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的几点启示

郭店楚简的几点启示

张正明

一

郭店楚简，除道家著作外，还有字数比道家著作多出几倍的儒家著作，令人喜出望外。可是，这并不令人诧异，缘由在于：

其一，最迟从成王时起，楚人就重视研究北方的典籍了，如我在《楚文化史》 ①里面所讲到的：“在成王之世，楚国的贵族已熟知华夏的某些重要典籍。他们像中原的贵族那样，往往引经据典，借以判是非，明利弊，决疑，定策。”此后，直到战国晚期，仍然如此。北方的学术著作，在楚国大概是应有尽有的。以后的发现肯定会比迄今已知的发现更多，只是它们还藏在地下，杳然不知其所在，何时面世殊难逆料而已。

其二，楚国历来风气开放，而且没有言论罪和思想罪。即使备受后人诟詈的怀王和顷襄王，也没有杀过或关过一个有忤上的言论或思想的臣民。因此，任何学派都能在楚国找到立足之地，任何学者都能在楚国求得容身之所。荀况终老于楚国，可谓良有以也。

其三，战国时期，黄淮之间集中了儒、道、名、法诸家的宗师，江淮之间则对诸子之学敞开着大门。楚人的传统学术只有巫学，巫学一遇到异彩纷呈的诸子之学就相形见绌了。但在南楚之地，从宫廷到里社，从君子到小人，巫学仍备受青睐。长沙子弹库楚墓所出的帛书，就是地道的巫学著作。南楚的文人学者，一手拿巫学，一手拿诸子之学，其心态与后世方以智的“坐集”不无相似之处。试以屈原为例。屈原的志洁行廉近乎道家，但他不像道家那么超脱；屈原主张重仁袭义近乎儒家，但他不像儒家那么通达；屈原向往良法美政近乎法家，但他不像法家那么峻刻。对这样一个思想色彩斑驳陆离的屈原，我们实在犯不着把他硬拉到道家或者儒家或者法家的门庭中去。假如说他是杂家，或许较为近实。而从思想主流来看，屈原的学术根柢有两个，一个是郢中的巫学，一个是稷下的道学，说详拙文《巫、道、骚与艺术》②，兹不复赘。

楚国在学术上无门户之见，有海纳百川的雅量，此郭店楚简启示之一。

二

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的学术界人士夸大了儒家与道家的相斥性，估低了它们的互补性，这有两个原因：

其一，这是因为对司马迁的一个说法有误解。《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现代中国大陆有不少学者认为，儒家与道家从来形同水火。其实，司马迁所讲的“世”是西汉早期，不可上推到先秦去。孔子与老子的学术分歧是明明白白的，可是他们互不相绌，而且彼此推崇。虽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都志在救世，尽可各行其道，何须勾心斗角?

其二，恐怕是主要的，学者被卷进几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去，动辄“批判”、“斗争” ，务求“批臭”、“斗倒”，久而久之，养成一种思维定式，以为儒家与道家的关系，或者儒家与法家的关系，也像“无产阶级一家”与“资产阶级一家”，势不两立。其实，古人的见识和度量往往不是今人所能企及的。孟子与庄子同时，孟子不批判庄子，庄子不斗争孟子，他们不是两立得很好吗!

道虽不同而可相为谋，此郭店楚简启示之二。

三

荆门市博物馆对郭店1号楚墓年代的判断是审慎的，上限在公元前四世纪中，下限在公元前三世纪初。验之以出土遗物，可知其言有据。由于此墓曾被盗，目前只能做这个跨半个世纪有余的判断。

此墓所出《老子》的字数，三本合计只相当于传世本《老子》或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的五分之二。可想而知，当墓主在世时，还没有“五千余言”的《老子》。《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两篇，估计韩非在世时已有“五千余言”的《老子》了。从战国末到西汉初，兵荒马乱，是学术的黑暗岁月，绝非“五千余言”的《老子》成书之时。显而易见，“五千余言”的《老子》成书之时只能在战国晚期。说得更加明确一些，只能在从郭店1号楚墓的墓主去世到韩非去世这段时间里面。若非博学卓识之士，断难膺此重任。其间，真正称得上是博学卓识之士的仅得两人，一为荀况，一为韩非。荀况不爱讲老学，想来不会有心思去做把多种互有出入的《老子》集腋成裘的麻烦工作。韩非却对老学下过非同等闲的工夫，是纂成“五千余言”的《老子》再合适不过的人选。《解老》、《喻老》两篇隐约地透露出一个信息，即《老子》经韩非之手才成为“五千余言”的，因而既要“解”之，又要“喻”之。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也是道家著作，内容为宇宙生成论。在“五千余言”的《老子》中， “太一生水”云云全无踪影，应是由于纂成“五千余言”的那位学者对宇宙生成论全无兴趣。韩非正是这样一位学者。在《韩非子》中连一点宇宙生成论的成分也没有。荀况则不然，他对宇宙生成论不是全然漠不关心的，虽未深谈，但也点到过，散见于《荀子》的《天论》、《礼论》和《王制》诸篇。这个对宇宙生成论的态度，是韩非纂成“五千余言”的《老子》的一个旁证。

“五千余言”的《老子》大概成书于韩非之手，此郭店楚简启示之三。

四

《太一生水》与《老子》丙本，简形相同，书体亦相同，简长相等，编线间距亦相等，两者原为一本，不宜分作两本。“太一生水”云云，虽不见于传世本《老子》和帛书本《老子》，但与道家的原理无何不合。假如把“太一生水”云云排除在《老子》之外，那就意味着只有与“五千余言”的《老子》基本相同的才算是老学著作了。其实，三本竹简《老子》足以证明，在“五千余言”的《老子》纂成以前，《老子》的原始作者不止一人，而有若干人；相应地，《老子》的原始版本不止一种，而有若干种。“五千余言”的《老子》虽然可以说是集先秦老学之大成，但未必把先秦诸多《老子》版本的所有内容都囊括无遗了。

“五千余言”的《老子》不能代表先秦老学的全貌，此郭店楚简启示之四。

五

孔子所见的老子，只可能是老莱子，不可能是李耳或称太史儋，说详拙作《楚史》 ③。老莱子为楚人，乃孔子之所严事，史无异辞。《庄子》说孔子“南见”老子或称老莱子，未必纯属寓言。老莱子的行踪大致由北而南，曾经隐居蒙山，暮年避处江南。老莱子所著书，司马迁说有“十五篇”，班固说有“十六篇”，不知孰是。蒙山今属荆门。荆门古为老莱子隐居之地，今为竹简《老子》出土之处，当然只能说是巧合。然而，竹简《老子》的母本可能就是《老莱子》十五篇或十六篇，就近取材毕竟比就远取材容易。

老学的源头可能在老莱子，此郭店楚简启示之五。

附记

关于郭店1号楚墓的墓主，有下列线索是值得注意的：

从头向(100°)来看，属于广义的楚国公族；

从葬制来看，乃士之上者也；

从墓中出土的竹简来看，是学者；

从墓中出土的乐器来看，雅好音律；

从墓中出土的兵器来看，至少做过下级军官；

从墓中出土的耳杯所刻“东宫之不”四字来看，曾与太子有交往。

此墓的下葬年代，由于随葬器物散失甚多，很难断在二三十年或三四十年的跨度之内。楚琴，十弦者居多，七弦者晚出。此墓出有七弦琴，因此，其下葬年代在顷襄王前期的可能性较大。

学者或认为墓主生前曾任太子的师保，证据虽不能说没有，但嫌单薄了。士而为太子师保，在楚国历史上无先例、后例可寻。诸如保申、潘崇、伍奢、费无忌等等，无一非大夫。话不妨倒过来说，既已为太子师保，则必能跻身大夫之列。或许墓主生前曾供职于东宫，但还不是正式的太子师保。

可能与郭店1号楚墓墓主大致同时的宋玉，曾以辞赋事顷襄王，而宋玉也只是个士，他所作的《九辩》是士所发的牢骚和感慨。顷襄王喜欢与文人交谈，不问其为士或大夫。当他还是太子横的时候，或许也喜欢与学者交谈，不问其是否师保。他继位后，其太子元受父王熏陶，可能也喜欢与文人学者交谈，也不问其是否师保。

(作者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张正明：《巫、道、骚与艺术》，载《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

③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