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兼谈《成之闻之》的作者
王
博
郭店楚墓竹简中，被整理者题名为《成之闻之》的这篇共包括40枚竹简，整理者把这些竹简拼联成十组。除了篇末因为有特殊的符号，容易确定外，其余如哪一组位于篇首，以及各拼联组之间如何连接，学界中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①相应地，该篇的篇名也要重新考虑。关于此问题，我以前在一些发言和论文中都有一些讨论，②但很难说
是定论，所以这里姑且略过不谈。本文主要说明该篇中“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的意义，并推测一下它的作者。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仍继续采用《成之闻之》作为这篇文章的名字。
一、关于“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
《成之闻之》简29—30上抄录有如下一段话：
《君》曰“襄我二人，毋有合在音”曷?道不悦之辞也。君子曰：唯有其恒而29可，能终之为难。“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何?言寅之也。是以君子贵30
《君》是《尚书》中的一篇，“襄我二人，毋有合在音”，今传本作“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这是先引《尚书》的文字，然后略作解释，并引用君子的话进一步申说。从文气上看，“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应该是独立于“君子曰”的，而且很明显是作者引用的一句古话。《成之闻之》篇引用古语，一般后面都加“曷”字，然后以“言”或“此言”来说明，这是读者一望便知的。该句话的出处和意义，整理者并没有进行解释。郭沂曾经对《成之闻之》有一个疏证，他解释这句话说：
“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盖为古语。槁木，枯木也。邦，为疆界；旗，为标志。全句大意为：枯木用过三年之后，就不一定能作为疆界标志来继续使用了。为
什么呢?“言寅之也”。“寅”，盖为不恒、易毁之义。枯木用过三年之后，已经朽烂，自然就不能作为疆界标志来继续使用了。此语谓枯木无恒，不能善始善终，从而喻众人无恒，不能善始善终。③
这里“古语”、“枯木”的说法当然是不错的。但把邦解释为疆界，又把邦旗解释为疆界标志，未必妥当。特别是对我们不认识的“寅”字，用“盖为不恒、易毁之义”来说明，更是没有根据。若依照李零先生的校读，这个字当为“寅”，是“敬”的意思。如《尚书·尧典》“寅宾出日”之“寅”，则上面提到的郭沂的解释就更不能成立。
在我看来，若要对“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作出合理的解释，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第一当然是要认真对待句中每一个词的意义，第二则要考虑该篇文字的特点，特别是引文的特点。就第一点而言，譬如其中的“旗”字，究竟作何解释，是很难有一个定论的。古书中该字的用法非常丰富，其中的一种是同“期”字，如《左传》里的令尹子旗也写作子期。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只是充当句末的语气词，并无实际的意义，而且它的读音应该是“基”。
如《诗·小雅·砎弁》中有“实维何期”句，郑玄笺云“期，辞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称：“期，本作其，音基。”在“不必为邦旗”句中位于句末的“旗”字，似乎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为邦”一词，更属古代的常语，是治理国家的意思。以同属儒家的《论语》为例，《卫灵公》篇有“颜渊问为邦”句，《子路》篇有“善人为邦百年”句，此外，与“为邦”类似的“为国”也多次使用，如《先进》篇的“为国以礼”，《里仁》篇的“能以礼让为国乎”等。
而更关键的一点是，“槁木”一词完全不能照字面意思理解为“枯槁的木头”。古书中比喻性的语言是经常使用的，象在《庄子》等书中，有时就把某一种状态下人的形体比做“槁木”，如《齐物论》的开头，记载南郭子綦“仰天而坐，隐机而息，答焉似丧其偶”，于是颜成子游便问“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形如槁木”是指人去除了血气的欲望之后而达到的一种状态，一如庄子讲“坐忘”时所说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类似的例子见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其中第二篇的《五正》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阉冉云)今天下大争，时至矣，后能慎毋争乎?……后能去此四者，枯骨何能争矣。黄帝于是辞其国大夫，上于博望之山，谈卧三年以自求也。
其中“谈卧”的“谈”读为“淡”，即恬淡无欲之义。人去除了欲望，就好像枯骨一样。这里提到的“枯骨”与“槁木”是很类似的，更巧的是，它们都说到了“三年”的时间。在帛书中，三年枯骨的生活是要“自求”；而在竹简中，该句的后面便是“求之于己为恒”。二者结构和内容的类似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韩非子·喻老篇》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
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其中提到“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正合乎“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之义。这些记载对于我们理解“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句的意义，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
就第二点来说，《成之闻之》引用的文字多与《尚书》有关(详见下节)。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尚书》中有关殷高宗武丁的一些记载是值得注意的。《说命上》云：
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呜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
三祀即三年，亮阴三祀，指服三年之丧而言。另外，《无逸》云：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这与《说命上》讲的是同一个故事。武丁是殷代的圣王，曾受到周公的称赞。因此“三年不言”的事迹在后世也很受重视。《国语·楚语上》记载白公子张的话说：
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于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
这与《说命上》的文字非常类似。更重要的是，在早期儒家中，孔子和他的弟子子张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论语·宪问》篇记载：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类似的记载也见于《礼记·檀弓下》。这是把“三年不言”与“三年之丧”联系了起来，结合《说命上》的文字，应该是反映了古代的事实。三年之丧是古代礼制的要求，根据孟子的说法，尧死去之后，舜就曾为尧服三年之丧，可知这习俗的起源很早。新君三年服丧期间，不问国事，由冢宰代行职责。所以《礼记·檀弓》也说：“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政于冢宰三年。”另外，《丧服四制》更有详细的说明，其云：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此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书》曰：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礼，何以独善之也?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故善之。善之，故载之《书》而高之，故谓之高宗。三年之丧，君不言，《书》云：高宗谅，三年不言，此之谓也。
其中的“谅”即“亮”，或作“凉”；“砏”即“阴”。亮阴的意义，《尚书大传》解释为凶庐，即亲丧后居住的屋子。《大传》说：
高宗有亲丧，居庐三年，然未尝言国事，而天下无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为天子之时，尽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恶，是以虽不言国事，而知天下无背叛之心。
服三年之丧时，未尝言国事，正是“槁木三年，不必为邦”之义。把“三年不言”与“三年之丧”联系起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事实上，三年之丧正是儒家借以阐发三年不言及其相关义理的礼制根源。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儒家通过对传统礼制的解释，而赋予了其更丰富的内涵。三年之丧的问题，从《论语》到《孟子》、《荀子》以及《礼记》，都有叙述和讨论，可以知道是儒家的一个普遍问题。《论语·阳货》篇记载：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这里对三年之丧的理解，侧重于心安的方面，但没有正面回答宰我“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的问题。到了孟子，对此的理解就更深刻。《滕文公》篇说： 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熏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是以丧礼为君子德行的表现。在上者能以身作则，在下者就会效法，如此，教化之事就变得非常容易。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与《成之闻之》如下文字的意思是类似的：
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其所在者入矣。上苟身服之，居必有甚焉者。
荀子对三年之丧也有自己的解释，《礼论》说：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道未尽，思慕未忘，然而礼以是断之者，
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
这是侧重从礼的角度发挥三年之丧的意义。其中“复生有节”的话值得玩味，它正说明在三年之丧期间，服丧者处在类似于槁木的无生命状态之中。
由孟子和荀子的说法可知，儒者对三年之丧的理解，并不仅仅是视之为一种被动的仪式，而是实践礼制，推行教化的手段。同样，三年不言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君主积蓄或昭示德性的一个机会。《尚书大传》论《高宗肜日》有云：
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鸲，武丁问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鸟，不当升鼎，今升鼎者欲为用也。无则远方将有来朝者乎?故武丁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
这是把武丁服三年之丧视为“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成之闻之》在“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之后讲君子求之于己，与《大传》这里的说法毫无二致。其实，这正是《成之闻之》的主题。另外，该篇对“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的解释，是“寅之也”。寅是敬的意思，敬正是接续着三年之丧的问题而来。三年之丧乃是孝道的要求，而敬正是儒家论孝的主题。
归结起来，“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应该与《尚书》中记载的高宗“三年不言”之说有关，而“三年不言”又本于“三年之丧”的礼制。在儒家的持续解读下，它被赋予“敬”和“内反诸己”的意义。
二、关于《成之闻之》的作者
古代因为没有著作权的观念，做了文章也不署撰人的名字，所以古书的作者往往是很难确定的。就郭店竹简中《缁衣》的作者而言，很早就有了不同的说法。如南齐的刘*=说该篇是公孙尼子所作，稍后的梁沈约则说是出于《子思子》。刘*=和沈约距离战国中期已经是近千年了，对于又比他们晚一千多年的我们来说，要想判断谁说的更准确，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非常困难。
李学勤先生曾经提出一个看法，认为郭店竹简中的很多篇章应该属于《子思子》，这其中包括《五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等。④姜广辉先生进一步认为，竹简中的儒家文献都是《子思子》，⑤其中当然包括《成之闻之》。这是以该篇为子思或子思氏之儒所作。廖名春则依据“成之闻之曰”，将该篇的作者确定为孔子的弟子县成。他说：
简文的首句使我们想起了文献中习见的“丘闻之”这种句式。“成之”当为“闻之”的主语，无疑是人名。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高弟中以“成”为名的只有县成。《史记集解》引郑玄说县成是鲁人，其字或说为子祺，或说为子谋，或说为子横。“成之闻之”属自称，当称名。因此，简文很可能就是县成以“闻之”的形式记录下来的讨论“求己”之学的专文……此篇记载出于孔门高弟县成之手，是很有可能的。⑥
以“成”为人名的主张是颇值得怀疑的。在整个郭店楚简中，唯一提到的属于诸子的人名是子思，而且是在与鲁穆公的对话中。县成在孔门弟子中并不算是一个著名者，《礼记》中没有提到他，《汉书·艺文志》中也没列出他有什么著作。另外，把“成”和“成之”划等号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极其重要的，从古书记载的用法上看，凡是提到某人自己有所闻的地方，大体上有如下两种句式：
1.若是不提及所闻内容的来源，总是在“吾”或自己的名后径直接“闻”或“闻之(曰)”，中间不会有任何的虚词。如“吾闻”、“吾闻之曰”、“商(子夏)闻之也”、“丘(孔子)闻之”、“翟(墨子)闻之”、“婴(晏子)闻之”等。
2.若是提及所闻内容的来源，则有时在“吾”或自己的名与“闻”之间加上一个虚词如“也”或“之”字等，而“闻”字之后一般都是“诸”字。如“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以上见《论语·阳货》)、“丘之闻诸苌弘”(《礼记·乐记》)等。
《成之闻之》中的情况显然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说，依照古人讲话的习惯，如果“闻之”前面确实是人名的话，那这个人名只能是“成之”，而不是“成”。同样明显的是，“成之”与县成不能划等号。而且，把“成之”看作人名并不符合古人的命名习惯。实际上，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构成该篇的竹简次序需要做些调整。以县成为该篇的作者是由于竹简拼接不当造成的。
至于以子思或子思氏之儒为该篇的作者，是一种应该慎重对待的意见。在《韩非子·显学》
篇中，子思氏之儒被列为儒家八派之一，但一则《子思子》这部书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关于子思氏之儒的主张如何，我们不能确知。另一方面，对于和子思氏之儒并列的颜氏之儒、子张氏之儒等的面貌，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孙子曾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在判断《成之闻之》的作者问题时，可以说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应该说，讨论它的学派归属或者作者问题，是很困难也很危险的事情。至于要下一个确切的结论，就更危险了。
话虽这么说，依照历史学者的性子，如果不给一篇文献找到一个作者(至少是大致的作者)，那颗悬着的心是很难放下的。所以我也尝试着提出一种正面的意见。在我看来，最值得考虑的作者应该是子张氏之儒。至于理由，主要有如下的两点：
第一，从近些年的考古发现来看，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即考古发现的文献与发现的地域有密切的关系。譬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多为战国时期齐国人的作品，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则多为南方系统的著述。再往前说，西晋太康年间发掘的战国时期魏襄王墓中的文献多与魏国以及魏的前身晋有关。这种情形，反映了古代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以郭店楚墓竹简而论，发现的地域当然属于南方，可以确知作者身份的文献只有《老子》，其作者老子本是陈国人，后来陈灭于楚，所以也称楚人。这符合上述出土文献和出土地域的一致关系。
依照这个思路，在考察郭店竹简的作者问题时，南方的儒家派别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孔门有名的弟子之中，子游和子张都是南方人。其中子游来自吴国，子张来自陈国。子游与这批文献有一定的关系，如学者已经指出的，《性自命出》中的一段与《礼记·檀弓》所记子游的话是一样的。⑦但他并没有自成一派。至于子张，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死后，弟子各分散，子夏居魏，子张居陈。则子张正是返回陈国居住，他这派的儒家当然在这一地区有较大的影响。
第二，更重要的，《成之闻之》这篇和六经里的《尚书》关系密切，而从目前的材料看，子张在孔门弟子中是对《尚书》最用心的。该篇在论述中，曾多次引用古书或古人的话。如：
1.《君》曰“唯冒丕单称德”曷?言疾也。君子曰：疾之，行之不疾，未有能深之者也。(惟冒丕单称德)
2.《君》曰“襄我二人，毋有合才音”曷?道不悦之词也。君子曰：唯有其恒而可，能终之为难。(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
3.《康诰》曰“不还大戛，文王作罚，刑兹亡赦”曷?此言也，言不眎大常者，文王之型(刑)莫厚安(焉)。是故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曰乃其连由文王作罚，刑滋无赦，不率大戛)
4.《命》曰：“允师凄德”。此言也，言信于众之可以凄德也。
5.大禹曰：“余才宅天心”曷?此言也，言余之此而宅于天心也。
6.昔者君子有言曰“圣人天德”曷?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
7.昔者君子有言曰：战与刑人，君子之述(坠)德也。
其中《君》与《康诰》是今文《尚书》中的两篇，《命》或许是逸《书》中的
一篇。因为据说《书》经删削后，还有一百篇，《书》序中都列有它们的篇名。经过了秦火的浩劫，却汉初之时，由伏生口述，仅剩下二十八篇。所以大部分篇章已经佚失了。现在我们看先秦文献引《书》，很多不见于二十八篇中。如孟子十次引《书》，一为今《尚书》，九为逸《书》；荀子十二次引《书》，十次为今《尚书》，二次为逸《书》。《命》很可能
就是逸《书》中的一篇。从篇名上来说，它与《说命》或《眓命》最接近。
上第5条引“大禹曰”的文字，也不见于现存的今古文《尚书》中。但它出于逸《书》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可以作比较的是《论语·泰伯》中的一个例子，其中记“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虽未直接说是出于《书》，但据《左传·昭公十四年》的文字，可知它乃是《太誓》中的话。“大禹曰”的话可能就出于失传的《夏书》。
第6、7两条都是以“昔者君子有言曰”开头，其后面的文字是否出自《尚书》，不能确定。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先秦文献中没有发现以此种形式引用《尚书》的例子，所以它们出自《尚书》的可能性不大。但它们或许与对《尚书》的解释有关。如裘锡圭先生已经指出的，第7条中的“刑人”之语见《尚书·康诰》，意为对人用刑。
至于子张与《尚书》的关系，从《论语》、《礼记》和《尚书大传》等书中可以看出。《论语·宪问》篇曾记载子张与孔子讨论《尚书》，已见上文。《礼记·檀弓下》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另外汉初相传为伏生或者欧阳生所作的《尚书大传》多次提及子张。其论《尧典》的部分有如下的记载：
孔子对子张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织纫绩纺之事，黻黼文章之美。不若是，则上无以孝于舅姑，下无以事夫养子也。舜父顽母嚣，不见室家之端，故谓之鳏。《书》曰：有鳏在下，曰虞舜。
又其论《说命》云：
《书》曰：高宗梁阴，三年不言。何谓梁阴也?传曰：高宗居凶庐，三年不言。此之谓梁阴。子张曰：何谓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听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听焉。
又其论《甫刑》云：
子张曰：尧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则?教诚而爱深也。
在孔门弟子之中，《尚书大传》引用子张的话是最多的。这可以看出子张在先秦儒家《尚书》传授和解释中的重要地位。孔门的文学一科，实即后世的经学，以子游和子夏最为有名。
其实，子张应该与他们具有类似的地位。我们看《论语》的《子张》篇，主要就是讲子张、子游和子夏这三个人的，孟子也喜欢将这三人相提并论。《公孙丑》篇说“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滕文公》篇说“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荀子的批评也把他们放在一起，如《非十二子》篇以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和子张氏之贱儒并列。
再就“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而言，我们已经指出它应该与武丁的事迹有关。在孔门弟子之中，正是子张与孔子讨论过这个问题。此外，考察与“槁木三年”或“三年不言”相关的记载，如《楚语》、《黄帝四经》、《庄子》等，无一例外的都与南方特别是楚国有关。这有助于《成之闻之》篇与子张氏之儒有关的推论。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注 释：
①参见《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以及李零《〈郭店楚墓竹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十七辑，三联书店，1999年8月)、郭沂《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疏证》(《中国哲学》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以下凡引用文章刊登在《中国哲学》二十辑者，只注作者和文章名。
②参见王博：《关于郭店楚墓竹简缀合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二十一辑。
③同郭沂上文。
④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以及《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
⑤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
⑥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
⑦参见陈来：《荆门竹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