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五行》的“五行”研究
郭梨华
1993年楚简《五行》之出土，与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行》可相互对校，这是目前研究《五行》学者所重视的，也因此引发了对于“五行”问题的关注，这问题的关键在于荀子曾批判思孟五行，其中所言之“五行”是否与《尚书·洪范》“五行”相关?如果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那么这样提出的“五行”说，究竟将原来《尚书》的“五行”说安置在思想史发展上的何种位置?而新提出来的“五行”说，理当造成当时的混淆，为何荀子在批评的同时，在《乐论》中也提出了另外的一种“五行”说?可见当时确实存在着关乎“德”的“五行”，但是这样论述的德之“五行”，与《尚书》的“五行”说，是否具有哲学意义或作用上的联系?否则何以提出一种足以混淆当时思想的观念，而不另立名称?再者，荀子指出思孟“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如果思孟之流纯然只是提出“德之五行”，并造成了当时学者相信是仲尼、子游之学的承传，则荀子当不至于严厉批评此为“子思、孟轲之罪”。另外有一条资料相当值得作为提醒与注意，即《孔子家语》中保存了孔子向老子问及“五行”的资料，在《五帝》篇中记载着：“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虽然《孔子家语》之言未必全然为真，但是时儒接受孔子曾论及“五行”之事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所论之“五行”在《尚书·洪范》中也确有此“五行”观，同样地在《国语·周语》中也记载了“五行”杂糅以成万物之资料。因此思孟之流的“五行”是否与《尚书·洪范》“五行”相关，是令人困惑，也是学者们想解开的历史谜团。为求真解的可能，试从历史发展与文本内容两个方向探索。
一、“五行”说的历史承传
“五行”一辞，最早出现在《尚书》的《甘誓》与《洪范》中，在《甘誓》中是指“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洪范》中则指出“鲧矱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矲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两处所谈之“五行”，内容是否一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因为这可能关系夏、商之间朝代的转换，也同时关系着当时对于“五行”在天文历法上的转义使用。但是两者也呈显出一共通点，都是指向与承继天命相关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如果不能顺着“五行”而行，则将如有扈氏与鲧般，为天命所弃绝；两者明确显出不同之处在：《洪范》更进一步明确此“五行”的内容是：水、火、木、金、土。那么“五行”在当时究竟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以致于在《甘誓》、《洪范》中攸关天命时提出?在此，仅尝试从两处文本内容及文字的释义上推敲。“五行”是关乎自然的呈现与持续运作。所谓“行”，郑玄注曰：“行者，顺天行气也。”若从《尚书》提到“五行”所指的事件而言，“五行”具有一象征的意义，这一意义并不是如西周时所标举的“德”，而是“行”。“行”所指称的无非是指自然的呈现与持续，因此当鲧矱洪水时，帝要震怒，因为这是违反自然的作为，天命之降于禹，是因为禹因势利导以治水，水性基本上就是流，阻流以治，自然破坏水性，坏了自然之性，自然引起天怒，因而也必导致人怨，是以夏启伐有扈氏，认为所行之讨伐是“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五行”在《洪范》中被明确为水、火、木、金、土，而且被认为是首要之事，其次五事：貌、言、视、听、思。郑玄《注》：“五事象五行。”又《汉书·艺文志》也认为“五事”是指“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行”的意涵在《洪范》中不但被确定为哪五种，同时也被认为是与人相关，不再纯粹只是天之自然所行之理。至西周建立王朝时，则将天命归之于“德”，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素，使得“五行”说至周幽王，史伯答郑桓公时，已经将“五行”当成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基质，因此在《左传》中并存着“五行”与“五材”之说①，其中“五行”是被当作“地之五行”与“五材”、地之生殖密切相关。但是“五行”也仍然保有自夏商承继而来的意义，即《史记·历书》所言：“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五行”基本上是对天象的观察而来，因此与天时、五官相应，对此《史记·律书》也提到：“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更且在西周时也已经将五行与五方位相配，《逸周书·作雒》②对此曾有记载，这一传承直至春秋战国时，仍然普遍存在。《礼记·曾子问》中曾记载了孔子与曾子的对话：“曾子问：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四。请问之。曰：大庙火，日食，后之丧，雨沾服失容，则废。如诸侯皆在而日食，则从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与其兵。大庙火，则从天子救火，不以方色与兵。”又《周礼·春官》及《仪礼·觐礼》③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可见“五行”之说在当时的知识学中是相当重要的，甚至即使儒者都知晓，只是如孔子之儒者之流，重点并不在于谕示灾异，也并不是用此解释历史朝代的更迭，而是在当时这是对于“天时”及“礼”的一种了解。
二、“五行”与“五常”
楚简《五行》的出土，确证了竹帛《五行》与思孟学派的相关，也解决了思想史上的一件疑案，这疑案即是荀子对子思、孟子的批判。在批判中指出思孟论述“五行”之说，在文献出土前，传世典籍中确实无法解决此一难题，因此顾颉刚先生以为这是荀子误传，当指邹衍为是④。随着考古上的发现，文献的出土，释古时代随之开启，对于荀子这一段话唐代杨的注解，格外引其注意，杨注“五行”即“五常”，为“仁义礼智信”，追寻这一思想史发展的情况时，我们可以发现早在东汉郑玄注解《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时即说到：“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知，土神则信。
”郑玄这一注解，指出了杨之说有历史上的溯源，并非杨虚造，硬将“五常”与“五行”相比附，或者以“五行”为误，而以“五常”代之。但是郑玄的说法，究竟是因为汉代谶纬之学盛行的时代因素使然?或者子思确有此一思想?依据章太炎的说法，这是子思遗说，而且认为“古者《洪范》九畴举五行傅人事，义未彰著，子思始善傅会”。但是从竹简《五行》中我们只发现有“几而知之”之说，并未明确找到水火木金土与德之“五行”相比附的资料，而且《中庸》也没有明确资料显示。因此确定为子思遗说，虽可设想，但不能明证。因此，在这一部分所探究的，并不是要确证“仁义礼智圣”与“水火木金土”的关联与比附，也不是确证为子思所作，而是从历史发展线索中尝试发现两者发生联系在思想上究竟发生了何种意义与作用?兼论及“五行”说与“五常”的历史关联。
(一)“五行”与“五常”
荀子对思孟五行的批评，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说到：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
尼子游（一说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荀子认为子思、孟轲是“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这一说法指出思孟提倡“五行”，而这“五行”之说是前人早就有的主张。诸传世典籍，“五行”一说《甘誓》中提出“威侮五行”，《洪范》明确“五行”之所指为“水火木金土”，更且早在《洪范》一文中已经将“五行”与“五味”相对应，指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种将五行与五味的并提而论，在《左传》与《国语》中也都有更多的发挥。据《左传》记载，昭公元年时，医和指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二十五年时子大叔曾对赵简子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二十九年时，对于“物有其官”指出“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耨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三十二年时，则又指出“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这些都指出水火木金土五行与五味、五声、五官有一联系，而这一联系确立了五行为“地之五行”，直至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完整且明确地列出五行相生与相胜的排序，但是也已经存在个别相合与相克的情形⑤，而且五行与五味、五声、五官的密切联系在春秋末确实是存在的。
战国晚期，与荀子约略同时代而同在齐国活跃的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把五行说结合历史朝代更迭，把这种宇宙观附会到社会历史领域，认为各朝代都秉持一种“德”而为主，这一主张据《史记·孟荀列传》所载，当时在齐国、魏国、赵国、燕国深受欢迎与礼遇，但史迁总归其说之要时说到：“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可见邹衍必与儒学相涉。而且邹衍之学与后来纯言灾异阴阳不同者在于其要归止于“仁义”。今日虽然难明其“五德终始”之旨，但与其稍后之《韩非子·饰邪》所反映的纯以星相位置断言灾异当有所别。因此将水火木金土“五行”与仁义相联系至迟在邹衍时已有之，但是否有德之“五行”的出现与比附则难明。考诸传世典籍，水火木金土“五行”与德行之“五行”确实是从战国以来曾共存过一段时期，这可以从《吕氏春秋·孝行览》中所论述的曾子“五行”得到佐证。《孝行览》：“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又《礼记·礼运》也提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孙希旦《礼记集解》以为此五行即“仁义礼智信”。因此“五行”之说并不只有水火木金土之“五行”，还有德之“五行”，而且“行”字在上古音中是阳部匣纽，别无其他发音。荀子的批评正好是处于曾子与邹衍之间这段时期的思孟一流，若从思想的发展而言，这一时期的“五行”说正是处于与水火木金土之“五行”相结合的转折期，或者说尝试以德之“五行”的作用提出人道与天道之间联系的可能。这种“五行”的转折与结合在战国晚期出现了以“五常”取代“五行”之说⑥，有时“五常”指的 是“德之五行”，有时指的却是水火木金土“五行”，如《礼记·乐记》之“道五常之行” ⑦，郑玄《注》曰：“五常，五行也。”“五常”指的是“德之五行 ”。而《庄子·天运》引殷相巫咸之语“天有六极五常”，成玄英《疏》曰：“五常谓五行
，金木水火土，人伦之常性也。”“五常”指的是水火木金土“五行”，但又说这是人伦之常性，这一种说法也见于《列子·杨朱》：“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又班固《艺文志》也提到：“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可见将“五行”理解为“五常”，以“五常”一辞说明“五行”，大约是战国时代晚期出现的，这种现象说明两种“五行”说在当时确实有所结合，也因此从东汉以来的注解家、思想家常常就“五常”与“五行”相互注解。
西汉时期，贾谊《六术》提出“六行”之说，陆贾的《新语·术事》中言及“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这“五常”显然不是“五行”，也不是“五德之行”，王利器以为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六行”与“五常”应是对于战国时期的“五行”说的另一种发展，而稍后之董仲舒基本上仍承继着战国以来儒者对“五行”说的发展，因此在《春秋繁露》中并未出现在那时代易生混淆的“五常”一辞，反而是与河间献王答问《孝经》何以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时，指出“五行者，五行也，”并且记载着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关系及其与仁、智、信、义、礼之间的相对应⑧，
同时也与四时、五声、五味、五色相比附。董仲舒的这一种比附基本上应该是有所承继的，在《吕氏春秋·孟夏纪》中我们可以发现残存的痕迹，即“其神祝融…其音征 …其性礼，其事视，其味苦。……盛德在火”。⑨依此，当我们 看郑玄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时所说“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知，土神则信”，可能就不能仅仅以西汉以来谶纬之学盛行的方式看待，而是不能排除其为思孟之流的遗说，因为从思想的发展而言确实应当存在这种结合与转折；而且从注解而言，也是如此，注解基本上可以是一种诠释，但不必然在于发挥新说与己见，尤其汉代是以解经、训诂为己任，其工作往往是援引古人之说解时人之惑；最后，我们还可以从最早对《五行》作解说的帛书《五行》第215行至351行中，发现关于“仁气”、“义气”、“礼气”之言，其中“仁气”、“义气”也见于《礼记．乡饮酒义》B10中，而且与方位有所相应，这基本上是与行“礼”之义有关，但同时也表明在战国时期确实出现将仁、义、礼与“气”结合，及与方位相配之说。“仁气”、“义气”与方位的相配，也指出与“五行”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承继自西周，但并不是如后来儒者董仲舒走向天人感应之学，而是在于藉着与“五行”的关系，说明“德之五行”的哲学意义。
(二)“德之五行”的哲学意义
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思孟之流提出德之“五行”在诸子时代确实有其作用。这作用即是：夏、商得天命有一重要因素是“不威侮五行”、“不汩陈五行”，周之得天命是因为“商王受之，狎侮五行”，更且提出“文王之德之纯，于穆不已”，因此周之保天命，在于“德”。春秋晚期的孔子主要是从周文的维护与继承出发，在礼坏乐崩的时代提出德行的重要，在德行中孔子强调“仁”的重要性，主张礼乐制度的实行必须保有人之“仁”，但并没有完全背弃礼乐在制度中的礼仪重要性，因此在对《诗》、《书》的态度上相当谨慎，对春秋大义也相当重视，更且在论述上是采述而不作的方式，开启了后来儒者对典章制度的重视，这也是《庄子·天下篇》所言：“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经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另一方面，孔子也开启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天命问题的思考，开启儒者强调德性修养之路，这也是后来所谓的“素王”之说。《墨子·公孟》中曾记载公孟子对墨子说：“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而在《说苑·君道》中也记载着孔子说：“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都说明了春秋之世是一个衰颓之世，但是“君子”在其中成了相当重要的人格典范，也说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世道当有的思考与作为。战国时期，诸子思想更是蓬勃发展，诸子或从“仕”的方式对时代献策追求富国强兵、称霸称王，或从“士”的方式进行学术思想的探究，探问如何能配天，或说如何能顺天而行。竹简《五行》的著作年代正是处于这样的一种时代氛围，从其著述内容而言，正是承继孔子的启发而思考天命，或者说“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君子”究竟能如何面对与安置的论述。
竹简《五行》开宗明义即指出有五种“德之行”：“仁、义、礼、智、圣”，及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