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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郭店：战国的思想

棺椁、墓主、随葬品  1993年冬，湖北荆门市四方乡郭店村的1号楚墓出土了804枚竹简。其中有部分无字简；有字简据整理后的数字统计，共存730枚，大部分完整，未拼合的小碎片数量不多。郭店简总字数约13，000字，虽比不上汲冢书10万字之数，但全部竹简均为学术内容，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对战国学术与思想的认识，还是令学术界欣喜若狂。

郭店1号墓位于纪山楚墓群中。历年的考古资料证明，这里是一处东周时期楚国的贵族墓地，在它南面约9公里的地方就是东周时期楚国的都城——纪南城。

整个墓地坐落在一高出周围地面约3—5米的土岗上，约南北长700、东西宽350米，岗上分布有塌冢子、大陈湾冢、李家冢等10余座中小型墓冢，与郭家岗墓地、尖山墓地、冯家岗墓地、大薛家洼墓地等22处墓地连成一片，构成了庞大的楚墓葬群。

1993年8月23日，郭店1号墓被盗掘至椁板。10月中旬该墓再次被盗，盗墓者挖出已回填的泥土，在椁盖板东南角（头箱南端）锯开0.4×0.5的长方形洞，并撬开边箱，盗走文物，致使墓内器物残损、混乱，雨泥浸入椁室内。为抢救墓中残存文物，考古工作者于10月18日—24日对郭店1号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

郭店1号墓（俗称塌冢子）位于土岗南端，发掘前此处为耕地，封土早年夷平。墓坑为长方形土圹竖穴，方向100度。墓口距地表0.5米，口大底小呈斗状，墓口至椁盖板一段四壁斜直平滑，椁盖板至墓底一段墓壁垂直。墓口东西长6、南北宽4.6米，墓底长3.4、宽2米，墓深7.44米。在墓室东壁设长方形墓道，长9、宽2—2.32米、尾端距地表3.4米。盗洞位于墓坑东南隅，长3、宽2.4、 深6米。墓坑上部填黄夹红褐色五花土，厚3.7米；中填灰褐色土，厚0.6米；下部为青灰泥，厚1.2米。椁室四周填青灰泥。

葬具为一棺一椁，保存较好。由盖板、椁壁、底板及垫木组成，长3.3、宽1.68、高1.3米。1号椁盖板被盗锯一段，长0.44—0.68、宽0.58米。椁室系在两根长方形横垫木上直铺底板后垒砌而成，由头箱、边箱、棺室组成，其间均设隔梁。头箱长1.24、宽0.46、高0.96米，边箱长2.34、宽0.26、高0.9米。棺室长2.46、宽0.92、高0.9米。棺置于椁室北侧。棺长2、宽0.72、高0.86米，为长方形悬底方棺，由盖板、壁板和底板构成。单透雕苓床设在棺内，这是楚人独具的葬俗。

墓主头东足西置于棺内，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仅存骨架。其上残留较多的腐烂丝织物。

清理出土的残存器物种类有礼器、生活用具、兵器、车马器、丧葬器、乐器、工具、装饰品、竹简等。其中的铜铍、龙形玉带钩、七弦琴、漆耳环、漆奁等文物的形状及纹样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风格。发掘者推断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郭店楚简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墓葬年代。

804枚竹简出于头箱，出土时因编线腐朽而散乱无序。竹简大部分完好，少部分残断。其中部分竹简被盗。竹简长15—32.4、宽0.45—0.65厘米。形制有两种：一种两端作平头，另一种两端削成梯形。简上保存有编连痕迹2—3道。简文字体笔法与包山楚简相近，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

郭店楚简出土时业已散乱、残损，虽然依据竹简形制、抄手的书体和简文文意进行了分篇、系联，但已无法完全恢复简册原状。各篇原来都没有篇题，整理者拟加了篇题。

1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郭店楚墓竹简》，全部公布了郭店楚简的释文和图版。众多的出土文献，大致可以分成儒家著作和道家著作两类。

属于儒家著作共有11种14篇，分别是《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及《语丛》4篇。

属于道家的著作有2种4篇。《老子》分甲、乙、丙三组，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绝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但不分德经和道经，章次与今本也不相对应。简本《老子》现共存2046字，约为今本的五分之二。由于墓数次被盗，竹简有缺失，简本《老子》原有的数量无法精确估计。《太一生水》是一篇佚文。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时期所称的“道”，主要论述“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

墓主是谁？  这么多的学术书籍与墓主人的身份有什么关系？郭店1号墓墓主的身份、年龄、职业、政治地位如何？墓主又到底可能会是谁？学术界首先为此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

《文物》于1997年7月发表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首先根据墓葬形制和葬品推测墓主地位相当于“上士”，竹简与墓主生前职业有关。

根据墓葬为一棺一椁形制，随葬品中的有字漆耳杯及鸠杖，许多先生在这个方向上作了可贵的探讨。

庞朴先生认为，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上下；墓主属士级贵族，很有可能便是殉葬耳杯铭文所称的“东宫之师”，即楚国太子的老师。李学勤先生风趣地称墓主是个“old professor”（老教授），因为随葬品有两根鸠杖，可知他是年事已高的男子。同出漆耳杯刻铭“东宫之师”，看来他曾任楚太子的老师。李先生进而判断：参考墓的年代，这位太子当即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墓主的死在顷襄王即位以前。在此基础上，许多先生对墓主作了进一步猜测，比如，姜广辉先生的陈良说，范毓周先生的环渊说，李裕民先生的慎到说等。

也有异想天开十分离谱的猜测。比如有人就认定墓主必是屈原无疑。居然还说什么“据挖掘报告，墓主遗骨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这很像墓主抱石投水而淹死后，被打捞上来，因尸体僵硬未能复原的姿势。”以为这就是屈原抱石自沉的证据。

关于有铭漆耳杯，有些先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德国的瓦格纳先生（Rudolph Wagner）和法国的马克先生（Marc Kalinowski）认为这个杯子并不足以说明墓主身份，因为很可能它只不过是朋友送的一件礼品。裘锡圭先生认为漆耳杯上的字样也许只是制作杯子的工匠所为，说明这杯子是某人作的。李零先生更明确指出漆耳杯杯底铭文应释读为“东宫之杯”而根本不是“东宫之师”。笔者以为，就漆耳杯铭文恐怕很难推断墓主究竟是谁。实际上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批书籍中包含的思想，由此也大体可以推测墓主的学术背景；若得如此，我们足以满足了。

郭店竹简以子思子思想为主，也杂揉道家、阴阳术数家的思想，带有稷下学派风格。因此说墓主是一个葬于楚地的有稷下学派背景的儒者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儒家的经传  六经为儒家之经典，其形成源于孔子。《诗》、《书》、《礼》、《乐》、《易》、《春秋》先秦时即已并称。长沙马王堆帛书《要》篇说孔子晚年好《易》，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并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书，而《易》则是天道、人道、君道的精华。郭店楚简更让我们清晰看到：孔子弟子、再传弟子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论述了六经与儒家一些重要思想的关系。

儒家的经传以简策的长短来加以区分。根据王充、郑玄的说法，六经是夫子圣人之文语，所以简策二尺四寸。《孝经》简策尺寸减半，《论语》简策是八寸。诸子则是一尺之书。

《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六篇简长32.5厘米，两端都修整为比较繁复的梯形，这是儒家经典。孔子死后，儒家分成八个学派，确切地说，郭店儒家著作属于儒家子思学派的经典。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及，孔子弟子曾子的的学生，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作了《中庸》一书。子思子之学是儒家学说从孔子发展到孟子中间重要的一环。

《缁衣》出自子思。《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隋书•经籍志》记《子思子》7卷，注曰：“鲁穆公师孔及撰”，说明沈约是见到此书的，其说可信。《缁衣》一篇，香港中文大学也藏有一支楚简，长沙博物馆也藏有残简，最近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的楚简中也发现《缁衣》（《材衣》）。作为《子思子》的一篇，《缁衣》在战国中期已经广泛流行于楚地。后来才被收入《礼记》。郭店本《缁衣》较传世的《礼记•缁衣》更接近原本面貌。

《五行》也出自子思，讲仁、义、礼、智、圣，《荀子•非十二子》曾批评子思唱之，孟子和之的五行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五行》中的概念范畴和思想与《中庸》多相吻合。所以，《五行》应该就是子思子的作品。过去马王堆3号墓也曾经出土帛书《五行》，比较楚简本《五行》，显然要楚简本比帛书本更接近原本。

《性自命出》内容主要论性与心、情，称《性情》更为允当。其论“性自命出，命由天降”，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致。而《中庸》之说更精炼，实当出《性自命出》后。“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性自命出》清晰地表述了性、心、情之间的关系。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中也出现了《性情》。

《成之闻之》专论君子“求之于己”的重要性，认为君子通过“求之于己”的人道而去体现天道。这是孔子到荀子人性论的中间环节，与孟子的性善论是有区别的。《成之闻之》的篇名是整理者根据最初几个字定的，这是某人闻道的内容纪录，而这个名“成”的人，廖名春先生认为就是孔子的学生县成。

《尊德义》的文辞近于《礼记•曲礼》和《论语》，而体例也与《中庸》等颇为相近。我们熟悉的许多儒家名言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比如，《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尊德义》作“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小人”。有些孔子的话，一直让人解释起来很困惑，现在也终于真相大白。《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很难想象开创始私学、有教无类的孔子会说出这样有愚民思想的话。根据简文，应该是“民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简文中则句话还有一句解释性的同位语：“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导引，但这种导引不可强迫。

《六德》讲的是夫妇、父子、君臣的关系，六种人相应的有六种不同的道德要求：圣、智、仁、义、忠、信。这也就是后世成为名教纲常的“三纲五常”的源头。但是，不同于后世绝对不可逆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六德》中的六种人各自负担对等的职责：不仅要求妇德，也要求夫德；不仅要求子德，也要求父德；不仅要求臣德，也要求君德。这也就是“夫夫、妇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六德”、“六位”。《六德》还提出不同关系在矛盾时的处理原则：“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这一准则，彭林先生指出来自于儒家丧服制度，恩服重于义服，亲亲而后尊尊，儒家视血缘宗族关系过于社会政治关系。

《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两篇简长26.4厘米，但同样修整为梯形。这两篇著作估计出于子思的弟子或门人之手，是对学派宗师子思话语的纪录和阐述，重要性稍逊于前面六篇。《鲁穆公问子思》记述子思与鲁穆公之间的问答，表现了子思的人格。《穷达以时》强调君子不以穷达易节的立身之道。

上述八篇，直接间接都与子思子有关，内容也都是子思的生平或学术思想的记录和阐述。上述八篇似乎可以汇为一编，周凤五先生以为很可能就是传自先秦、北宋以后逐渐散佚的《子思子》主体。梯形简端是竹简儒家“子思学派”经典的主要特征，这一类竹简在郭店竹简中最重要。

《唐虞之道》简长28.1—28.3厘米，《忠信之道》简长28.2—28.3厘米，基本同长，简端平齐。《唐虞之道》出于孟子学派，通过阐述尧舜“禅让”之道论证“尚德”、“尊贤”之道的重要性。《忠信之道》认为“忠信”是与仁义统一的，忠是仁的实质，仁是义的要求。《忠信之道》是对孔子“言忠信，行笃敬”一语的阐释。据周凤五先生研究，简端平齐是传注而非经典的特征。《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因为属孟子一系而非子思学派著作，所以归入传注类。

《语丛》4篇简长最短，在15.1厘米到17.7厘米之间，简端平齐，是儒家经典的“传注”类典籍；《语丛四》在儒家之外夹杂了道家和纵横家，有稷下风习的影响，写作年代较晚，应是游说之士的实用教材。

迷人的《老子》  郭店另外还有道家著作甲、乙、丙三组《老子》和《太一生水》。

《老子》，一直是个令人着迷的话题。历史上对于《老子》的争论激烈程度要超过对老子其人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在于《老子》一书的所谓真伪问题及其成书的时间。

司马迁对于老子其人已经有些认识模糊了，《史记》列了三个老子：李耳（老聃）、老莱子和战国时的周太史儋。但司马迁还是比较倾向于与孔子基本同时的李耳（老聃），《史记》纪录的这位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是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他学识渊博，孔子曾向他问礼。老子晚年，眼见周王朝日薄西山，便辞官而去。至函谷关，关令尹喜请他著书，迫于无奈，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这就是后来的《老子》，或称《道德经》。

今天通行的《老子》本子有西汉河上公的《老子章句》本、三国魏王弼的《老子注》本和唐傅奕的《道德经古本编》等。在宋以前，对于《老子》成书的传统说法几乎无人有疑义。自宋儒始开疑古之风气，各种经典都广受怀疑，《老子》成书时代也受怀疑。陈师道、叶适、黄震等人提出《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清儒中也有不少人怀疑《老子》晚出。但真正掀起轩然大波的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一直到马王堆帛书《老子》出现之前，《老子》晚出成为绝大部分学者的定论。《老子》晚出说将《老子》的成书年代放在战国中期、晚期甚至于西汉。梁启超、钱穆和冯友兰是晚出说的代表人物，冯友兰与胡适关于《老子》一书的著名论战后来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其结果还是胜负分明的。

自郭店《老子》公布后，学术界已经基本放弃了晚出之说。郭店竹简本《老子》无疑是迄今说见最早的《老子》本子，但这三组竹简本、马王堆两个帛书本以及今本《老子》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成为另外一个必须回答的困难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竹简本《老子》是一个原始的传本，比今本和帛书本都要来得更好。有的学者进一步发挥认为，竹简本作为原始传本它的作者是李耳（老聃），而今本则出自战国中期的太史儋之手。基于这样的文献学解说依据，学者们对《老子》、早期道家的思想及其与儒家的关系修订了旧说，竹简本《老子》表明早期的道家也讲仁义、尚中。

周风五先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意见，即竹简本是被儒家化或者“子思子学派”化了的道家著作。这样的解释似乎更合情理，笔者也倾向于作这样的理解。

马王堆帛书《老子》甲种、乙种，以及传世的各种本子，以及唐代石刻和敦煌写本，另外再加上先秦两汉诸子如《庄子》、《淮南子》、《文子》等所引《老子》，均不见任何异文，证明至少在战国中期《老子》文本已经固定并流传至今。

郭店竹简本《老子》中出现了与今本很不相同的异文。最明显的莫过于这样一句：今本《老子》“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郭店竹简甲组作“绝伪弃虑，民复季子”（《郭店楚墓竹简》将“虑”释读为“诈”，最近，裘锡圭先生作了修正）。竹简本没有如今本一样正面反对仁义，很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与子思子学派的《五行》所提倡的“仁义礼智圣”作针锋相对的冲突。今本《老子》对儒家标榜的“仁义”、“忠信”、“孝慈”、“礼”等主张都态度鲜明地进行了批判，所以也可推定《老子》文本的写定就在子思子“五行”说流行的同时，亦即战国初年。因此，郭店《老子》是经过儒家精心修改的删节本，目的在于“援道入儒”以弥补儒家思想的不足。

郭店甲组《老子》简长32.3厘米，上下两端都修成梯形，应该是属于经典，至于它略比其他六种郭店出土的儒家经典短，可能可以忽略，或许则是表明儒、道之别。 甲组《老子》篇幅较长，内容比较完整，大体分两部分，一部分主要讨论治国方法，另一部分主要讨论道、天道与修身。乙组《老子》简长30.6厘米、丙组《老子》简长26.5厘米，两端平齐，是传注类著作，乙组的主题是修身，丙组的主题是治国。

总之，道家著作《老子》早有定本，郭店三组《老子》则是儒家精心修改的删节本《老子》。三组《老子》彼此相互照应，甲组是具体而微，是道家融入儒家的代表，乙、丙组则是各有针对性的节本。

《太一生水》共14支简，简端平齐，长26.5，编线间距10.8，形制与书体均与丙组《老子》相同，整理者认为“原来可能与《老子》丙合编一册”。《太一生水》提供了过去我们在先秦诸子学说中从未见识过的一种宇宙生成论思想，是对《老子》“尚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太一生水》宇宙观，太一生水，水又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相辅，是以成神明。神明相辅，是一成阴阳。阴阳相辅，是以成四时。四时相辅，是以成冷热。冷热相辅，是以成湿热。湿热相辅，成岁而[后]止。这就是太一生成万物的过程。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易•系辞》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生成论相比，《太一生水》有了反辅观念，因而更为精致。反辅这一基本的思想概念，实际上我们可以在郭店《老子》中找到渊源：郭店《老子》甲、丙两组中都有“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之说。而作为宇宙根本之“道”的“太一”概念，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来源于阴阳数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