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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国维的预言

王国维的预言

1925年7月，清华四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先期到校，他为暑期补习学校作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这篇演讲当时载入在《学衡》（1925/9）、《清华周刊》（1925/9）、《科学》（1926/9）等数种杂志。其实这篇演讲，王国维已经准备了很久很久。早在1922年的2月，王国维就已化名抗父在《东方杂志》19卷3期上发表了内容大致一样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

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王国维宣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他回顾了历史上的出土文献并指出了由于新的出土文献而必将兴起的新的学术。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之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

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

能够洞察学术变化，预言学术发展潮流，这样的学者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学者。王国维的具体末节的研究在今天或者明天很多可能会被修正甚至推翻，但只要有这样一篇演讲，他就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学者。

王国维的这次演讲，分为五项内容，除了上述“四者”而外，他还讲了“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这五项学问中，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是王国维有切实研究心得的学问。内阁大库档册和古外族遗文两项学问严格说来说还称不上出土文献；在署名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中，王国维自己最初也仅列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三项。而这三项学问，恰如王国维所预料，都已成为本世纪国学研究中的显学，分别称为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

  甲骨学

100多年前，河南安阳这个地方，农民常常从地里挖甲骨卖给药店，药店以之入药，称“龙骨”。1899年，有个名叫王懿荣的人患痢疾，服用的药里就有这么一味“龙骨”。王懿荣是个金石学家，他诧异有些“龙骨”上面居然会刻有与金文相似的文字，就大规模进行收购。六文钱一斤的“龙骨”于是身价骤涨，成了古董。

龟甲和牛胛骨是商代人专门用作占卜的，龟甲经过整治钻凿后，放在火上灼烤，根据甲骨的裂纹判断卜兆的吉凶，然后，再把有关占卜的内容刻在龟甲上，所以也称为甲骨卜辞。商人很相信这样的占卜方法，出征、渔猎、婚嫁、祭祀等各种事项都要占卜甲骨。安阳地区，本是商代后期的都城。商亡以后，国都毁而为废墟，故称殷墟，大量占卜用的甲骨因此湮没地下。因缘际会，入土3千多年的甲骨竟得以重见天日。

王懿荣在八国联军入北京时投水自尽，收集的1500片甲骨多数成了《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收藏。刘鹗在罗振玉的帮助下，于1903年编印了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1904年，孙怡让据《铁云藏龟》公布的1058片甲骨写了第一部甲骨学研究著作《契文举例》。此后，罗振玉、王国维致力于甲骨文字的考释，认出485字，作为学者研究对象的甲骨学终于形成。王国维预言甲骨文字研究必将成为未来一门大学问之时，正值甲骨学刚刚起步。

王国维研究甲骨文字，和罗振玉的引导分不开。1909年，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以“正史家之遗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自相要求，他考证了殷商都城，商王名谥；并对比金文释读甲文；还研究了甲骨占卜法。初步奠定了甲骨学研究的方法义例。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避地日本，致力于古史研究。罗振玉收藏甲骨数万片，王国维得以时时揣摩。1914年，罗振玉作《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还为之手写付印。

王国维用甲骨卜辞来考订商王世系，成绩最为卓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对于甲骨学和上古史研究来说有着双重经典的意义。司马迁作《史记》，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论述上古帝王谱系。但有关上古史事的文献，孔子已感慨“不足”；秦始皇焚书，除秦以外各国史书均遭焚毁，司马迁更为之浩叹。司马迁虽获睹“史记金匮石室”，又四处奔走搜求史料，但其论述上古史之可信度到底如何，始终无法验证；而1917年的中国学术界，疑古之风已经兴起。王国维以新出土之甲骨卜辞，力证《史记•殷本纪》所记商王谱系确实可靠。

王国维考论商的先公先王，先从王亥开始。卜辞中王亥之名屡见，是殷人的高祖，祭礼特别隆重。而《山海经》中即有王亥其人，另外，《世本》、《帝系篇》、《楚辞•天问》等古籍中也都有记载，惟字有通假；《史记》在《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两处均作“振”，“振”与“垓”、“核”形近而讹；《吕氏春秋》作王冰，篆字冰与亥字也是形似而讹。然后考王恒，根据《楚辞•天问》，王亥、王恒是兄弟，其父季也见于卜辞，即《殷本纪》上的冥。再考上甲，（此前，王国维已作《殷人以日为名之所由来》，考察了商先公先王以日干为名的由来）□在卜辞中常见，应即《殷本纪》的上甲微。并进而证实了罗振玉关于乙、丙、甲可能即《殷本纪》报乙、报丙、报丁的怀疑，卜辞示壬、示癸即《殷本纪》的主壬、主癸。有商一代的先公先王，多得到了甲骨卜辞的证明。

王国维在利用甲骨卜辞论证商王谱系时，最早进行了甲骨缀合。王国维发现有一片甲骨上的上甲、报乙、示癸似与另一块甲骨上的报丙、报丁等名号有联系，拼合的结果两片甲骨完全吻合，而且文字也连读，这样确认本是一片折断。以后郭沫若又缀合上折自同一甲骨的第三片，从而补上了大乙、大庚、小甲、祖乙。这样从上甲至小甲的商王谱系完整了；而且还纠正了《殷本纪》报丁、报乙、报丙世系的错误，应该改写为报乙、报丙、报丁。

左图即是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中论证商先公先王谱系所利用的由三个断片缀合的甲骨摹本（《殷契粹编》第112片）。其释文是：

乙末，酉  品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十，小甲三，□三，且乙十。

1899年至1928年，民间私人挖掘的甲骨总数估计有7万片，绝大部分由私人收藏，很多甲骨流散国外。1928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前后15次在安阳小屯及其附近地区进行科学发掘，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石璋如等先后主持发掘，共获甲骨文字24918片。其中尤以第13次发掘收获空前，大部分甲骨出土于未被扰乱的127号坑，共获龟甲17088片，完整的近300版，牛骨8片，文字有写有刻，彼此叠压。127号坑还发现人骨一具，估计就是专职管理甲骨者。

与此同时，河南省博物馆也进行了2次发掘，共获有字甲骨2673片。抗战至解放前夕，甲骨仍有出土，多流散海外。

新中国成立后，50年4月中国科学院就在殷墟小屯村成立工作站，同年由郭宝钧主持首次发掘殷墟，在四盘磨村发掘卜骨4片。53年，大司空村出土甲骨60片。58年，河南文物工作队又发掘卜骨9片。58-59年在小屯及附近各村又进行了11次发掘，出土卜用甲骨648片，但仅2片有字。，59年、61年、62-64年苗圃北地共发掘有字甲骨4片。71年

，考古所在小屯村西发掘的有刻辞卜骨10片，在后岗发掘得有字卜骨1片。73年，在小屯村南发掘字甲74片，字骨5251片，这是解放后发现甲骨数量最多的一次。67-77年，小屯村南、中、杯发现4片字甲，10片字骨。85年在小屯村西北发现2片字甲。86年，小屯村中发现8片字骨。89年，又在村中发现1片字甲，293片字骨。91年，在花园庄东发现574片字甲，5片字骨。

除了安阳附近外，在河南郑州、洛阳、山东济南、陕西长安张家坡、山西洪赵县坊维村、北京昌平白浮村等处均有甲骨出土。除了商代甲骨，西周甲骨也多有发现。尤其是77年、79年，陕西周原岐山凤雏村、扶风齐家村两个遗址出土总计185片的有字甲骨，促使甲骨学产生了以周原甲骨文为中心的西周甲骨文研究的分支领域。

出土甲骨文的总数，各家统计出入相当大，多数学者估计有10万之数。《甲骨文合集》编号41956，《补编》编号13450，总计6.5万片的甲骨约占著录总数的四分之三。

随着大量甲骨的发掘，甲骨文的缀合、辨伪、考释、分期断代等各项研究工作也深入展开。1999年，庆祝甲骨出土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南京、安阳和台北召开。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相当成熟的综合学科了。

  敦煌学

  差不多就在甲骨文被发现的同时，1900年，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打扫敦煌莫高窟一个并不起眼的石窟时意外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17），尘封700余年的5万多卷六朝、隋、唐、宋代的文献书卷重现于世。

1902年，甘肃提学使、金石学家叶昌炽从敦煌知县手中得到了几件敦煌写卷和绢画，意识到这批文书的学术价值，立即建议甘肃省藩台将敦煌经卷上调兰州保管。令人痛惜的是此项建议竟因为5、6千两银子的运费无着落而作罢。也就在这一年，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在德国的汉堡举行，会上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报告了他在过去2年中亚探险的经过和成果。会议决定成

立国际中亚及远东探险协会总会，鼓励各国组织探险队对此区域各地探险。冷落了许多年的敦煌再次热闹起来，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时走访了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出自藏经洞的的敦煌写本24箱、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深入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大量拍摄壁画照片。伯希和能操汉语，并熟悉中国古典文献，他在全部翻阅了藏经洞遗物后，廉价骗购了大量敦煌遗书的精品和斯坦因所遗绢画、丝织品。日本人大谷光瑞是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的宗主，他曾经亲自带队考察过西域佛教遗迹。1912年，由他发起组织并由西本愿寺资助的大谷探险队在第三次探险时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400余件敦煌写本。1914年，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奥登堡博士率领第二次俄国东突厥斯坦考察队来到敦煌，掠走多幅壁画断片、布画、绢画、纸画、丝织品和大量写本。同年，斯坦因再次到敦煌，又骗得570余件写本。

1909年5月，伯希和在北京为法国远东学院购书，其间在六国饭店举办了敦煌写本展览，从而引起罗振玉、王仁俊、蒋黻等京师学者的注意。8月,清政府学部终于致电陕甘总督，令饬查检齐敦煌文书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劫余文书，最终由清政府学部解省送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敦煌文书引起学者浓厚的兴趣是不足为怪的，5万余件5—l1世纪的敦煌文书内容广涉佛、儒、道经典，各类书籍，官府文书，私家文献，寺院档案，以及诗词变文，日用杂字，星历占卜，而且还包括了汉文以外的藏、突厥、回鹘、于阗、梵文等各种文字的资料，为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艺术、民俗学、科技史等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王国维是最早对敦煌文书进行多方面研究的中国学者。

敦煌唐写本《太公家教》是一本童蒙读物，汇集了许多民间谚语。《太公家教》上记录的许多谚语，我们今天读来仍感觉亲切：“居必择邻，慕近良友”，“近妄者陷，近偷者贼。近痴者愚，近圣者名”，“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慎是护身之符，谦是百行之本”，“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万顷，不如薄艺随躯”，就像家中老人循循善诱。如果不是出自敦煌石室，谁又会想到居然是唐宋儿童启蒙诵读的格言语录。

这本小书当初在敦煌一定很流行，因为斯坦因就骗去了12种写本，伯希和骗去了22种，另外还有2种，王国维看到的罗振玉的藏本则是最好的一个本子。可惜唐宋时风靡流行的《太公家教》大概在明代就失传了。王国维推测《太公家教》的编辑者是个乡村老塾师，并且认为其篇名取自文中“太公未遇，钓鱼渭水”中的“太公”。

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唐五代歌辞的写本，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云谣集》更是一部意义非同小可的书。在敦煌石室未开启之前，通常都把赵崇祚在后蜀广政三年（940）编的《花间集》看作最早的一部词的总集。《云谣集》的发现将这个年代提前了，它的抄写年代最迟在后梁龙德二年（922）。所以，罗振玉印行这部集子时就径直题为“唐□□撰”。分析《云谣集》中收入的全部30首词的内容，这些词应当是盛唐时的作品。常常说“唐诗宋词”，宋之前原来就有了词和词的总集。

最先有此大发现的正是王国维。1912年日本的狩野直喜博士在欧洲游学时录得被斯坦因、伯希和骗去的《云谣集》部分内容。罗振玉、王国维大约在1919、1920年前后看到录文，王国维最早开始了相关的研究，他在《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中指出曲目记载的八个调名是开元教坊旧物，崔令钦《教坊记》中记录了这些曲子。可惜，狩野仅仅录下了《凤归云》二首，《天仙子》一首，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中最先公布了这三首词，这篇文章署名“静庵”发表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

如果说《云谣集》的发现对于文学史意义深远，那么，王国维校勘《秦妇吟》长诗，则对于研究韦庄其人和唐末史事更具史学价值。

王国维最初看到这首诗，还是狩野博士抄自伦敦博物馆的前后残阙的残本，没有篇题也没有撰人姓名。王国维根据《北梦琐言》记载，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巢军攻克长安，撰《秦妇吟》一篇，内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而这两句恰出现在狩野博士抄下的敦煌残卷中，推断此敦煌残卷诗为《秦妇吟》。

事实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王国维不久就看到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书目》上著录《秦妇吟》一卷，署右补阙韦庄撰，于是他就写信托伯希和抄录。1924年2月，伯希和校订了巴黎和伦敦所藏的两个本子，手录了完整的《秦妇吟》1386字相赠。王国维就此作了更深一步的校勘和研究。研究的结果是韦庄此诗作于中和三年（883），其时他还未中进士，正因战乱而辗转流浪。乾宁改元（894），韦庄考中进士，此后韦庄显贵，入蜀参加王建政权，官至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后来其弟编辑《浣花集》，碍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句，而未将此诗收入。一首长篇叙事诗，赖敦煌石室的发现而再传于世；一段历史公案，赖王国维的精心考据而真相大白。

王国维在清华讲演后不过5年，193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中最早明确提出了“敦煌学”这样一门新的综合学科的概念。

自王道士打开藏经洞至今恰好100年，一个世纪来，作为世界文化的伟大遗产，敦煌文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而它的明天无疑将更加灿烂辉煌。

  简牍学

  简牍的被发现和研究早就开始，最著名的是孔壁书和汲冢书。除此之外，历史上的文献出土据史书记载还有很多次。比如，晋武帝时有人在嵩山下，得到一枚东汉明帝陵中的策文简。南齐时，襄阳楚王冢出土战国时期十余枚《考工记》竹简；刘宋时，现在江苏武进地方的吴季札庙井中也发现过一枚木简。北周末年，居延的古屋遗址中发现有字竹简。北宋时，甘肃天都出土过载有东汉章帝章和年号的木札；陕右地方也出土过东汉安帝时的讨羌檄书。

进入20世纪，简牍出土数量规模都远超前代，而且得到了妥善的保存。但本世纪初的简牍发掘者大量是外国人，新出简牍很多被盗运国外。

第一个在西北发现简牍的是斯坦因，他于1900-1901，1906-1908，1913-1914年三次在中亚和我国西北进行探险考察，劫去大量文物，并藉此而被英王册封爵士。

1901年，斯坦因在被荒废了1600多年的尼雅遗址发掘了40余枚汉文简牍和524枚去卢文木牍，去卢文木牍的封泥上居然印有汉文篆字和希腊神像！斯坦因将这批资料委托法国学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研究，1907年沙畹正式公布了这批资料。

1906年，斯坦因在尼雅、楼兰、米兰、敦煌探险，获得汉晋简牍数百枚。这批资料，连同他在敦煌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骗得大批古文书，于1913年由沙畹公布。

1913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在敦煌汉代遗址中，获得汉代木牍150枚，这批文书由马伯乐（Georges Maspero）研究，1953年大英博物馆将之公布于世。

在丝绸之路上探险考察的外国人远远不止斯坦因一个。

1901年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发掘楼兰古城遗址，发现120多枚汉文简牍和36张汉文文书和大量去卢文木简。斯文•赫定发现的所有文书1920年由德国学者孔拉第（August Conrady）公布。楼兰古国在西汉元凤4年（B.C77）改名鄯善国，鄯善国东汉时吞并了邻居精绝国（即为斯坦因所发现的尼雅遗址）。在沙漠中沉寂了一千多年的古代王国被发现了，世界为之轰动。

1908年，俄国的科兹洛夫（Pytro Kuzmich Kozlov）在考察西夏古都黑城时发现2枚简牍。1923年他发表了考察报告。

1908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第二次考察中亚。第二年，年仅17岁的桔瑞超在楼兰遗址海头故城中，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和5枚晋代木牍。李柏是十六国时期前凉的西域长史，他在328年到海头后，写信给焉耆等国国王，安抚高昌诸国并商讨对付西晋戊巳校尉赵贞，“文书”即是信函的草稿。1915年，桔瑞超公布了这些魏晋简牍。

外国探险家们将发现的简牍和其他文物盗往他国。斯坦因所获简牍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和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斯文•赫定所获简牍现藏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还散见于俄国博物馆民族学分馆和俄国科学及亚细亚博物馆；大谷探险队所获简牍项藏于日本龙谷大学。

1930年，当斯文•赫定准备再度前往西域发掘宝藏时，南京政府终于出面干预。结果中国和瑞典合组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规定所获文物归属中国。2月，中方团员黄文弼在罗布沙漠的默得沙尔获木简71枚，1948年黄文弼公布了这批简。1930年4月至1931年，瑞典团员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东经100°至101°，北纬41°至42°的汉代烽燧遗址中掘获了1万枚汉简，这是解放前出土最多的一次，闻名中外。由于出土地可能属于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所以称为“居延汉简”。这批汉简于1931年5月末运至北京。刘半农、马衡、傅振伦、傅明德、向达、劳干、贺昌群、余逊等先后参加了整理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这批珍贵的文物辗转数地，最后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战后才回归中国。劳干历时14年分三次公布了居延汉简的释文、考证和图版。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更为完整的《居延汉简甲、乙编》。

1944年，由向达、夏鼐领队的中国学者独立组队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也对河西进行了考察，获得48枚简牍，同年即由夏鼐公布。

在王国维那个时代，中国学者根本连原简也看不到，研究简牍的难度可想而知。就在这样的条件下，1914年，罗振玉和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由日本京都东山学社出版，这是中国学者研究简牍的开端。

众多的简牍发现于汉代的烽燧遗址中。我们虽然非常熟悉千金博一笑、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但烽燧到底是什么呢？汉代边塞烽燧，大多是为了对付匈奴而设置的。在边缘冲要地带，设烽燧侯望，事关军事机密，所以有关的文献记载很少，在未获睹汉简之前，即使是专门的史家对烽燧制度也知之很少。

汉简的发现为研究烽燧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王国维在《流沙坠简》烽燧类考释和《敦煌汉简跋十二、十三》中最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还在斯坦因纪行书中附图的基础上重新绘制了边郡烽燧分布图表，对诸烽燧的地望、次第进行了详细考定。

“烽燧”是边郡用来传送警报、沟通消息的治所。古代因为称名的关系，搞得很混乱。就词源上看，王国维认为，燧是就其地而言，烽是就其物而言。烽是烽火，燧是亭燧，凡亭燧所在即有烽火，烽为燧的候表，燧是守望烽火的处所。

烽燧中置放能够引上放下的木制机具桔皋，桔皋头有竹笼，平时放下，用时就引上燃放烟或火。王国维认为，白天有敌情时燃柴草放烟报警；夜间有敌情，燃草粪焚火。因为夜间看放火，比白天看放烟更能及远。

古代边防报警根本上就有这样两种信号。汉简中或称燧，或称烽，称燧之名的多达几十处，而称烽的仅三简，根据这一现象王国维进一步判断，汉简中称燧是白天放烟，称烽是夜间放火；并因此以为，汉代各燧间的距离较近（估算一般在10里左右），而各烽间的距离要远得多，有几十里。

王国维将汉代烽火的类别具体分作烽、表、烟、苣、积薪五种，这五类烽号中的烽是草编或木框架上蒙覆布帛的笼形物，表是布帛旗帜，烟是烟灶所升烟柱。这三类是白天用的。苣火是燃举苇束火把，夜用。积薪是巨大草垛，白天燃以视其烟，夜间燃以观其火，日夜兼用。

烽燧以候望为职，但也兼管传书之事。烽燧的职责具体说有谨候望、通烽火、防寇抄、传文书四方面，其中谨候望、通烽火是汉代塞上烽燧的主要职责，它既包括警戒眺望、侦察敌情，又包括发布烽号、传递烽号。

后代学者对烽燧制度的意见虽不尽一致，但王国维无疑是这项研究的开创者。王国维实际开创的简牍研究的范围和内容要广阔很多很多。

  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作导师一直到1927年6月2日自沉昆明湖，他自编的讲义中收入文章28篇，其中《古史新证》是他在研究院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在《古史新证》总论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工作和治学方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的情况下，王国维最终总结出了综合利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是王国维昭示后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影响深远。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很快为有识之士所肯定，陈寅恪赞这种方法可“示来者以轻轨”，郭沫若更以为这种“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二重证据法很大程度上实在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

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根本在于它开拓了史料的来源。甲骨卜辞“有裨于经史二学”；断简空名，可以实指其地；敦煌写本是补订史实、校勘文献的依凭；封泥玺印“足以考正古代官职地理书”；陶器、货币上的文字都“足以考经证史”。

二重证据法的价值还在于它提出了检核传承文献的重要问题。传统的经史典籍作为史料记载史实的可信度，是需要检验的。如，甲骨卜辞这样的不同来源的资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有些传统文献如《五帝德》、《帝系姓》、《山海经》历来以其言不雅驯而为多数史家忽视，但地下资料说明它们也具有表示事实的一面。

应该指出的是，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还有现实的针对性。当时《古史辨》第一册虽未出版，但顾颉刚否认禹为人王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已经发表，对此轰动一时的文章，王国维自然是注意的。所以在《古史新证》总论“纸上材料”、“地下新材料”之前王国维说了一段非常中肯的话：“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