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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有关君臣论述的研究 ——兼论《语丛四》的问题 罗运环 君臣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郭店楚简的文本体现了辑录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及其思想倾向和时代精神。学术界对此尚无系统的研究，本文打算结合楚国的历史对郭店楚简有关内容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同时也对争议颇多的《语丛四》问题发表一点看法。不妥之处，恭请指正。 一、 君臣伦理 首先简文认为“君臣”的存在是从来就有的，是天生的。《六德》篇云：“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君臣”间的伦理关系也是天经地义的。《成之闻之》篇云：“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如果违背了君臣之义，就会被视为“乱天常以逆大道”的小人。严格遵守这种人伦关系就是“顺天德”，也就是适应了“天心”，才是正人君子。 君臣及其人伦关系，既然是天生天常，故简文极力要求维护所谓的“天常”。在《六德》篇中就反复强调“君君，臣臣”“各行其职”，并指出：“其反”，“君不君，臣不臣，昏所由作也。” 维护君臣关系的伦理主要是义、忠、友等。《六德》篇云：“……［故曰］：父兄任者，子弟大材艺者大官，小材艺者小官，因而施禄安（焉），使之足以生，足以死，谓之君，以义使人多。义者，君德也。非我血气之亲，畜我如其子弟，故曰：苟凄(济)夫人之善□，劳其□□之力弗敢惮也，危其死弗敢爱也，谓之［臣］，以忠事人多。忠者，臣德也。”一言以蔽之，即“君义臣忠”。《语丛三》曰：“友，君臣之道也。”这个友就是《周礼·大司徒》注所说的“同志曰友”之友。君臣志向统一，君义臣忠，使两者达到合谐的最佳状态。 当然，昔日的君臣关系不像今日的“同志”式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父与子的关系。《语丛三》所言：“父亡恶，君犹父也，其弗恶也，犹三军之旌也，正也，所以异于父，君臣不相才（在）也，则可已；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从主宰和表率作用来看，君臣关系如同没错误的父亲一样。但君臣关系又不同于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是一种血缘关系，是无法改变的，而某臣与某君的关系是可以随时改变的。不高兴可以离职而去，“不义”而加入己身，也可以不接受。 至于何为忠臣的问题存在分歧，这在《鲁穆公问子思》篇中有较集中的论述。该篇载子思回答鲁穆公问时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但鲁穆公“不悦”。成孙弋则也持相反的观念。他说：“夫为君之故，［臣］杀其身者，尝有之矣。恒称其君之恶者，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交禄爵者也。”前引《六德》篇“［君］育我如其子弟”、“危其死弗敢爱”的说法，亦与成孙弋所见略同。总之子思与成孙弋等不同的见解，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忠臣观。 忠臣问题也是楚君所十分关注的问题。据《战国策·楚策一》所载，楚威王问莫敖子华曰： “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莫敖子华回答说：“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碊决腹，壹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有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并分别列举令尹子文、叶公子高、莫敖大心、申包胥、蒙谷等有功者为例来论证其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史记》本传），受谗见放，在流放期间，何为忠臣？也是他苦苦思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至于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缁衣》孔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志也，则君不疑其臣，臣不惑于君。”“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辞其所能，则君不劳。”故简文有关君臣的论述的辑录，是适应楚国实际需要的。 二、“贵贵其等尊贤”与举谋士 作为国君，在用人制度上，有一个由任人唯亲到任人唯贤的过程。如楚庄王时继承楚国传统的用人制度，“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左传·宣公十二年》），就是在同姓中选拔贤能，在外姓旧臣的后代中选拔贤能。进入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的大变革，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士的阶层。在这个阶层中涌现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既有文化知识，又有政治见解，既有治国之术，又有外交活动能力，还摆脱了宗族制的束缚，自由自在，没有“国”与“家”既得利益的牵累，专以游说取仕。同时，各诸侯国在社会大变革时，在剧烈的战争中，力求生存和发展，极力招贤和任用这样的人才。楚国亦不例外，如吴起就是楚悼王从中原引进的这种游士人才。①但由于旧的习惯势力太大，对这种游士的任用十分有限。在用人制度上，楚人一方面承袭了旧有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内姓”和“外姓旧臣”的框框，扩大选任范围，这在简文的内容上也有所反映。 《五行》篇云：“贵贵其等尊贤，义也。”就是要尊重贵族的等级选任贤能者，其实质仍然是任人唯亲。《唐虞之道》篇曰：“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让。”尧舜禅让而不传子，虽爱亲而不任人唯亲。反映了辑录者的一片苦心。 “士有志于君子道，谓之志士”，“达诸君子道，谓之贤。君子知而举之，谓之尊贤；知而事之，谓之尊贤者也”（《五行》）。当然，在仕途中并非“志士”、“贤者”皆能如愿以偿的。有志于君子道、达诸君子道，这只是士人的内在条件，是否被任用还得看是否遇贤主。《穷达以时》篇云：“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理想的世道和贤明的君主遇得上否，也是一种天意，即所谓“遇不遇，天也”，“穷达以时，幽明不再”。《唐虞之道》云：“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爱亲，义而未仁也。” 随着战国连横合纵形势的发展，对于贤人、游士任用更加需求，所谓“君有谋臣，其壤地不钞”（《语丛四》），一语就道出了谋臣的重要性。《语丛四》：“早与贤人，是谓央行，贤人不在侧，是谓迷惑。不与智谋，是谓自欺，早与智谋，是谓重基。”同时各国还有所谓的“巨雄”，他们能量甚大，不可忽略。故《语丛四》说：“邦有巨雄，必先与之以为朋。虽难之而弗恶，必尽其故。”凡此皆表明了笼络政策的变化和用人原则任人唯贤的趋势。 三、 对《语丛四》的认识 以上两个部分系统地讨论了君臣关系及君对臣任用原则的变化。再来考察《语丛四》的问题，就好把握了。 《语丛四》是否应与《语丛》前三篇归为一类?不少学者认为《语丛四》与前三篇很不一样，②并要将其从《语丛》中划出去。我认为此言值得商榷。 就竹简形制而言，《语丛》四篇均属短简，且简端平齐。《语丛四》简长151厘米，与《语丛》前的各选篇简长（264～325厘米）区别明显，与《语丛一》和《语丛三》的简长（172～177厘米）比较接近，尤其是与《语丛二》的简长（151～152厘米）基本一致。这样，说《语丛四》与《语丛》前三篇形制不同并将它们分开，显然存在矛盾。应当说整个《语丛》的形制比较一致。至于竹简两道编与三道编的区别，只能说明二者辑录时间的先后，而不能作为排斥《语丛四》的理由。 论书体风格，整个郭店楚简文字确实不太一致，仔细分辨其书体风格，对进一步调整各篇结构和文字研究以及书法研究都是有益处的③，但在内容的分类上则意义并不太大。内容分类主要看内容，这是一般常识，就不用赘言了。 据《国语·楚语》所载，楚庄王时，太子的教科书中有一种称之为《语》的教本，三国时期吴人韦昭注曰：“《语》，治国之善语。”这种治国善语应属于格言、警句之类，《语丛四》的体例正与此相同。说短简《语丛》四篇是注本，虽有一些道理，但无法与前面选篇对应。若结合出土竹简的该墓墓主是太子师来看④，《语丛》应当是太子教本中的《语》之类的书籍。 梁启雄先生《韩子浅解》，虽名曰浅解，但浅中有深意和新意。他在《说难》篇序中说：“韩子指出游说之士发言之难，及其遭遇之险，是一篇反映出人情世故和君主心理的作品。韩子的本旨似乎在于针砭纵横家之作风，使人知所鉴戒，绝不是提倡游说之术。”⑤《说难》篇的情况与《语丛四》有些类似，梁先生的意见对我们研究《语丛四》的主旨是有启发的。启发我们不可孤立、单纯地研究《语丛四》，而要把《语丛四》放在整个郭店楚简中去考察。郭店楚简均为选篇和摘录性质，选什么、摘什么均体现了编者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性。选篇如此，《语丛》也不例外。《语丛四》虽然也论述游说之道，但主旨并不在于宣扬游说之道。《语丛四》主要讨论用人问题，尤其是游士活跃期间的用人，包括对义士、谋臣、巨雄等的任用和笼络问题。其与前三篇讨论人性、伦理道德问题的关系，如同《语丛》之前儒家诸篇的体例一致，即既有讨论人性、伦理道德的内容，也有讨论君臣问题及国君用人原则问题（详见以上两个部分）。二者的内在联系，正是简文辑录者的巧心安排，若将《语丛四》从《语丛》中排除，则有伤辑录者的原意。 (作者为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注 释： ①罗运环：《论楚国的客卿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②庞朴：《〈语丛〉臆说》，载《中国哲学》第20辑；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收入本集；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4月。 ③罗运环：《论郭店楚简的书法艺术》，待刊。 ④罗运环：《论郭店一号楚墓所出漆耳杯文及墓主和竹简的年代》，《考古》，2000年第1期。 ⑤梁启雄：《韩子浅解》，中华书局，1960年版。
（原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
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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