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的形成特征及其分类意义

三、字体

本文所说的字体，包含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体势”。前者指独体字的取象与合体字的部件，属于文字学的范畴。后者的“体”指体类，即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的分类；“势”指技巧所形成的书法风格，即用力的轻重、速度的快慢所造成的笔画线条的长短、方圆、肥瘦等。体与势的搭配有其书法美学的基本原则，但也不排除例外。B33

郭店竹简的字体可以区分为四类。第一类见于甲、乙、丙三组《老子》与《太一生水》、《五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语丛四》等九篇。这一类为数最多，在历年出土的楚简之中最为常见。《老子》一书为楚人所作，B34 《太一生水》是以楚国《老子》思想为基础所改造的道家宇宙论，楚国学者传抄这两种典籍，毫无疑问当然采用楚国通行的字体。《五行》与《缁衣》为子思手著，《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两篇即不出子思之手，也是子思学派早期流传下来的著作。子思卒年据考证约在公元前402年左右，B35下距郭店一号楚墓的上限约一百年，估计当时子思的学说早已传入楚国，且对《老子》的文本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B36然则这两篇当然有楚国通行字体的本子以便传习。至于《语丛四》，其思想内涵以儒家为主干，夹杂道家与纵横家，似乎浸染“稷下学派”的风气，估计其写作的年代较晚，是当时游说之士的实用教材。B37以楚国简帛常用的字体抄写这种切合实用的内容，自属理所当然。郭店竹简这一类字体近似《包山楚简》，但比较规范，后者与郭店竹简的年代相当，B38其中大部分是楚国当时各级地方政府汇报给左尹的公文档案，由于来自各地，抄写出自众手，字形结构不免略有参差。 B39这类手写的公文档案字体，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是春秋晚期晋国的《侯马盟书》。B40这三批材料的用笔具有若干共同的特征，即下笔较快，起笔处以顿捺与挑造成“钉头”，收笔不藏锋，形成锐利的“鼠尾”，整体的笔画特征是“头粗尾细”，类似西晋初年汲冢出土的战国时代竹书的“科斗文”，B 41其峻利流畅的风格，完全不同于青铜器铭文或石刻文字的矩折规旋、含蓄端整。《侯马盟书》的时代比《包山楚简》、郭店竹简约早二百年左右，B42 一般视为春秋晚期日常应用字体的典型，下开战国、秦、汉趋于省便速捷的“隶书”的先河。B43《包山楚简》与郭店竹简的第一类字体也明显反映了二百年间这种日常应用的手写字体在书法方面共同的大趋势。

第二类字体见于《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这四篇的字形结构与第一类基本相同，但书法体势具有“丰中首尾锐”的特征。据《说文解字·叙》所载先秦、两汉字体的分类，参照《魏三体石经》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等所保存的“古文 ”字体的实例，B44这种“丰中首尾锐”的体势，似乎比较接近两汉学者观念中的“孔子壁中书”，即两汉时代流传的战国儒家典籍的字体，也就是《说文解字 ·叙》所载“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的“古文”。B 45此外，这类字体还有一个特征，即部分笔画盘纡周旋，带有类似“鸟虫书”的体势，装饰性较强，如《性自命出》第二六简的“思”、“心”；《成之闻之》第五简的“厚 ”，第十一简的“矣”、“也”；《尊德义》第十二简的“必”、第二八简的“德”、第三二简的“惠”等字，为历年出土楚简所未见。B46这种类似“鸟虫书 ”的笔画与齐、鲁儒家典籍的原始面貌无关，估计可能出于楚国儒家后学“尊经”的心理，是传习抄写者刻意美化经典，甚至企图加以神秘化的结果。B47总之，郭店竹简第二类字体融合了“鸟虫书”与“科斗文”的风格，兼顾实用性与艺术性，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字体。B48

第三类字体见于《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这三篇结体较长，笔画较均匀，应当可以归入“篆书”之列。B49类似的字体又见于《包山楚简》的《集箸》、《集箸言》、《受期》等文书标题，B50这些标题也是结体较长，笔画均匀，具有篆书的特征。估计当时对于字体的选择有其书写内容，性质与应用场合的考虑，金石铭刻多半典雅端正，儒家典籍与文书标题的字体也比较规整。

值得注意的是，《仪礼正义》引东汉服虔《左传注》载服虔所见的古本《左传》是“古文篆书，一简八字”。B51而《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不但笔画引曳伸长，线条粗细均匀，具有“篆书”的基本特征，而且每简正好抄写八个字，除了少数例外。如《语丛一》一百十二枚竹简之中，只有第六五简抄写九个字；《语丛二》五十二枚竹简之中，只有第四五简抄写九个字。细察这两枚竹简，可以发现其下端第八、第九两字的间距较小，显然原来抄脱一个字，事后补写的。B52可见《语丛一》与《语丛二》完全符合服虔所见“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的古本体例。至于《语丛三》的七十二枚竹简之中，每简溢出八个字的，计有第一简、第二简、第三简、第四八简(以上每简十字)，第四简、第六简、第十三简、第十九简、第二十简(以上每简九字)，除了第十三简之外，其余八枚竹简溢出的字都与抄脱补字无关。不过，《语丛》类三篇竹简二百三十六枚，真正每简溢出八个字的只有八枚，不到百分之三点四，比率不高，而且这个现象集中在《语丛三》，不妨迳以例外视之。换句话说，《语丛三》的字数参差是抄写者未能恪遵“ 一简八字”的规律造成的。总之，整体看来，服虔所说的“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的体例，在《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之中应当是存在的，只不过《语丛三》的抄写者偶尔未能严格遵守罢了。

根据前述服虔的说法，郭店竹简的这一类字体可以迳称为“古文篆书”，或者我们沿袭《说文解字·叙》称之为“古文”亦无不可。应当指出，服虔生当东汉，其时“古文经”早已流行，服虔不容不知。他之所以不称之为“古文”而必以“古文篆书”为名，当是由于古本《左传》字体线条均匀，笔画引曳，类似我们今日所见的《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B53这种字体的结构谨严，风格典雅整饬，保留篆书“引而申之 ”的意味，符合经典文字作为“规矩模范”的要求，应当就是先秦时代抄写儒家典籍所用的标准字体；如果下笔速度稍快，不避“钉头”、“鼠尾”，造成“头粗尾细”的线条，就是两汉魏晋人所说的“科斗文”；而若参用“鸟虫书”的笔意，形成“丰中首尾锐”的笔画，则为《魏三体石经》“古文”一体之所从出了。《左传》自先秦以讫西汉晚期湮而未彰，传习者不多，因而未经辗转抄写，有幸保存先秦古抄本的原始面貌，为东汉服虔所摩挲目验， “古文篆书”一语正透露个中消息。

服虔当年所见既是《左传》的先秦古抄本，而无论《左传》是否依傍《春秋》，是否原名《左氏春秋》，就先秦儒家典籍的分类而言，《左传》为传，《春秋》为经乃是不争的事实。

《语丛》类三篇的形式特征与《左传》的先秦古抄本既然完全吻合，这就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在先秦属于儒家典籍的“传注”类。就简长来说，这三篇最短，合于两汉学者所述儒家典籍以简长区分经、传的标准；就篇章结构来说，这三篇片段成文，自为起讫，前后不相连属而各有所指，正符合先秦时代传注别出单行的体例；就内容来说，这三篇针对出现于《五行》等篇的若干语词加以解释或阐发，用语雷同，思想一致，显然就是《五行》、《性自命出》等篇的注解。B54总之，综观形式与内容，《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应当就是出自子思学派、流传于楚国的先秦儒家的“传注”类典籍。

此外，还应当指出，《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有若干简文的字体与楚国相去较远。如果采取宏观的角度，参照战国青铜器铭文，如齐国的《陈曼》、《陈纯釜》，三晋的《吉日壬午剑》、《鱼鼎匕》，中山国的《中山王错鼎》、《中山王错壶》等，并与《魏三体石经》的“古文”相比对，我们可以说，《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具有齐、鲁、三晋、中山等国字体的特征，而这一带正是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区域。《孟子·滕文公上》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B55可见当时楚国儒学昌盛之一斑。《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保存若干齐、鲁、三晋一带儒家经典字体的原貌，不但具体反映先秦时代儒家思想自齐、鲁向四方传播的过程，也客观呈现了楚国与各国学术交流的实况。B56尤其《语丛三》第二十四简以下，笔势圆转流畅，笔触轻重变化显著，与《魏三体石经》的“古文”最觉神似；且其中屡次出现的“者”字完全不同于楚国以及三晋文字的形体结构，而与齐国文字一脉相承，其讹变、递嬗之迹斑斑可考。B57凡此均足以证明，这一类字体保存了较多以齐、鲁为主的儒家经典文字的特色。

第四类字体主要见于《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这类字体与第三类比较接近，但笔画更形肥厚，“丰中首尾锐”的特征更为显著，其中“仁”、“而”、“皇”、“情”、“皆” 、“用”、“甚”、“者”、“治”等字保存齐国文字的结构，与楚国简帛文字迥然有别。估计其底本出自齐国儒家学者之手，传入楚国为时尚暂，未经辗转抄写“驯化”，因而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本来面貌。值得注意的是，《五行》也有少数这类字体，如“者”字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字《五行》凡二十见，字形分为两种，其一为楚国简牍所常用，即本文的第一类，见于第二十简、第四九简；其二与《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相同，齐国文字特色，见于第十九简、第四十简、第四三简、第四四简、第四五简、第四九简、第五十简。这种字体歧出的现象，与《五行》出于儒家，传自齐、鲁正相一致。《五行》虽然写作的年代最早，传入楚国已久，其字体绝大多数已被楚国学者辗转传抄“驯化”，是一个典型的楚国抄本，然而字里行间却仍然保留着外来文字的蛛丝马迹。

总结地说，郭店竹简的字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则带有“科斗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 的特征，为两汉以下《魏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篆，与服虔所见的“古文篆书”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是楚国学者新近自齐国传抄、引进的儒家典籍，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

四、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于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同时，也确认了这些形式特征具有分类的意义。兹总结如下：

第一，郭店竹简有经典与传注之分，简策长者为经，短者为传；具体的尺寸虽与两汉学者所记的简牍制度略有出入，但以简策长短区分经、传的原则是一致的。

第二，简端形状也是区分经、传的主要依据，梯形者为经，平齐者为传。梯形简端需要进一步加工修治，工序较繁，但显得精致慎重，符合先秦两汉儒家学者“尊经”的心理。

第三，郭店竹简所见的简牍符号分为三种，基本颇为规范，有助于我们正确复原简序与分析篇章。

第四，四种字体的分类，使我们得以重睹先秦时代“科斗文”与“古文篆书”的原始面貌，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郭店竹简的渊源所自及其学术流派。

第五，郭店竹简以儒家“子思学派”为主体，杂有孟子与道家、阴阳术数家的思想，似乎与齐国的“稷下学派”颇有关系。孟子为儒家后学，对子思有继承也有发展，彼此思想同异互见；甲、乙、丙三组《老子》与《太一生水》与儒家典籍同出，乃当时儒家“援道入儒”的产物，目的在填补儒家思想中有关“宇宙论”的空白。这些都具体反映了战国中期以来儒、道混同，渐臻融合的大趋势。

第六，郭店竹简属于经典类的，有：《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甲组《老子》等九篇。属于传注类的，有：乙、丙两组《老子》、《太一生水》、《忠信之道》、《唐虞之道》、《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语丛四》等九篇。

(作者为台湾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注释：

①除了书籍之外，汉代的法律与公文所用简策也有固定的长度，如《史记·酷吏列传》说“三尺法”，《汉书·朱博传》说“三尺律令”，《盐铁论·贵圣篇》说“二尺四寸之律”，都是明显的例证。

②黄晖《论衡校释》，557、1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2月。

③《十三经注疏》四，《仪礼正义》，283页，台北，艺文印书馆。“二尺四寸” 原作“尺二寸”，据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改。

④如《仰天湖楚简》、《望山楚简》等均残损严重，《包山楚简》基本完整。其中遣策最长，一般在70公分左右；卜筮祷祠简次之，约67～69公分；公文档案最短，也最复杂，由55公分至695公分都有。参考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⑤《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可见《缁衣》为子思所作。《荀子·非十二子》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可见《五行》为子思所作。参考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7月。

⑥关于郭店三组《老子》的性质，自郭店竹简公布以来论者甚夥，其间得失互见，恕不一一称引。我认为《老子》文本的写定与子思学派颇有关系。郭店竹简甲组《老子》第一简，开宗明义就把“绝圣弃智”改为“绝智弃辩”，“绝仁弃义”改为“绝伪弃诈”；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这两句，自马王堆帛书《老子》甲种与乙种，下讫历代不同系统的各种《老子》传本，包括唐代石刻与敦煌写本，如想尔本、王弼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加上先秦两汉诸子如《庄子·在宥》与《箧》、《淮南子·诠言》与《道应》以及《文子·道原》等所引《老子》，均不见有任何异文，可见《老子》的文本在战国中期已经固定而且流传至今。这样看来，郭店竹简这里的异文显然别具深意，亦即甲组《老子》这两句异文的产生，完全是为了避免对子思学派的经典《五行》所标榜的“仁义礼智圣”做针锋相对的批判。换句话说，甲组《老子》根本是一个已经“儒家化”，甚至“子思学派化”了的道家经典，书中凡与子思学派“五行”之说正面冲突的文字都被彻底修改了。我们如果注意今本完整的《老子》书中，对儒家所标榜的“仁义”、“忠信”、“孝慈”、“礼”等主张仍有相当鲜明的批判，应当可以推知《老子》文本的写定就在子思“五行”之说流行的同时，亦即战国初年；而郭店《老子》则是经过儒家精心修改的删节本，目的在“援道入儒”以补儒家思想之不足，并为《太一生水》的宇宙论提供理论基础。参考周凤五《郭店老子为儒家改本说》、《郭店竹简太一生水研究》，待刊。

⑦参考张心《伪书通考》，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10月。

⑧参考周凤五《郭店竹简太一生水研究》，待刊。 ⑨乙组《老子》竹简长于《忠信之道》、《唐虞之道》，丙组《老子》长于《语丛》类四篇。

⑩周凤五《郭店楚简忠信之道考释》，《中国文字》新廿四期，台北，艺文印书馆，1998年12月。现在我更进一步认为，《忠信之道》出于战国中期的儒家学者之手，是《论语》“言忠信”章的注解。《论语》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生前当已成书，且已传播于四方，如《语丛三》第五零简、第五一简：“志于道，狎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第六四简： “毋意，毋固，毋我，毋必。”都见于今本《论语》；又第九简至第一六简关于“益友”、 “损友”的讨论也与今本《论语》有关，这些都是确凿的证据。

B11《孟子》书中曾经屡次讨论燕国的禅让，而孟子本人于齐宣王伐燕一事则涉入颇深。参考周凤五《郭店竹简唐虞之道新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台北，中央研究院，1999年9月。

B12郭店竹简的思想与《孟子》同异互见，如《语丛一》第九八简：“丧，仁之也。”《语丛三》第二三简：“□，□之也。”，读作端，这两句的用语、内容似与《孟子》所标榜的“扩充四端”有关。但《六德》第二六简：“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语丛一》第一九简至第二三简：“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入者，圣、智、义。或生于内，或生于外。”(凤按，“外入者，圣、智、义”六字原缺，据上下文意并参考《六德》补。)这种“仁内义外”的说法，是由子思“五行”之说推演而来的，《六德》对此也颇有阐发。但孟子并不赞同，《孟子·告子下》有两处明白反驳“仁内义外” 的记载。参考焦循《孟子正义》页437至页440，台北，世界书局。“仁内义外”之说在当时似乎颇为流行，如《管子·戒》：“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这应当是稷下儒家之言，也是当时“天下之通义”，孟子既然附和子思所倡导的 “五行”，则其早年自必服膺“仁内义外”之说。至于“扩充四端”云云，则当是孟子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的“晚年定论”了。

B13这两篇的字形结构、书法风格与郭店儒家各篇有显著的差异，若干文字如 “者”、“仁”、“治”等更保留齐国的特征，估计其传抄、流布于楚国上距写作年代应当不远，文字尚未被楚国的儒家学者“驯化”(Domestication)。参考下文“字体”一节以及周凤五《郭店竹简唐虞之道新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台北，中央研究院，1999年9月。

B14也有一简不止抄写八个字的，但为数甚少，当属例外。详见下文“字体” 一节。

B15例如陈《汉晋遗简偶述》、陈梦家《汉简缀述》等文，均以出土汉简为主，参考高大伦《释简牍文字中的几种符号》，《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李均明《简牍符号考述》，《华学》第二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年12月。专门讨论楚简符号的，目前只见到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二章第一节“标识符号与断句”，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

B16另外，还有在合文或重文的右下方作二短横为合文符与重文符，因与竹简的分类无关，这里不拟讨论。

B17关于这点，整理者已经指出：“本篇简文以小黑方块为分段的符号，但有时也用作分句的符号。”参考《郭店楚墓竹简》，151页，注释一。

B18参考《郭店楚墓竹简》，189页，注释一五，裘锡圭按语。

B19简文此处也可以读作“亲此多也，疏(简文从日，余声，疑读作疏)此多；微此多也，道亡(从木)止”。以末三字与上文连读，句式似亦整齐，不必视之为章名，则墨块仍只是分章的符号。

B20《信阳楚简》中也有这种方形墨块，同样作为分章的符号，如简2.01、简 2.017、简2.020，参考刘雨《信阳楚简释文与考释》，《信阳楚墓·附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3月。

B21若干小墨点因下笔较重而类似方形墨块，见《语丛一》第一简，《语丛三》第四九简、第五三简、第五九简、第六五简下、第六六简下、第六七简下、第六九简上、第七十简下、第七二简上、第七二简下。细察前后文意，可以确知其为断句的符号。这种现象与上述《五行》所见方形墨块与小墨点的混淆类似，都出于下笔不谨。

B22参考《信阳楚墓》图版119至图版128，简2—01至简2—02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3月。

B23参考《包山楚简》图版三七，第八五简。

B24参考《郭店楚墓竹简》，119页，注释七，裘锡圭按语。这种校读符号的用法，近似下文所说的“乙”。

B25如《史记·滑稽列传》：“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这是标示进度，即以墨钩标示所止，以便继续阅读。另外，《说文解字》三上“句”字段玉裁注：“ 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钩乙之意。”又，十二下“，钩识也。”注：“此非甲乙字，乃正字也，今人读书有所钩勒即此。”按，这与上文所述用以校读的小墨点作用相同，似乎先秦与两汉时代使用的简牍符号有同有异。当然，个人与地域的因素也应当加以考虑。

B26自第一简至第三五简，主旨为论性，篇题可暂拟为《性自命出》；第三七简至第六七简，主旨为论情，篇题可暂拟为《情生于命》。参考周凤五《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新探》，待刊。

B27参考《江陵九店东周墓》，这批楚简的释文由李家浩执笔，但未作注释，见同书《附录二》：李家浩《江陵九店五十六号墓竹简释文》，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 7月。由于残损严重，竹简的编连不易复原，简序仍有调整的可能，而“乙”字形墨钩正是调整简序的重要依据。

B28第二零零简残损严重，文字无法辨识。参考《望山楚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6月。关于这批楚简所使用的简牍符号，整理者没有说明。

B29本篇自第十三简至第二四简，分为上下栏，上栏记一年十二月中“建”、 “陷”等十二日名所当日支；下栏记十二日的吉凶宜忌，全篇首尾完整，依文意暂拟篇题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