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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丛四》学派性质刍议 朱 喆 郭店楚简中的大部分篇什为儒家文献，这已为学界公认。该批竹简中除《老子》甲、乙、丙三种外，《太一生水》篇亦被公认为道家简。郭店简中学派性质较难断定的要数《语丛四》篇。目前，学界对《语丛四》的学派归属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以庞朴、丁四新为代表，他们认为《语丛四》既非儒家思想，亦非道家思想，而可能是法家、纵横家的思想①；一是以李零为代表，李先生在释读这批竹简时，把《语丛四》放在《老子》甲、乙、丙及《太一生水》篇之后，归为一组。李先生认为《语丛四》内容与阴谋游说、纵横长短之术有关，类乎《太公》、《鬼谷》，正是《太公》三书《谋》、《言》、《兵》中的《谋》、《言》的内容，据《汉志·诸子略》之界定，太公位列道家，故《语丛四》应为道家文献②。笔者认同李先生的意见，并试作更具体说明。 一 如所周知，《语丛》四篇被楚简的最初整理者归为一类，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编排也是有道理的。但严格说来，无论从形制还是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语丛四》与前面三篇有着显明的差异。正如不少学者的研究所揭示的，《语丛》前三篇在形制上表现出显明的一致性。首先，这三篇简均为短简，且都是编线三道，简端平齐。其次，从字体、书法水平看，这三篇字体一致，字迹工整秀丽，用笔讲究，书法水平很高。再次，行文的书写密度完全一致，即每简满书8字。这种形制上的一致性大体上应该体现了抄作者的某种用心，绝非随意而为。在思想内容上，《语丛》前三篇按整理者的意见，虽每篇各有主旨，但篇与篇之间在学理上表现出前后相承的逻辑关联。《语丛一》“篇中说‘天生百物，人为贵’，并谈到人与仁、义、德、礼、乐的关系。其中还概括表述了《易》、《诗》、《春秋》、《礼》、《乐》等书的内容。”③整理者拈出“天生百物”应该说是抓住了此篇的核心。此篇“天”字七见，几乎每一句都很重要，如“有天有命，有地有形”，“有天有命，有物有名”，“天生百物，人为贵”，“知天所为，知人所为”，“《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察天道以化民气”。“天”显然是被摆在第一位的，先有了“天”，然后才有其他万事万物，人虽为万物之贵，但人亦为“天”所生，故“知天所为”则“知人所为”也。整理者认为《语丛二》“主要陈述人的喜、怒、悲、乐及虑、欲、智等皆源于‘性’，这也是先秦时期的流行看法。”④“性”范畴当为该篇核心，全篇“性”字十一见，主要是讲“性之生”及生与所生之关系，此篇作者认为诸如情、爱、欲、智、恶、喜、愠、惧、强、弱等等均生于性。《语丛三》“内容涉及君、臣、父、子、孝、弟及仁、义等，系儒家道德著述”⑤。从《语丛一》到《语丛三》，其思想主旨由“天”、“命”到“性”、“情”到“道德”的次第变化表现的恰恰是原儒思想的逻辑发展。整个三篇讲的都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 从《语丛四》与前三篇的比较来看，在形制上，《语丛四》的字体明显不同于前三篇；《语丛四》的竹简编线两道而不是三道；《语丛四》的书法水平亦不及于前三篇；《语丛四》每简满书16字而不是8字，密度远大于前三篇，这要么反映了抄作者对竹简的节省，要么说明了内容不及前三篇重要，抑或兼而有之。或许在那个时期儒主道从的情况就已经存在。从思想内容上看，《语丛四》讲“说之道”、讲“贤”“谋”，与前三篇内容明显不类。如果说前三篇是儒家文献，则《语丛四》就决不是儒家文献。 二 依前所述，《语丛四》不能归为儒家文献，那究竟应该归为哪家文献呢?我认为《语丛四》无论从形制还是从内容上均应断为道家文献。 从形制上看，我认为《语丛四》的字体明显不同于郭店简中的儒家简，而与道家简相同，是楚国简帛中常见的字体，故李零将其归为一组是有道理的。 从思想内容及文句之间的逻辑联系来分析，整理者根据《说苑·谈丛》及《淮南子·说林》的体例，定此四篇为“语丛体”。细究这四篇，前三篇每篇虽各有核心范畴，但篇中诸文句之间显得错落丛杂，确可称之为“语丛”，但第四篇的内容似不好一概而论。拙见以为《语丛四》篇似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从第一简到第九简为一部分，可定名为“说之道”；从第十简到第二十七简为一部分，可定名为“谋之贵”。前一部分可以说是语丛，而后一部分更像是有佚简的论文。无论是“说之道”还是“谋之贵”，从字派性质来衡定，《语丛四》都应归属道家。首先从“谋之贵”部分看，这一部分内容前后条贯，自成一整体，首先讲贤人、谋士之重要，如“早与贤人，是谓碋行。贤人不在侧，是谓迷惑”。招揽贤才、聚集谋士可谓有先见之明，如果人主之旁无贤人谋士之辅佐，则势必见闻寡浅，闭目塞听，终至迷惑，不知治国之方，不识经世之道。紧承上文，竹简还论到“邦之巨雄”问题。“巨雄”似指极有贤才者，或指雄才大略者，丁四新释读为“枭雄”，李零释读为“英雄”，各有理据，各备一说。我认为“巨雄”在此似不好作善恶正反之别，对雄才大略者，人主如果善为我用，则是极重要的辅佐力量。如果人主不重视或无视巨雄，巨雄一旦为异己力量所用，则其必成为有害力量。其次本部分还着重论述到上下即君臣、君民之关系。“善使其下，若?碏之足，众而不害，害而不仆。善事其上者，若齿之事舌，而终弗愦”。这里主要讲的就是上下之间的“使”与“事”的关系，??为多足之虫，以喻下之众，舌以喻上之君。在上者若善于治理，使之相互协作，严守制度秩序，则人虽众而不相妨害；在下者若善事其上，就如牙齿配合舌头而不会咬伤舌头，响应君主之号令而行事。这是总论上之君与下之臣民的彼此关系。“善□□□者，若两轮之相碐，而终不相败”，“善使其民者，若四时一谴一来，而民弗害也”。楚简整理者认为缺损处应补“使其下”三字，李零补“事其君”三字，陈伟补“事其友”三字，我认为应补“使其臣”三字。其意指君主如果善于使用其大臣，则群臣就如车之轮同承一舆，共事一主，承载着君主之江山事业向前进而不相互牵制阻碍。君主若善于驱使其民者，人民就会顺应君主之令，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人民不以为害也。这两句是分论君主应如何治理其群臣与众民。最后，简文从士之谋友、君之谋臣等论及到谋之贵，这里的“谋”就是君主治理国家人民的谋略。不少学者据此部分讲权谋之术之内容，论断此为法家、纵横家之所作。道家虽然尚真性，但从《老子》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权谋之术并不少见，古今不少学者都视道家为尚权谋之学派，从韩非到宋儒指斥老学为权诈之学者，可谓代不乏人。今人张舜徽认为《汉志》“‘君人南面之术’一语尤足以括道家之旨而无遗。凡探讨道家之说者，皆当本此意以求之也”⑥。既然学者们可以凭《语丛四》中重贤谋之内容断此篇为纵横家、法家之所作，我以为亦可以凭此断为道家之作。 从第一简到第九简之内容看，其主旨是“说之道”。“言以司(词)，碒以久”。言辞只是表面的，说完即完，而言语背后的情意却是长久的。老庄认为，言辞是浅表的，言后有意，意得言忘；意后有象，象得意忘；象后有道，道得象忘，忘言绝象而后得道。“非言不仇，非德亡复。言一而狗，墙有耳。往言伤人，来言伤己”。有恩于人总会得到报偿，也即是说人之所为总会引起反应。同理，言辞虽然一说即完，但一经说出就会引起反响，激发情绪反应。如果一个人说话随意，随意的话也总会为人所知，在听者看来可能就不随意了。从他人传过来的坏话会伤害我，而我说别人的坏话也会伤害别人。如此说来人不可不慎言!道家亦讲“希言自然”(第二十三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章)，“言善信，正善治”(第十一章)，可见道家非常注意“慎言”。“言之善，足以终世”。道家亦讲“善言无瑕谪”(第二十七章)。《语丛四》和《老子》均强调“善言”。由这些比较，可以看出“说之道”部分更属于道家思想。 从历史文献关于道家的诸种认识来看，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二二五中说：“道家之术，杂而多端。”从现行道教经籍总集《道藏》看，其数量庞大、卷帙浩繁，其内容包罗万象、驳杂不纯。《汉志·诸子略》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并载道家有三十七家，文献九百九十三篇。其中《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包括《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谋》八十一篇。《史记·太史公自序》谓：“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学者们根据“说之道”与“谋之贵”的内容，依名、法、纵横家之标准把《语丛四》断为法家、纵横家之作，这并不错。但是，从追其根本、究其大要来讲，《语丛四》仍应归属道家学派。因为道家“秉要执本”，“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也就是说道家是一个沟通、包容诸家学术的学派。道家涵摄了名家、法家、纵横家等诸家，而又超越了它们。人们所以在这些作品的学派性质上争论不休，关键就在于没有很好地把握《史记》、《汉志》中所明确指示道家与其他诸家在学术思想层次上的差异：道家是“道”的层次，其他诸家是“器”的层次；道家是一般、普遍的层次，而其他诸家则是特殊、个别的层次；道家是形而上的层次，而其他诸家是形而下的层次；道家是哲学的层次，而其他诸家则是具体学科层次。 (作者为武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注 释： ①庞 朴：《语丛臆说》，《郭店楚简研究》，32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丁四新之观点可参其博士论文《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 ②李 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三联书店，1999年。 ③④⑤参见《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⑥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302页，中华书局，1982年。 （原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
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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