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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壁书：《尚书》迷案

老博士伏生

秦始皇焚书，严禁民间私藏《诗》、《书》、百家语，但博士官职掌的国家图书仍在。

“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项羽入关，杀秦降王子婴，收秦之宝货妇女，火烧秦宫，大火连烧三月不灭。今天我们看兵马俑，还是能确确实实地找到严重的过火痕迹。项羽火烧咸阳，包括《诗》、《书》、百家语在内的博士官职掌的国家图书在劫难逃。隋代的牛弘，在做秘书监时，上了一个有名的请开献书之路表。其中，他历数隋之前书籍之“五厄”，竟不列项羽火烧咸阳。其后，明代的胡应麟增补隋之后书籍之厄，列为“十厄”，也并未补前人之不足。清代的桐城派巨子刘大魁作《焚书辨》，大为不平：“六经之亡，非秦亡之也，汉亡之也。”“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断言项羽火烧咸阳，才致使圣人之经典遭损缺。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表序》中曾不无感慨地说：“《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应该感谢民间众多有心的读书人，使我们今天还是可以看到《诗》、《书》等大量的先秦典籍。严格说来，秦始皇在民间所焚五经司马迁时代都能看到，唯一可能有缺损的经书是《尚书》。但即便《尚书》，当时还是有较为齐全的本子流传。司马迁从孔安国学《尚书》，作为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就家藏有比通行的今文本多出十几篇的古文本《尚书》。

当初秦始皇焚书令下，许多读书人抱着简册就跑掉了。陈胜、吴广起事造反，鲁诸生就抱着礼器前去投靠，孔子的八世孙孔鲋还成了陈胜的博士。大名鼎鼎的秦博士伏生，秦始皇焚书时，也跑回老家济南去了，将带走的简册藏了起来。

汉初刘邦政权中多是些个小吏走卒、无赖流氓之徒，自然不将读书人放在眼里。刘邦本人就经常对读书人傲慢无礼，最终也不知道有没有真搞清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汉惠帝时“除挟书律”，

其后文、景、武帝历朝大肆搜讨民间藏书，各种秦际遭禁的《诗》、《书》、百家语在民间大量出现。

文帝时，找不到专门研究《尚书》的人。遍寻天下，听说济南伏生是秦的博士，专治《尚书》，只是已经年逾九十，无法再应徵来京师。于是就命令太常寺派人前往学习，最后派了一个名叫晁错的去了济南。晁错后来成了个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当时人称“智囊”，为了维护集权中央的利益，他强烈主张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土，结果吴楚七国之乱就借着“清君侧”的名义叛乱，晁错则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伏生名胜，秦始皇焚书，伏生抱着简册回了老家，将它们藏在壁中。等战乱过去后，他找出了当初藏起来的简册，就在齐鲁之地教书。这样山东地方就有了好些讲《尚书》的学者。伏生重新找回他的《尚书》，不幸地发现其中有几十篇亡失了，拼凑残简所得共是28篇。

晁错去找伏生学《尚书》，根据《汉书•儒林传》注引卫宏《书古文训旨•序》的说法，伏生其时已“老不能言，言不可晓也”，于是伏生就让自己的女儿“传言教晁错”。晁错是颖川人，听齐方言有困难。所以，大概有十之二、三是听不懂的，只是“以其意属读而已”。

晁错终于把学习抄录下来的28篇《尚书》交到了汉王朝，入藏秘府，这就是《尚书》传本中的中秘本。晁错当然是用汉代的通行文字抄录的《尚书》，所以这是今文本《尚书》。

伏生传《尚书》，数传后弟子欧阳高在汉武帝时被立于学官为博士，夏侯胜在汉宣帝时被立于学官为博士，夏侯胜的儿子夏侯建也被立于学官为博士。这就是汉时立于学官的今文《尚书》学三家。

不可开交的今古文之争

那么，《尚书》是部什么样的书？所谓今文、古文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尚书》，也称《书》，是一部关于我国上古诸如诰、誓、命、谟这种记言的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尚书》内容多是关于上古史上的国家政治大事。比如《盘庚》就讲了殷商盘庚迁都的事；《牧誓》是周武王伐纣前的誓词；《大诰》就讲到了周成王即位之初，三监叛乱，周公下决心引兵东征的事；《召诰》、《洛诰》则讲了成王营建东都洛邑（今在洛阳）的事。

孔子的弟子子张曾问老师《尚书•无逸》所说的“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这是古代的一种制度，君主去世后，即位者为示哀思三年不理朝政，将国家政务全部委托冢宰打理。又有弟子问：“老师您为什么不从政呢？”孔子回答：“《尚书》上说：‘孝。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并将此风习影响到政治上去。’这也就算参与政治了呀，为什么一定要作官才算参政呢？”

《尚书》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成书，孔子诵读《尚书》，而且还用《尚书》作为教材：“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后世将孔子作过整理并作为教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经典，称六经。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学官设五经博士，儒家的五种典籍《诗》、《书》、《礼》、《易》、《春秋》成了国家的五经，《乐》因为是配合《诗》演奏的乐谱，本来就没有文字。而诸子百家之语则渐遭罢黜，至汉元帝、成帝之时，诸子百家语及各种实用技艺遭毁禁而大量绝亡，儒家的文化专制政策已达极至。

五经博士用的五经是当时通行的隶书文本，所以称今文。宣帝以后，五经渐渐分立了十四家博士，但整个西汉，五经立的始终是今文经。

对应今文的当然还有古文。古文指的是战国六国文字。战国时中国文字有两大系统，王国维称之为东土文字与西土文字。东土文字是中原六国的文字系统，也称科斗文，在形体上东土文字较之春秋时期金文有了很大变化，仔细分起来。东土文字又有晋、楚、燕、齐四系，四系文字之间差别也蛮大。西土文字是秦国的文字系统，也称籀文、大篆，在形体上近似小篆，比如著名的石鼓文。秦国文字早在秦始皇以前很久就已逐步隶书化，我们看云梦秦简和秦国青铜器上的铭文就可以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以秦篆及秦隶为主作为全国通行的文字，汉代时隶书已经通行。有时古文也可就指战国时的东土文字，西晋时汲冢出书，所出的古文就是晋系文字，也称科斗文。

西汉今文经地位显赫，但汉惠帝除挟书律后，民间献书踊跃，一些用战国六国文字书写的经书文本重新被发现，或是通过某种途径流传下来。这些用战国文字写的经书文本称为古文经。

古文经在西汉一直没有取得官方学术的地位，但到了西汉末年，刘歆随其父刘向整理国家图书，对读了今文、古文不同文字的文本后，认为古文经的价值更高，于是就提出立古文经于学官，面对今文经学的攻击，他还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斥责顽固的太常博士们。可惜，第一次今古文之争以古文经失败告终。东汉时，今古文又有过两次大的辩论，最后也都是古文经失败，但到了东汉末年，古文经的实际影响已经大过今文经。

今古文之争影响巨大，一直到清末，争论还反反复复继续进行。今古文学之别起于文献的版本不同，但实际上，两派学者在对文献的评价、诠释和研究方法上也都有着很大的分歧，这是造成今古文之间长期争论的根本原因。大体看，今文学派偏重于为政治服务，以六经为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好阐发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古文学派则更偏重于文献学范围内的研究。就文本而言，今古文争论最烈的是《尚书》。

孔壁出书

汉鲁恭王刘馀有口吃毛病，好声色犬马。大概在汉景帝时或汉武帝初年，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拆了孔子家的老宅。结果就在被毁的墙壁中发现了数十篇的古书，都是古字，据《论衡•正说》说：“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

这数十篇古书到底是那些，各种书的记载略有些出入，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有《逸礼》39篇，《书》16篇。《汉书•艺文志》说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说文解字叙》说有《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这就是古文经。这次发现的书也被称为孔壁书。

王国维说的孔子壁中书以及我们今天常说的孔壁书，其实际所指的范围要大，包括了这段时期多次的古文经发现，影响较大的是河间献王所得民间藏书和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书。

河间献王所得民间藏书。汉景帝时的河间献王刘德是一个非常有才学的人，史书评价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他广收民间逸书，专门找字写得好的人来抄书，以重金买下收得的真本，将抄好的副本还给献书者。这样各地保存先祖旧书的人不远千里都前来献书，河间献王的王府藏书，后来居然能和汉国家藏书相匹。《汉书》本传还特地将河间献王刘德和淮南王刘安作了一个比较。淮南王刘安也是个好文爱书的人，他在文化上的一个大贡献是组织门客写了不朽的《淮南子》。淮南王好书，但他收得的书“率多浮辩”，而“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帮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根据《隋书•经籍志》，有一个姓李的人向河间献王献上了《周官》。

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书。根据王充《论衡•正说》，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尚书序》正义还引汉献帝黄门侍郎房宏等说，河内女子得到的《尚书》一篇是《泰誓》。另外根据房宏等人引王充的说法，所谓发老屋得逸书，可能是指掘地而得书。

民间壁中得《尚书•泰誓》。根据《尚书序》正义引刘向《别录》，汉武帝末年，民间也有人曾经在墙壁内得到《泰誓》并上献。

鲁国淹中所出《礼》古经。根据《汉书•艺文志》，“《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所谓《礼》古经，也就是《仪礼》。刘歆认为即是孔壁所出，郑玄则以为是河间献王得自孔壁。

河间人颜贞献《孝经》。根据《经典释文•序录》，秦始皇焚书时，河间有名颜芝的人藏了《孝经》，等汉尊儒经，颜芝的儿子颜贞上献《孝经》。

孔壁书以及众多原来地下埋、壁中藏古书在西汉的出现，导致了传世的今文经和新出的古文经之间的激烈争斗。

《尚书》的今古文本

今古文之争中最激烈复杂的是《尚书》。

晁错从伏生那里抄录后入藏秘府的是今文《尚书》，共28篇。因为《尚书•泰誓》的出现，伏生28篇加上这一篇成了29篇，《史记》、《汉书》的《儒林传》这样都说今文《尚书》29篇。但这一说法还是有学者怀疑的。传伏生今文《尚书》的欧阳、大小夏侯，后来被立于学官，三家今文本《尚书》也略有不同。东汉灵帝熹平年间，为统一今文学各家经文文字的分歧，在洛阳太学立石经。《尚书》用欧阳，大小夏侯二家异文刻在校记里。此石经《尚

书》约有千字之存。而伏生所传今文本已亡佚。

最早的古文本也在西汉出现。

孔安国家藏本。根据《史记·儒林传》，伏生的孙子不能传《尚书》。而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则颇善《尚书》。孔安国家藏《古文尚书》，比28篇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几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大概就是用今文来定章句。后来司马迁也从孔安国学《尚书》。

孔壁本。鲁恭王坏孔宅，得古文《尚书》。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是本多出16篇；又有孔安国家人献于国家之说。但以常理推之，既是鲁恭王坏孔宅所得书，似乎此本就不应有孔安国家人再献之事。孔安国家藏本和孔壁本很可能并不是一个本子。

中古文本。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中古文本与三家传的今文本有差别，“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当然，孔安国是武帝时的博士，这个本子很有可能就是他献上的。

河间献王本。根据《汉书》本传，河间献王修学好古，从民间收得的古书中有《尚书》。但《史记》却只说他好儒，而未言得书事。所以学者对此本也有疑义。王国维就认为即是孔壁古文本传写。

张霸伪“百两本”。汉成帝时，东莱有个名叫张霸的人将29篇拆成了百篇，并将各篇的序言合编成两篇，称“百两”篇。这个造假案当时就被发现了，但《尚书》百篇之说却从此盛行开来。

西汉末年，刘歆上书要求立古文《尚书》于学官，他在《移太常博士书》中称孔壁书有逸书16篇。孔壁本多出的逸书已难明究竟，刘歆以为孔壁本即孔安国家藏本，其16篇之数当即从孔安国家藏本多出十几篇而来。

东汉时，新出了一个古文《尚书》的本子，杜林漆书本。据《后汉书》本传，这个本子是杜林在西州得到的，共1卷，后来卫宏、徐巡、贾逵、马融、卢植、郑玄都为之作过传注。杜林本内容只有今文的29篇，还是没有孔壁多出的16篇。

三国魏正始年间，刻三体石经立于太学，其中有《尚书》，正始石经所刻的《尚书》古文一体，是用东汉末想象的科斗文写的，并不是先秦真古文体。但正始石经还是反映了汉末至魏古文《尚书》面貌。

古文《尚书》的各种版本西晋永嘉之乱后，全都亡佚了。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颐）上献了用“隶古定”写的伪古文《尚书》，他把伏生的28篇析成33篇，另从当时的古籍中拼凑文句再编出25篇，以凑成刘向说的古文58篇之数。为了这本伪古文《尚书》，唐宋以下不知多少学者费尽心机，如宋代的吴域、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族，至清代的阎若璩和惠栋，方彻底证明了这原来是一作伪案。

由于伪孔传古文《尚书》经文完整、注解详明，它受到人们的重视。唐初，唐太宗命孔颖达主持对《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五部经典的全部训义作总整理，这样就有了170卷的《五经正义》，高宗时更明令“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五经正义》中的《尚书正义》所用正是伪古文《尚书》。唐天宝年间又命卫包用楷书改写成“今字本”，其中有改错之处。唐开成间这种今字本被刻在开成石经中，成为以后一切版刻本之祖。天宝改书后，旧本逐渐亡佚。

可靠的伏生传下的今文《尚书》28篇，居然是依靠着伪造的古文《尚书》而流传至今。

 谁伪造了古文《尚书》？

今天，如果我们更周全地考虑到文献传承的复杂情况，那么对于伪古文《尚书》比较更合适的表述应该是：伪孔传古文《尚书》在整体结构上是伪造的，但不排除在具体内容上对有来历资料的使用。

梅赜其实当是梅颐，《经典释文》即作“梅颐”或“枚颐”；此人字仲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臣部》：“古名‘颐’，字‘真’也”；东晋时确有一豫章太守梅颐字仲真，《世说新语·方正》曾提及此人。

虽是梅颐献上的伪书，但作伪者却非其人。作伪者究竟是谁，考订者说法不一，如王鸣盛说不是王肃就是皇甫谧，还有人如程廷祚认为出现过两次伪孔本。王肃注经与郑玄相对，他很有作伪的可能，但朱彝尊、程廷祚、陈澧、吴承仕、陈梦家等学者以众多证据证明了王注《尚书》与伪孔传本不一样。

真正的造伪者应该是郑冲。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虞书》大题下：“《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孔颖达引的《晋书》并非今本《晋书》。影宋刊本《太平御览》卷609引《尚书正义》说古文《尚书》，“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於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汝南梅颐奏上，始列於学官，此则古文也。”

郑冲才是伪古文《尚书》的真正始作俑者，其后的传承谱系是：郑冲传苏愉，苏愉传梁柳，梁柳传臧曹，臧曹传梅颐。梁柳是皇甫谧的外弟，故皇甫谧也得是书，所以，孔颖达《尚书正义序》还说：“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於《帝纪》”。

郑冲不仅伪造了伪孔传古文《尚书》，还伪造了前序。也就是在这篇伪孔传《古文尚书》前序中，《史记》所说的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最终变成了“焚书坑儒”。

郑冲是魏晋的经学大师，同时也是魏晋之际很关键的政治人物，是晋初政策礼法的制定者。郑冲屈学干政，为现实之政治不惜造假作伪、删改史说，已根本上背离了孔门的儒学真精神，是为文化专制的儒教政治效命服务。

伪古文《尚书》毕竟是丑闻。学术的目的是求真，它反对并会最终揭露任何意图、任何形式的造假作伪。

孔壁书的发现，使古文经得以再现于世；而古文经的出现，

令今文经的至尊地位受到挑战，经学内部出现了激烈的争斗。东汉后期，古文经在与今文经的多次交锋之后，终于占据了优势。如果说相对于热衷政治的今文经，古文经表现出对追求真实的学术的更大兴趣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正是随着古文经的兴起，中国传统学术基本确立了文字、训诂、校勘等文献考据学的技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