻”字，此处借用为“吝”。河北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大鼎铭文：“邦难亲”，“”
即“邻”字……张守中《中山王器文字编》定“”为“邻”字古文，甚是。……汉隶“邻”字作“吅
”，《孙根碑》：“至于东吅 大虐”，《衡立碑》：“彭祖为吅
。”《文选》班孟坚《幽通赋》：“东邻虐而歼仁”，“邻”字《汉书·叙传》作“厸”，师古曰：“厸，古邻字也。”“厸”当即“吅
”之譌变。“”是在“吅 ”下又加注“文”声的形声字，“邻”、“文”古韵真、文旁转，古音即近。《周易》通行本中的“吝”字帛书多作“閵”，如《蒙》之六四、《泰》之上六、《巽》之九三都是，作“”者唯此一例。
何琳仪也认为：“，从厸，文为叠加音符。……邻之異文，厸之繁文。”
案：马王堆帛书《繫辞》中，今本“吝”字，虽然多作“閵”，但如上述，作“”的至少也有两例。《说文·口部》：“吝，恨惜也。从口文声。”而“”字从厸，文为叠加音符，当为“邻”字異构。由此看，说“”为“吝”字或“吝”之古字，恐有问题。但由於“”字从厸譌变为从吅
，形体与 “吝”近，加之读音也同，故楚简和帛书也将它混同於“吝”。
楚简《诗论》的“”字从“阜”从“”从心，实为从“”从心。“”为“（邻）”字叠加义符“阜”。而“邻”也有写作“隣”的。如韩勑
造孔庙礼器碑碑侧“淳于隣”，石刻《郙阁颂》“香风有隣”，《管子·五行》“五谷隣熟”，《吕氏春秋·上农》“四隣来虚”。《广韵·真韵》：“邻，俗作隣。”所以，“”为“（邻）”之繁文，也可读为“吝”。
而“吝”有加心旁为“悋”者。《方言》卷十：“荆汝江湘之郊凡貪而不施謂之亄，或謂之嗇，或謂之悋。悋，恨也。”此字与《说文》“吝，恨惜也”之训合，显为“吝”者繁文。故《广韵·震韵》曰：“悋，鄙悋，本亦作吝。”所以，“”加心为“”，与“吝”加心为“悋”同。“”当读作“悋”，在楚简《诗论》书手的心中，“”也就是“吝”。
“吝”从本义“恨惜”引申有吝啬义，有贪义。《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墨子·七患》：“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管子·牧民》：“吝於財者失所親。”《宙合》：“‘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逸周书·寤儆》：“不驕不吝，時乃無敵。”《论语·泰伯》：“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餘不足观也已！’”朱熹《集注》：“吝，鄙啬也。”《四书辨疑》：“盖矜己傲物谓之骄，悭利啬财谓之吝。”由此可知，“吝”有贪义，是“小人之行”，是“仁”的反义词。
由是，来看《诗论》简“诗亡（毋）志，乐亡（毋）情，文亡（毋）言”就清楚了：“”当读为“吝”，训为贪。“志”就是贪吝之志；“情”就是贪吝之情；“言”
就是贪吝之言。
“诗”与《诗论》其它简联繫起来看，似乎当专指《诗经》。如此，“诗亡志”，就是说《诗经》没有贪吝之志。“乐”当指配《诗》之乐，“乐亡情”，是说配《诗》之乐没有贪吝之情。“文”当指《诗经》之文辞，“文亡言”，是说《诗经》之文辞没有贪吝之言。
但这里“诗”与“乐”、“文”並称，泛指的可能性更大。如此，“诗亡志，乐亡情，文亡言”，就是说诗不能有贪吝之志，乐不能有贪吝之情，文不能有贪吝之言。是对君子“诗”、“乐”、“文”的道德要求。
三
上述解释在《诗论》简里可以找到内证。《诗论》第20简有文曰：
币帛之不可去也民眚古肰丌志必又以俞也
“眚”读为性，“古”读为固，“肰”读为然，“丌”为“其”之省文，“又”读为有，“俞”读为谕。这些都没有问题。因此，加以标点，释文就是：
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志必有以喻也。
“志”与上述“志”同，只是“”少了心旁，写作了“”，其实质与“悋”少了心旁作“吝”一样。因此，“”当读为吝；“志”就是吝志，也就是贪吝之志。“币帛”是财礼的代表，简文“币帛之不可去也”，是强调财礼的重要。为什麽呢？“民性固然”，一般民众的天性就是如此，就是贪财爱物。“其志必有以喻也”，就是说民众的这种贪吝之志必须加以晓谕，加以教育。由此可见，“志”在这一简文里只能读为“吝志”，将其训为“离志”或“隐志”，显然说不通。《诗论》简的“诗亡志，乐亡情，文亡言”说亦当如此。
郭店简《穷达以时》“故莫之知而不”的“”也应读为“吝”，训为吝恨，即不为没有人瞭解而恨惜，这与“愠”是义近互用，不一定是读为“愠”。因为出土材料中暂时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从外证上看，先秦儒家有重义轻利的传统，论诗、论乐、论文提倡道德原则，说诗不能有贪吝之志，乐不能有贪吝之情，文不能有贪吝之言是完全可能的。
如《论语·为政》载孔子论《诗》正是如此：“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何谓“思无邪”？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归於正。”皇侃《疏》引卫瓘云：“明正无所思邪，邪去则合於正也。”[17]孔子以“思无邪”概括了“《诗》三百”，实质是论《诗》以道德标准为原则。
《六德》篇第23至25简说得更清楚：“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憸逆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德”，亦称之为“智、信、圣、仁、义、忠”，它们是儒家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这里说观诗、观乐全是“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与《诗论》简文说诗不能有贪吝之志，乐不能有贪吝之情，文不能有贪吝之言是相合的。
文献里更有子夏不贪富贵，坚持道德原则的记载。《韩非子·喻老》：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
在选择“先王之義”还是选择“富貴之樂”，子夏有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最後“先王之義勝”，子夏最终选择了“先王之義”而抛棄了“富貴之樂”。《荀子·大略》篇也有这样的记载：
子夏家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子夏“家貧”至“衣若縣鶉”而不肯做官，坚持原则而不“爭利”，因此，其主张诗不能有贪吝之志，乐不能有贪吝之情，文不能有贪吝之言是很自然的。
综上所述，可知上海《诗论》简“曰亡志乐亡情忟亡言”是子夏而不是孔子论诗、乐、文之语，是说“诗无吝志，乐无吝情，文无吝言”，而不是说“诗无离志，乐无离情，文无离言”或者“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言”，是强调儒家重义轻利的文艺原则而不是主张创作要有真情实感。
补记：本文写完後，在国际简帛研究中心的简帛研究网（Bamboosilk.org）上读到朱渊清的大作《上博〈诗论〉简读後》，说“”字饶宗颐先生释为“吝”。在简帛研究网又读到范毓舟《关於〈文汇报〉公布上海博物馆所藏〈诗论〉第一枚简的释文问题》一文，说：饶宗颐先生释之为“吝”，应当说是很妥当的。实际上此字从心，“”声，应为“怜”字，“怜”、“邻”古文献中常常互作……
又“邻”、“怜”皆与“吝”通。如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中今本《老子》15章“犹兮若畏四邻”之“邻”即作“吝”，《荀子·解蔽》“无邑怜之心”杨《注》谓：“或曰怜读为吝”皆其证。故此“怜”应从饶宗颐先生说释为“吝”。
简帛研究网上李零《达园会感想》一文也认为饶宗颐先生释为“吝”是对的。另外，濮茅左告知，他曾有过读为“泯”的意见。
2000年12月24日
参考文献
1.
施宣圆：《上海战国竹简解密》，上海《文汇报》2000年8月16日1版。
2.
施宣圆：《释文解字话国宝》，上海《文汇报》2000年8月17日1版。
3.
李学勤：《子夏传〈诗〉说》，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第10次研讨会论文，2000年9月2日。
4.
竹木：《上海楚简的“诗亡离志”说商兑》，http://www.Bamboosilk.org简帛论坛BBS，2000年8月24日。
5.
李学勤：《〈诗论〉简‘隐’字说》，2000年9月17日，未刊稿。
6.
黄锡全：《楚简续貂》，《简帛研究》第3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7.
王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古文字研究》第1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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