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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序”、“诗论”辨

彭  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共收入二十九枚竹简，整理者将此篇总名之为《孔子诗论》，而将第1—4简定名为“诗序”。在该篇的附录二《孔评诗义与毛诗小序评语对照表》中[1]，整理者又将《孔子诗论》与《毛诗小序》作比较。由此可见，整理者是将“诗论” 看作是与“诗序”性质相同或相似的文献，否则就不可能放在一起比较。最近，又有学者主张将《孔子诗论》易名为《古诗序》[2]，认为两者的体例是相同的。

2001年12月23日，在《中国哲学》编委会召开的在京部分简帛学者座谈会上，笔者谈及对《孔子诗论》的作者及其篇名的看法[3]，认为该篇并非全是孔子论诗的文字，而冠以《孔子诗论》之名，有失允当；而将1—4简定名为《诗序》也觉未安，因为两者其体例不类。近日再读《战国楚竹书》，而觉意犹未尽，故再作申论如下。

《孔子诗论》的体例和性质，与自古相传的《诗序》是否相同？需要作具体的考察。《诗》之有序，犹《书》之有序，“序”是序次之义。《诗序》、《书序》原本单独成卷，按照《诗》、《书》各篇次第为文，文字简要[4]。《诗序》与《书序》体例基本相同，性质最为相似。两序之作，旨在提示各篇的撰作背景，类似于后世的“题解”，如《书序》有云：

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谟》、《皋陶谟》、《益稷》。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先公先相宅，作《召诰》。

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

其目的在于介绍各篇作者及撰作缘起，所以古人说：“孔子删《诗》，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5]”《书序》是否为孔子所作，学界尚有争议，但《书序》之旨是“各陈作者所由”，学者间大体没有分歧。由于《书序》的这一主旨，决定了《书序》的内容不涉及文义，也不对正文作评说。

《诗序》的体例大率与《书序》仿佛，也是“各陈作者所由”，但可以细分为三类。如：

《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

《维清》，奏《象舞》也。

《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这一类序意在说明诗的使用场合，《清庙》是周公营洛邑之后率诸侯文王时的颂诗；《维清》是奏《象舞》之乐时的颂诗；《烈文》是成王即政后诸侯助祭时的颂诗；《昊天有成命》是周天子郊祀天地的颂诗。这种背景，若不作说明，读者仅凭《诗》文是很难得知的。还有一类《诗》序，以说解《诗》的题义为主，如：

《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

《雀巢》，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

《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

《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

这类序意在说解《雨无政》、《雀巢》、《汉广》、《东方未明》等诗得名的缘由。《雨无正》是刺幽王时政出多门，《雀巢》是赞美夫德如鸤鸠，《汉广》赞美文王之道广被于江汉之域，《东方未明》是刺朝廷号令失时，等等，都是点明题义。另有一类序，意在指出作《诗》的本意，如：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祈父》，刺宣王也。

刺诗很少直斥其非，大多是用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这是中国古代讽谏诗的特点。如果不作说明，读者无从知晓诗作者的“志”之所在。

明儒蒋悌生在论述《诗序》的作用时说：“若《诗》之作，或歌咏性情，或铺陈政事，或称颂功德，又多比兴之辞，故其所作之由，与其所指之实，多不具于诗文之中，而皆含于言诗之外。苟无《小序》以识其所由，则后之读者贸贸然，又孰知其为何等之言，而述何人何时之何事哉！[6]”可见，《诗序》的主旨，是在介绍“言诗之外”的材料，而不在“诗文之中”。这就决定了《诗序》的文字大体不会深入诗的本文。

如果从体例上归纳《诗序》、《书序》的特点，有两点是很清楚的。第一，都以介绍背景材料为主，包括作者、撰作缘由等，不引用正文，不评论文义；也就是说，以正文的外围知识为主。第二，各篇之序各自为文，彼此不重复，即仅就本篇立说，不旁涉它篇。

揆诸上博简《孔子诗论》，其体例与《诗序》、《书序》恰恰相反。《孔子诗论》的重心是论述《诗》的思想内涵，着重在《诗》的本身。如：

    《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雀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

之思，《燕燕》之情，曷？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7]（第10

简）

    ……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

知，则知不可得也。《雀巢》之归，则离者……（第11简）

    ……召公也。《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第15简）

    ……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第12简）

    ……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恒乎？《雀巢》出以百两，不亦有离乎？《甘[棠]》……

（第13简）

    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第15简）

《诗》的意义在于“言志”，志之所在，即是诗教的立意之所在。无庸赘言，以上六枚竹简所言，正是向读者提示《诗》“志”的所在，如《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雀巢》之归，《绿衣》之忧，《燕燕》之情，《甘棠》之爱等等，含有提炼《诗》义以明《诗》志的意思。类似的情况在《孔子诗论》中触目皆是，显然，这些内容都不属于“诗序”的范围。

上举六简，中间虽有残阙，但文义相续，语气相贯，故整理者及研究者多归在同一篇或同一章之中。在短短二百余字中，《关雎》、《樛木》、《汉广》、《雀巢》、《甘棠》、《绿衣》、《燕燕》等篇名反复出现，这种现象也见于其它竹简，如：

    ……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

《清[庙]》……（第21简）

    ……之。《宛丘》曰：“洵有情”，“而亡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

御乱，”吾喜之。《鸤鸠》曰：“其义一”，是“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曰：“文]

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第22简）

    [《清庙》曰：“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乍敬惟

人”，“丕显惟德”，“於乎前王不忘”，吾悦之。（第6简）

上举三枚竹简，意思也是连贯的。整理者将第6简归在《讼》篇，而李学勤先生移于此处[8]，甚是。简文不仅论述《诗》篇的大旨，而且直接引用《宛丘》、《猗嗟》、《鸤鸠》、《文王》、《烈文》、《清庙》等篇的诗句，已经深入到“诗文之中”。而且《宛丘》、《猗嗟》、《鸤鸠》、《文王》、《烈文》等篇名也反复出现。上博简颇有阙失，推测原简之中，类似的现象必定还有。而这类现象，正是“诗序”所不可能有的。

综上所述，《孔子诗论》的主旨是论述《诗》义，故不仅引章摘句，畅论《诗》志，而且不嫌文字重复，属于议论性质的文字，而《诗序》是题解类的文字，因此，断断不能将《孔子诗论》名之为“诗序”，或者“古诗序”。

《诗序》和《诗论》既是出于不同的需要而作，表述的内容也各有重点。前者为介绍与《诗》的相关知识而作，是《诗》的辅助材料，文字的指向是在《诗》外。后者是就《诗》义而作，文字的指向是在《诗》的深层。整理者将两个不同性质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所谓的比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整理者还断言，《毛诗小序》所谓“美”、“刺”的说法，“可能相当部分是汉儒的臆测。[9]”可知整理者已认定《毛诗小序》为汉儒的作品。众所周知，《毛诗小序》的作者至今没有定论，有孔子说、子夏说、毛公说、卫宏说等等。整理者没有对此进行论证，甚至没有作必要的说明就下此结论，似乎有欠考虑。至于《诗》本身是否有“美”、“刺”的功能，孔子是否反对“美”、“刺”之说，需要另文讨论，此处从略。

顺便要提及的是，有人提出，《孔子诗论》有可能是西周王官之学的遗迹。这恐怕是凿空之论，笔者绝对不敢苟同。因为问题很清楚，《孔子诗论》中多孔子之语，孔子为春秋末期人，岂能为数百年前的西周王官设教？孔子之语而外的论说，都是围绕或顺接孔子之语而发，论者必是孔子后学无疑，岂能为西周王官设教的证明？

（原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