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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盛国:汉简烽隧命名特点及文化蕴涵管窥
作者:阎盛国   来源:《中国方域》2004年第1期   时间:2005-6-13 10:13:02   浏览次数:1508

 

汉朝政府为了有效抵御匈奴进犯,在北方边境构筑了大量烽隧。这些烽隧是汉朝在北方边塞防御少数民族入侵的最小军事基地组织。汉朝政府并且有意识地给它们命名,从出土的汉简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①]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汉简隧名也不例外。它是一种通过语言文字来表现的文化。对于文化而言,汉简隧名不单单是一种历史景观的体现,同时也再现了汉代政治、军事、社会心理和社会信仰、民族关系等状况,因而,隧名对透视汉代社会文化内涵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汉代烽隧命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种命名可以简化成一条公式:某···+隧。一般也就是隧名由专名、通名两部分组成,某···是专名,隧是通名。专名用来指特定烽隧实体,有定位作用。通名则涵盖这类实体的共性,体现它本身具有的军事性质。

一、汉代烽隧命名的方式

1.以动物名称命名的隧名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 。”司马贞索隐注:橐他。韦昭曰:“背肉似橐,故云橐也。”包恺音讬。他,或作“駞” 。《汉简缀述》中第十表《隧简表》(以下简称《表》)橐他候官之下有橐他隧,这说明该隧名是以动物名称来命名的,这种动物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骆驼。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还提及文帝四年(公元前175年),匈奴单于向汉文帝进献橐他一匹作为礼物[②]。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认为驼以一封(峰)为贵。另外,从司马迁上述对橐他作为一种奇畜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朝人对这种动物有一种神秘感,这侧面也说明汉朝人对匈奴的生活习俗缺乏足够的了解。

2.以爵位名称命名的隧名

《史记·秦本纪》中集解《汉书》曰:“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一为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其中,公乘是第八爵。《表》肩水候官之下有公乘隧,这说明该隧名是以爵名来命名的。而且犹为重要的一点是,第八爵在二十等赐爵制中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诚如钱大昕所说:“大约公乘以下,与齐民无异”[③]。《史记·高祖本纪》载:其后(高祖)诏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刘氏冠。”此外,正义《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颜师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车也。”因此对于享有公乘爵的人来讲,在服饰上和乘车上开始享有戴“刘氏冠”、乘公家车马的合法资格。这在等级、服饰森严的汉代,体现的是一种荣耀。同时,也说明汉代人有一种非常看重服饰的社会心理。

3.以史迹命名的隧名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正义《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邓州向城县东南四十五里。”集解徐广曰:“表曰三年,与赵会博望伐魏。”史实描述了龙争虎斗的战国时期发生的两件大事,一件是朝觐,一件是征伐。征伐和朝觐都是汉朝特别关注的大事。《表》甲渠候官下有博望隧,虽然博望从本身而言,是一个地名,但实际上,博望隧是从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出发来命名的。张骞跟从大将军霍去病出征匈奴,因他曾出使过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史记·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后来,张骞被封为博望侯,也有这种寓意。

4.以词义命名的隧名

止奸、禁奸在词义上讲,都是禁止奸邪的意思。《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云:“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治。”《史记·循吏列传》中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史记·酷吏列传》曰: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上述三者均阐明了刑罚目的是禁止奸邪,但第三者更注重通过教育的方式来防止奸邪。《表》殄北候官下有止奸隧,肩水候官下有禁奸隧。可见,它们均是从词义上进行命名的,而且重要的一点是用它们作隧名,某种程度上,是汉朝政府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在军旅生活中,注重对人民实施教化来加强统治的真实写照。汉朝也推崇在这方面做出政绩的官员,如魏相任河南太守时,“禁止奸邪,豪强畏服。”(《汉书·魏相传》)

汉史游著的《急救章》[④]中有:马汉强,汉强,意在忠于本朝也,《表》肩水候官下有强汉隧;《急救章》中有:所不侵,不侵,言其谨  ,不为寇暴也,《表》甲渠候官下有不侵隧;《急救章》中有:许终古,终古,言不废绝也,汉有济王思王终古,《表》甲渠候官下有终古隧;《急救章》中有郭破胡,破胡,言能克匈奴也,《表》甲渠候官下有破胡隧。另外,《表》居延候官下的击胡隧;甲渠候官下的化胡、执胡、逆胡、逐胡隧;卅井候官下的累胡、殄胡隧;橐他候官下的吞胡隧;肩水候官下的执胡、伏胡、獲胡、夷胡、服胡、获胡隧。殄北候官、甲渠候官、广地候官、肩水候官下都有破胡隧,破胡隧在《表》中出现的频率最高。胡在汉代是代指匈奴,匈奴一直被汉朝视为主要敌人和对手。西汉一代名将霍去病也慨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些隧名当中渗透着军事教育寓意,同时,一方面也反咉了汉代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就是要坚决消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另一方面也折射了汉匈双方的对峙的民族关系。

5.以地名、数字等来命名的隧名

如居延候官下的居延隧;卅井候官下的山东隧;肩水候官下的金城隧。都是以地名来命名的隧名;甲渠候官下的第一至第卅八隧,是以数字来命名的隧名。

二、汉代烽燧命名的文化蕴涵

1.汉简隧名也是汉代军事思想教育反映的标示之一。《史记·曹相国世家》云:(曹参)“先登,迁为五大夫。”(周勃)“先登,赐爵五大夫。”(《史记·绛候周勃世家》)钱大昕认为“五大夫以上,始得复其身。”[⑤]也就是有五大夫爵位者可以不服徭役。另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也说:“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卻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可见,先登是英勇杀敌的一种行为,政府常常因此给予不菲的封赏。《表》肩水候官下有先登隧,用先登来给烽隧命名,无疑,有教育鼓励边防将士积极杀敌的用意。《表》殄北候官下有止奸隧,肩水候官下有禁奸隧,也是防止守边人员有不轨行为和犯罪的图谋的用意。

2.汉简隧名也是汉代社会心理反映的标示之一。汉简隧名不单单是汉代边防生活中给地理实体所起的名称,它也反映了民族的心理特征。汉简隧名含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如《表》肩水候官下有安众、安世隧,反映了儒家向往和追求和平的理性思维和一贯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身修养哲学。如《表》肩水候官下的安农隧则反映了汉代社会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汉民族农业社会色彩,同时也是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体现。

3.汉简隧名也是汉代社会信仰反映的标示之一。汉代人在给烽隧命名时,命名本身不仅体现了客体的属性特征,而且含有强烈汉民族的感情色彩。反映在烽隧的命名上有一种祈福心愿。他们给予烽隧以吉祥的名称,希冀袪恶禳灾。比如《表》肩水候官下的辟非隧有这样的寓意。《汉书·楚元王传》载: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师古曰:辟非者,犹辟邪辟兵之类也。又如,《表》肩水候官下的如意、乐昌、欢喜、万福隧,《表》广地候官下有万年、乐哉隧;《表》橐他候官下有延寿隧,延寿有祈求延年益寿之意,《表》甲渠候官下有万岁隧,这些都是他们向往吉祥、美好、幸福的生活心理的反映。
4.汉简隧名也是汉代社会文化扩散的标示之一。在汉简隧名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汉代以收降、受降、使降命名的隧名,《表》居延候官下有收降隧,《表》卅井候官有使降隧,《表》肩水候官下有受降隧。西汉武帝曾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在高阙西北大规模兴建受降城。[⑥]修筑受降城的原因是: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⑦]汉闻此言,故筑受降城。在文献记载中,还发现与招降相关命名的职官名称有受降都尉。[⑧]固然这些烽隧、职官未必一定负责与招降相关的事宜,但至少表明在汉人的头脑中已对招降思想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而且在边防烽隧上以此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扩散现象。

文化扩散是指文化现象的空间移动过程,文化源地是文化移动的起点。[⑨]汉简隧名以儒家文化为起点,通过隧名这一媒介来扩散。使得中原汉文化在边远地区得以传播。文化分布是文化移动的结果,文化扩散将文化起源与分布地区联系在一起。文化扩散与人类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汉代边境上汉匈紧张的军事活动,同样也引发了文化的扩散,这些汉简隧名是作为象征思想文化扩散的印证之一,它们真实地将儒家文化扩散与合流记录下来。

三、结语

总而言之,汉简隧名,犹如化石一样,是浓缩着的历史,是缩写着的文化。而且,汉代人特别注重烽隧作为军事实体存在的客观条件和地理特征。汉简隧名也暗示了文化沟通,昭示了一定的经济关系,折射人们、民族之间的活动。另一方面,汉简隧名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它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汉代边防人员的生活起着一定指示作用。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是汉简隧名命名的源头,它为隧名确立了丰富的内涵,汉简隧名同时也昭示民族传统文化的演变及整合。



注 释:

[] 《第十表·隧简表》,见陈梦家著:《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95页。

[]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1959年,下同,第2896页。

[]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再答袁简赍书》。

[]  [ ]史游撰:《急救章》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再答袁简赍书》。

[]  鲍桐:《受降城和满夷谷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

[]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2915页。

[] 《汉书》卷九十《酷吏传》,1962年,第3664页。

[]  周佳泉:《地名的文化感悟作用》,《中国地名》1999年第3期。

 

(原载《中国方域》2004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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